李宗陶:上海走过场后,如何理解奈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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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厌这个问题。”奈保尔坐在轮椅里,有些虚弱地说。

这是8月14日下午,杭州市图书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和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对谈之后,当主持人请他推荐其作品中最该阅读的一本,终于,产生了奈保尔式的回答。

维迪亚·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爵士82岁,身型短而宽,有方有圆;胡子修剪得像一座梯形花园,有灰有白。黄中带焦的脸上,眼神依旧锐利警觉,只是强度比年轻时弱些;那对短眉的起点上,始终打着两个结,即使在他笑容满面的时候。

他的双手常握成拳,搭在腹部。这是泄露职业秘密的所在――在过去65年里,这位出版了35部著作的作家因为过度使用手指,常常不得不用胶带把酸痛的它们缠起来。

当麦家讲起他的爱情故事,奈保尔和身边一袭金黄色宽松长裙、左鼻翼有鼻钉闪烁光芒的妻子――前巴基斯坦记者娜迪拉·奈保尔(Nadira Naipaul)显然听得很带劲。基于奈保尔夫妇邂逅、相爱的经历,可能,勾起了回忆。在2008年出版的《世事如斯:奈保尔传》(The World Is What It Is: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S. Naipaul)中,作者帕特里克·弗兰奇(Patrick French)叙述过他们初识的场景:1995年10月,在拉合尔(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的一个派对上,纳迪拉, 当时离异,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问奈保尔是否允许她献吻,作为致敬。

应上海书展邀请,奈保尔夫妇首次访华。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他出席了新书发布会、对谈会、诗歌朗读会,并在8月17日晚上度过了一个有香槟和烛光的生日会。娜迪拉全程充当丈夫的代言人,每每拦截活动中记者或观众向奈保尔的提问,因为她自信“我们在一起20年了(他们于1996年4月结婚),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也许,东道主并不希望这位素来以毒舌为言说特征的客人真的说出些什么,他们更需要一位够分量的压秤者。很难想象在一个热闹的中国集市里,人们能够招待哪怕20年前的奈保尔――那时候,他还有足够能量把听众们呛出各种愣来。而年迈衰老、被生存写作和思考拖得疲惫不堪的这一个奈保尔,与好客的、崇尚各种国际名牌(如诺贝尔牌)的当下中国,难能可贵地匹配上了。

8月11日,上海思南公馆,奈保尔《大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1979)新版译本等三部作品中文版的发布会上,中国作家止庵真诚地、毫不吝啬赞美之辞地尽显地主之谊。在记者提问的中间时段,一位十岁出头的小男孩忽然出现,就立在我的左肩旁萌态可掬地向奈爷爷发问:“我读过您的许多作品,非常喜欢;请问您写作的动机是什么?”

奈保尔怔了一下,旋即在脸上组织了一个无奈的、略显不耐烦的笑:“你若是作家,就得一直写一直写,这就是全部动机。”

10岁时,奈保尔就想当个作家。在《寻找中心》(Finding the Center,1984)的序言里,他写道:“写作者的一半要务是发现主题,而我的问题之一是生活斑驳色杂,满是动荡和迁移:先是跟祖母住在信德乡下的房子里,那里的宗教和社会习俗仍然接近印度村庄;到了西班牙港(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黑人、街头多种族多文化的混杂生活和我在女王学院的有序生活交织;然后是牛津大学、伦敦、BBC广播电台的工作间。当我尝试开始写作时,不知该聚焦哪一段。”

奈保尔祖父身份是契约奴隶,父亲曾是砍甘蔗的劳工,后来成为当地报纸的记者,而他,是生长在西印度殖民地的印度族孩子,在法语环境里接受英语教育,最后定居伦敦,又常年漫游在众多第三世界国家里。

西方世界认可奈保尔,很大程度是因为他通过自身经历反映了西方殖民史的一个面向。对于他自己,打造个人经历与时代的镜像关系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那里有他自小离家、求学旅行、观察思考的生命本质。他的笔下总是弥漫着来自种族和文明的冲突,他习惯以一种狠、一种深刻的准来展现它们。

而对于一般读者,人类普遍而抽象的孤独感,无根、无故土的流浪感很能够激起一些人的共鸣。在文学层面,殖民地人群卑微、鲜活的生命图景也相当动人。奈保尔确实把旅行,把对政治、历史、文化、理念的尖锐分析和对人生的反省完美地糅在一起,炼成了一门艺术。

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1961)的引介里,奈保尔提到一个因父母间种族之争而自杀的男孩,他们曾彼此喜欢对方,男孩的离世让奈保尔痛心。他说,如果继续留在特立尼达,他也很有可能自杀。如果从心理学角度考察,那受伤的童年无处可藏地垫在他几乎所有作品的底下。

