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岁时发表第一篇以“反专制”为主题的小说开始到40岁的20年间，我一直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启蒙主义者，包括对波澜壮阔的1989年全国民主运动的评价，不管是事前、事中和事后，我始终认为这次运动的第一要义就是广泛、公开、彻底的全民启蒙，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结局的民主运动，与其说是民主运动的结束还不如说是民主运动的开始。但40岁之后，我开始认识到仅仅启蒙是不够的。简单说，启蒙就是要唤醒人的意识，对人的权利开始自觉，认识到专制的丑恶与不公。包含在这种“启蒙论”中的一个想当然的命题就是：人一旦从臣民觉悟为公民，就一定会以人的姿态反抗强加于自身的专制。自1989以来17年的事实证明，这个想当然的命题是大有问题的，人的权利意识可以觉醒，但觉醒之后并不必然导致对专制的自动反抗。人还可以继续选择对专制臣服，继续选择对专制顺从，可以继续忍耐专制强加的羞辱和人格摧残。区别在于启蒙之前认为专制的存在是当然的，是必须接受的，因为国家是皇帝的，自己作为臣民，也是皇帝的子民，因而不会觉得被专制是一种羞耻；启蒙之后虽然知道自己不应该被专制，也知道被专制是一种极大的羞耻，但因为内心的恐惧和怯懦，不敢以身反抗，争取自己做人的天赋权利，于是把万般羞耻埋藏心底，选择了和启蒙以前同样的生活方式，顶多暗地里大骂几声专制，发泄一下内心的痛苦，平时装出一副并未发蒙的样子。人性是有缺陷的，怯弱就是缺点之一。
为了说明乌托邦专制与皇帝专制的区别，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举过一个十分恶俗的例子，又因为实在太恶俗，发表前我予以删除。现在我又想到这个例子：一个贪婪美色的大骗子对美女说：和我上床吧，我将会给你别墅和汽车。因为骗子总是出色的表演艺术家，所以美女就信以为真欣然和他上床，日复一日心甘情愿的接受骗子的百般玩弄，美女每每受不了糟蹋，甚至发现骗子只沉迷美色不谈别墅汽车时，也时有怀疑，但骗子就一会儿整风一会儿反腐一会儿搞先进性教育一会儿换穿一身新衣服，并发誓赌咒说反正他一定会给她别墅和汽车，并说和她上床就是实现别墅汽车的初级阶段，为了别墅汽车这个人类最伟大最美好的理想，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这个骗子与美女的游戏，其结果是骗子在未来永远不可能兑现别墅和汽车的伟大理想，但在现实中却每时每刻实现了对美女肉体的全面占有。皇帝的专制很简单，不用编排一套美丽谎言，直接派太监把美女扛进皇宫就行了，因为天下美女都是他的私人财产。对皇帝臣民的启蒙，是要告诉她你是独立的个人，与皇帝地位平等，不是他可以随时占有的私产；针对乌托邦专制的的启蒙，无非告诉她：那个家伙是江洋巨骗，他撒下弥天大谎，根本没有能力为你购买汽车别墅，甚至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他所说的别墅汽车那种玩意儿。
现在接着这个故事往下说。假设我们给这个上当受害的美女启蒙，可能会出现这么几种结果：一是美女觉悟，痛斥骗子嘴脸，奋起反抗，离弃了他，从此不受他的侮辱；二是美女觉悟了，但慑于骗子的淫威不敢反抗，或者害怕失去骗子已经给她的一点现实利益，不想反抗，甘心继续接受骗子的侮辱；三是美女振振有词，认为你别有用心，成心搅和，或者认为你根本不了解人家，误以为人家是骗子，其实人家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我别墅汽车，因为人家每次说买别墅汽车时，都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只是暂时遇到经济困难无法立即兑现而已……
第一种情形就不用说了，第三种情形其实没什么话可说了，我有话想说的，应该是第二种。对于第二种情形，重要的已经不是启蒙了。我相信当今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不再需要启蒙。因为认识到乌托邦专制与皇帝专制同样丑恶、凶残、罪恶的本质，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知识与丰富的人生阅历，20多年之前，我以弱冠之年就能够透过专制机器动用一切手段——从歪曲历史教科书到动用所有媒体为自己化装美容，从体制安排上的滴水不漏到利益安排上的分层诱惑、从不遗余力的谎言欺骗到野蛮无耻的暴力恐吓——所编织的面纱和铁幕，清晰认识到乌托邦专制的本质。时移事易，20多年过去，期间又经历1989全民运动的广泛启蒙，我不再相信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还需要启蒙，我甚至不再相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民众也需要启蒙。
我想质问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知识阶层从整体上犬儒化，或堕落为乌托邦专制的合作者，或被利益收买成为乌托邦专制的顺从者，或者被乌托邦专制的高压恐惧所震慑而装聋作哑忍气吞声苟且偷生，在这种情况下启蒙的作用、目的和意义何在？已经觉悟的知识群体可以犬儒化，难道经过启蒙的民众就不能步其后尘也犬儒化？知识阶层在专制面前可以丧失反抗的勇气，难道觉悟的民众就一定会勇敢面对？知识阶层可以日复一日忍耐专制强加的种种屈辱，甘愿道德沦丧，难道在觉悟后的民众身上就一定不会出现这种道德的贫困？监狱的高墙、电网、黑暗囚室、十八般戒具让知识分子两股战战恐惧莫名，难道觉悟后的民众就不会感到同样的恐惧？或者，我想发出更加极端甚至恶意的质问：难道启蒙民众的目的就在于让民众代替知识分子走在反抗专制的前线，为知识分子抵挡子弹？代替知识分子在菜市口慷慨赴死引刀成快？如果这确实是启蒙的目的，那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种卑鄙的启蒙？我们为什么在接受了专制强加的羞辱之后还要再接受自身卑鄙所带来的再次羞辱？因此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现在需要的不是启蒙而是勇气，不是从知识上获得觉悟而是从道德上得到救赎，如果需要启蒙，那也应该是道德启蒙而不是知识启蒙，是对自身启蒙而不是去启蒙民众。其实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自由精神、道德担当和反抗勇气，才是对民众最好、也最有效的的启蒙方式。
例如专制机器把持所有媒体、钳制言论自由不是从《冰点周刊》勒令停刊开始，也不是从整肃《公益时报》开始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用强力压制、扼杀、摧残着一切有言论自由倾向的媒体和行为，每年都有大量的《冰点周刊》事件、《公益时报》事件在不停的、连续的上演着。但这一次，《冰点周刊》的主编李大同和《公益时报》的主编陈杰人在挨打之后叫疼，公开对打人者表示不满，以哭闹的方式进行适度反抗，才将事情闹大，摊到了桌面上，最终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引起强烈、持续的抗议声浪。李大同和陈杰人两位先生是勇敢的，至少他们在1990年代以来，首开了媒体人公开反抗的先例，捍卫了媒体人的尊严，他们不肯沉默，以挨打喊疼的特殊方式表示了自己作为人的存在。
朋友任不寐有言：“专制是对一个内心怯弱的民族的惩罚”。一个不敢公开反抗专制的民族，只得接受被专制的命运。但愿李大同和陈杰人身上的反抗精神能够给人们这样的启示：知识分子对专制的忍耐如果不比专制更可耻，至少是与专制同样可耻的！
文章来源：秦耕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