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记得那个春天,正是解冻破冰时刻,我在吉林大学上大一。那时文革前的一些书籍陆续解禁出版,但供不应求,连新出的《英汉小辞典》都十分紧俏。吉林大学不远处,形成了一个自发的“书市”,我的《英汉小辞典》就是在这个书市上花高价买的。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来到书市,突然在一个小摊上看到一本新创刊的《读书》杂志。随手一翻,乍一下还真不知如何归类,不是文学艺术,也不是思想政治,反正充满以前未见过的“文化味儿”,当即高价买下。开篇的《读书无禁区》,振聋发聩,作者李洪林,记住了。这是1979年的春天,一个禁区又一个禁区被突破、打破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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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林先生在《读书无禁区》中写道:“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象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主人历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图书,就象逃犯一样,被搜出来,拉走了。”“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其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通通成了囚犯。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真比探监还难。”“书籍被封存起来,命运确实是好的,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

在这篇文章中,李洪林先生严肃提出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

此文一出,风行天下。受到“主流”的强烈批判。沈昌文回忆说,1980年他任《读书》主编,《读书无禁区》激起的波澜仍未平息,他几乎天天要同这一件事打交道,这也才知道它真正的分量。1981年,他又两次代表《读书》杂志就《读书无禁区》做检讨去出版管理局做检查。

到了1983年底,在“清除精神污染”中,《读书无禁区》被认为是不要党的领导,反对行政干预,主张放任自流的文章受到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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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反复折腾批判,盖因其触及到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也就是说,人们有没有接受信息的自由?

禁区不断突破、打破。1980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李洪林发表了《领袖和人民》重头文章。反思文革发生的基础,必然要深入到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文革中,这种崇拜、迷信发展到荒诞地步。

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还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这个根本性问题。他的观点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产生人身依附关系。农民依附于地主,全国居民都依附于最高的封建领主――皇帝。和这种社会制度相适应,忠于皇帝一个人,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全国居民都要无条件地服从皇帝一个人的绝对权威,是最高的政治原则。” “无产阶级领袖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和自己的领袖是平等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在领袖和人民的关系当中,人民可以选择领袖,领袖却不能选择人民。领袖如果得人心,人民会拥护他,热爱他,尊敬他,信任他。但是不能要求人民忠于他。”“如果说到谁应当忠于谁,那么,领袖倒是应该忠于人民。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忠于人民。如果要求每个革命干部和共产党员都必须忠于人民,那么,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是更应当成为忠于人民的典范吗?因此,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

他试图从历史观来论证此点:“如果把个人的作用夸大了,就会使领袖脱离人民,变成高高在上的‘救世主’或‘大救星’。好象人民群众都是无知无识的芸芸众生,仰仗领袖的恩赐,才有了光明,有了希望,有了活路。这是个人崇拜,或者叫个人迷信。它神化了个人,贬低了群众,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凡是搞个人迷信的人,多半怀有野心。野心家用个人迷信愚弄群众,为的是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人民最现实的反面教员,就是林彪和“四人帮”。他们狂热地搞个人迷信,不正是为了自己篡党夺权吗?”

个人崇拜在文革中具体规定了“恶攻罪”,把对领袖的任何批评或不满,都以“恶攻罪”来“专政”。所以,李洪林先生在此文中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领袖能不能批评?”

他的观点是:“按照个人迷信的原则,领袖是不能批评的。理论上的根据是:领袖没有错误,也不可能有错误。既然没有错误,当然不能批评。反过来说,谁要是批评领袖,那就是批评一贯正确的人。被批评的人既然一贯正确,那么批评者就一定是错误的。”“到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又升级了。批评领袖,不单是反党,而且是反革命。不要说批评领袖本人,就是偶一不慎,对领袖的名字或像片或语录,有所‘不敬’,都被叫作恶毒攻击’,都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社会发展史上,只有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即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才把个人和国家等同起来。“朕即国家”,反对皇帝就是反对国家,这就犯了大逆不道罪。”

他的结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搞这一套,实在是极其严重的“抹黑”行为。其实林彪、“四人帮”搞这一套,完全不是出于所谓对领袖的尊敬,而是为了用这根棍子残酷地镇压群众,为了建立他们的‘林家王朝’或‘江记王朝’。”

这种“谁应当忠于谁”的问题,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谭嗣同在《仁学》中早就写道:“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都是取之于民,作为“为办民事之资”,“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 这个时代课题,谭、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改革开放充满波折,思想解放、启蒙更是大风一阵又一阵大浪一波又一波。1983年,李洪林先生被免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之职,就任福建省社科院院长。1987年,他被免职,回京闲居。

曾任《读书》主编、三联书店“老总”的沈昌文先生,最近将他保存的一些文档,都是文化界名人的信函、稿件,影印出版,名为《师承集》(海豚出版社2015年出版)。其中收有1992年6月下旬李洪林先生给三联书店的一封短信:“我因遭人诬陷,1989年被拘禁。拙著《理论风云》及《四种主义在中国》谅亦同时遭禁。今我早已无罪释放,想买几本自己的书,但遍觅各书店,并无踪迹。不知拙著皆已售罄,或仍在被禁之列?按拙著皆为普及三中全会路线所作,于理于法不致遭禁。贵店如有存书,请各售二本給我,价款当即奉上不误。如另的情况,请示知为盼!”(《师承集》,第143页)一代“理论风云”人物,遭遇如此,确确令人黯然神伤。或许,这就是思想启蒙在中国的命运的象征。

来源:雷颐游走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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