在《世途》(A Way in the World,1994)里,活生生烧死了一个警察的一群人跳着舞、唱着歌,把暴行当笑话在讲。描述这种歇斯底里的荒诞时,奈保尔使用的主语始终是“我们”(Us)――这个特立尼达岛上的人们惯用的词语本身就包含一种概念上的荒诞:人注定是一群一群的。

童年他就知道,在身处的这个农业的、被殖民而又自治的“种植园”之外,另有一个辽阔世界。他想象在那里,没有可怕的因宗教而生的家族冲突,没有那么多思想层面上的谴责和审判,人人有趣,并为真实的自己满足――后来在英国,他确实找到了一种更宽容的人与人相处的方式。

“我感到十分压抑,那真是再痛苦不过了。我想逃离特立尼达岛。我能逃离它真是太幸运了。毫无疑问地,我已经治愈了我的创伤。从离开的那一刻起,我拥有了可以为之努力的新生命。”1998年,奈保尔在接受《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专访时说。

《米格尔街》(Miguel Street,1959)就是在这种轻快喜悦的逃离中收尾的――

“离开了他们大伙儿,头也不回,轻快地走向飞机,只看着眼前自己的影子,那在跑道路面上跳动的小矮子。”

当父亲以印度教为立足点讲述着来自外部敌人的残酷故事,少年时期的奈保尔就有探索人们内心世界的想法。在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中他说:“我们必须自省,看到自己的弱点。”只是他的方式相当粗暴,犀利与残忍并存。然而往往,在他那极端的悲观里,人们又能嚼出一种另类的幽默感,类似特立尼达人的词汇“picong”,包含嘲笑挖苦和辱骂。在经年摸索之后,奈保尔找到了一种顽劣的、机锋毕露的言说方式,故意模糊好与坏的边界,把读者弄晕。

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错过了为奈保尔写授权传记,但基于较一般读者丰富得多的阅读和对奈保尔本人的观察,形成判断:“1950年代特立尼达的黑人政客追捕印度少数族裔的事实肯定影响了奈保尔对出生岛国的看法,他对非洲文化和政治的尖刻评论也暗示着他对黑人的态度不那么友善。”(《纽约书评》,2008)

另一本准传记《维迪亚爵士的影子》(Sir Vidia’s Shadow,1998)的作者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是与奈保尔相识30多年的老朋友,他专门就上述“不那么友善”提供了注释:奈保尔最喜欢用来鄙视他人的用词是“黑鬼”。而读过这本书诞生的过程,以及索鲁对奈保尔的早期崇拜、后期贬损――它们表现出同样的强烈――读者不难得出印象:这二位老兄在品性上实在是半斤八两、相得益彰。

2011年5月底的一个周末,在割席断交15年之后,二人在海伊文学节现场相逢。无论如何,索鲁走向奈保尔,伸出手,“我想念你。”奈保尔先看了看妻子(他曾怀疑索鲁与前妻有染),然后握住伸过来的手,“我也想念你。”

很有可能,《世事如斯》是奈保尔为了修正《维迪亚爵士的影子》里的某些东西而起意大方授权的。此次,奈保尔在上海告诉记者,《世事如斯》的出版“是个错误”(在奈保尔的高度坦白之下,不可避免地诞生了一部公开诸多个人隐私的传记作品,包括主人公的同性之爱、对妓女的兴趣,对婚姻的不忠和对妻子情人的虐待);当被告知它也已被译成中文出版,奈保尔的反应是:真的啊!纳迪拉则是:太糟了!

一些聪明的评论者早已学会将作为作家的奈保尔和作为人的奈保尔分开来讨论,以免尴尬。即便如此,我们真的读懂奈保尔了吗?

阅读史上,作者的心思与读者的收割失之交臂、错为表里甚至南辕北辙本是寻常。在《来自第三世界的痛苦报道》(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Literary and Cultural Essays,2013)中,文学理论学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就有指出:“我们已经习惯把奈保尔的作品看作是对第三世界的真实报道,因为他在那里采访,揭示它的愚蠢、腐败以及丑陋,在那里,他是值得信赖的。但是这种报道经过西方语境的过滤,原本揭示的意义很可能会被误读、扭曲或利用,他所批判的第三世界成为第一世界的再制品,成为一个异化的世界;那里的痛苦成为被观看的风景、被评议的对象、被建构的理论,那个真实的第三世界反而没人在意了。”

重温萨义德在20多年前基于东方主义对奈保尔的强烈批判,不难读出一种单向度的偏见――误读、曲解和利用,在东方与西方、在不同文化间实是一种相互运作。而民族主义这种理论框架本身,也正在经受思想界新一轮的辨析。

伊恩·布鲁玛在2008年发表于《纽约书评》的文章中写道:“奈保尔的复杂性绝不是一句种族主义就能打发的。因为事实上他写非洲和亚洲时笔下的亲密感和同情,要比许多对人性只有抽象概念、教人着急的左派要多得多。”

伴随着对奈氏作品阅读面的扩大、对异族文化的涉略,以及对奈保尔其人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人对他“背对故土”的去国者、局外人姿态,以及字里行间透露的气息有了同情。

和奈保尔对祖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概括――“地图上一个不重要、缺乏创造力的愤世嫉俗的小点”――相比,当下中国人普遍的情绪以及“你打算移民吗?”的炙手话题,表明不认同和无根感也可能具有普世性,尽管它们的原因千头万绪。

“人们总觉得存在一个个单独的文化区域,事实上从来没有。所有文化一直都是交融在一起的。比如罗马,伊特鲁利亚原来就在那儿,还有很多城邦围绕着它。还有东印度群岛,印度人到那里去寻找更偏远的故土。还有穆斯林文化的影响。人们总是来来往往,这个世界一直处在迁徙之中。……我也不认为我是混合文化的典型。我总是想着我的书。”在接受《巴黎评论》专访时,奈保尔这样说。

“维迪亚的道德轴心不是白种欧洲文化,也不是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印度教文化,他的道德轴心是内在的,是他自己。”传记《世事如斯》的作者帕特里克·弗伦奇这样写道。

这个少年时代就自命不凡,急于成就自己的人,便利地采用了一种旁观者的姿态、一腔零度的情感面对所有的文化――如他此行在上海反复提到的“我只是一个观察者”――他超越了一切殖民地的伪饰和大都会的傲慢,只在意讲述他眼中的真实。这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惟一能够从他那里获得忠诚度的,事业。

“写作是在深刻理解事物之后的一种持续斗争,是唯一高贵的心灵召唤。原因是它探索真理。你必须知道如何看待自己的经历,你得理解它,然后理解这个世界。”他对《巴黎评论》交待。

在奈保尔身上,确实有着视写作为至高无上的情怀,也造就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卓越。从《巴黎评论》的长篇专访中翻拣出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出道之前的细枝末节,或可供人理解奈保尔纯粹的那一面――

他的第一部小说始于1949年,是个长篇,主题滑稽:一个来自特立尼达岛的黑人给自己取了一个非洲国王的名字。他花了两年时间写它,当然,不曾出版。

五年过去,他已从牛津毕业,仍旧籍籍无名。他试图找到完全属于个人的风格和语调,而不是模仿或借用,这一度让他陷入低谷。

“一个当时看了我作品的人跟我说,不要再继续这么写了,那简直是垃圾。我真想杀了他,可我知道,他是对的。”

一片灰暗之中,父亲的一本书和1554年出版的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小癞子》让他依稀摸到了门路。

“短篇小说《小癞子》讲述了一个在西班牙帝国长大的贫穷小男孩的故事,我很喜欢它的风格。我结合了两本书中的特色,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个人的风格――融合了个人的观察、民间故事、剪报和个人经历。”这就是写于1955年的《米格尔街》。

后来的坦途多半为人所知。然而,缺乏灵感、写作变得异常沉重的时期经常出现――绝望的奈保尔会改用铅笔写,因为没有把握。他是那种写得比较慢的作家,顺的话一天可能出产一千词;在65岁左右,顺也只能带来一天三百词。他像钟表匠一样写着。得以坚持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从不怀疑自己,他一早认定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不少读者对奈保尔朴实而节制的语言有印象,老朋友索鲁告诉我们,这是作家刻意追求的结果――

“他下笔非常谨慎细腻,每个效果都经过悉心推敲,那是字斟句酌的质朴无华。他特别擅长用原义,同时发掘出模棱两可、细腻微妙的歧义。任何带有炫技意味的措词,或刻意表达风格的夸耀虚矫的材料,他一概鄙视。他从来不给自己的见闻和感受涂脂抹粉……”

这个将写作视为生计,同时将一生奉献给它的“坏男人”在2001年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8月11日,在上海思南公馆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有中国记者以莫言先生为比照,打探他是否也同样为获奖困扰,“我没问题。”他轻松地说。

是的,获奖后他轻松地把全部手稿卖给了俄克拉荷马大学。这个奖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他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索鲁在《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中说了,获奖后的奈保尔,学会寄贺年卡了。

李宗陶是资深文化记者,南方报业集团ART 289杂志总主笔。

实习生孟衎衎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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