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访问,一个突出的印象是,普通日本人不是亲中国,就是怕中国。这个中国不是人民中国,而是政治中国,是中共。这一点与美国人很不一样。在美国,一谈中国,美国人心中立即涌起的往往是对具体的中国人的感情。然而在日本,一谈中国,笼罩日本人心灵的似乎只是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政府。

我在韩国呆过一周,这一点与韩国人也不同。韩国人对于政治中国,精神上很独立,没有特别的畏惧或亲近。日本很不同,历史的愧疚感,加上亲中势力长期主导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使得普通日本人都成了精神上的侏儒。对此我感到有一种别样的心酸。

要说愧疚,再没有中国共产党更应该感到愧疚了。它直接杀死和间接杀死的中国人民比日本多,它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比日本深重,可是至今它仍然自称是“人民的大救星”,仍然到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相比,即便是日本那些亲中的左翼政治家也都太善良了。

仔细揣摩日本朝野的亲中,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亲中国,而是迁就中共,不愿得罪中共,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怕字。在日期间接触的日本朋友,或为学界的,或为商界的,他们几乎全都要与政治中国打交道。学界的怕进入中国政府的黑名单不能自由出入中国,商界的怕被中国政府盯上影响在中国做生意。为此而做出亲中姿态,他们是为违心的,自己不舒服,也令他人不舒服。

一位日本教授告诉我,不久前他在中国某大学作学术演讲,自我介绍时提到,八九六四时他在天安门广场,当时是驻北京记者。就这么一句话,吓得东道主在台下直搓手:“提到六四,这可怎么办哪!”作为民主国家的学者,他内心对中国同行如此恐惧和对中国政府封杀六四是不齿的,可是他又不能不克制自己的言行,隐藏自己的褒贬。

在北海道大学的演讲会上,我对在场的所有学者和学生提议:一切关注中国问题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一切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一切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都应该在自由、民主、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发声,而不应只是在人权灾难和各种反民主、自由的丑行在中国发生之后,你们正好拿来做研究中国的例证。

这样的学者和学生是不负责任的,是冷血甚至是嗜血的。凡爱中国者,都不应把现实中国纯粹当成戏园子,都不应只把中国的各种反人道现象当成纯粹的分析研究标本。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民主化历程中,需要无数的吹鼓手和活动家。这是日本和中国所有关心人权、自由、民主问题的学者和学生的一块新的用武之地。

其实不仅是日本,欧美的中国学学者对中国的心态也都是扭曲变态的,是怕流氓的亲流氓,是怕绑匪的亲绑匪。这种态度不仅害自己,也害了流氓,害了绑匪,使得他们在耍流氓和绑架的邪路上越陷越深。他们因此以为耍流氓和绑匪生涯可以吃遍天下。

《朝日新闻》的一位资深记者,曾驻北京,从广岛乘车五小时到大阪看我。我们谈论了许多问题,交换了广泛的看法。他说他看了我的许多文章,非常喜欢。他特意从网上下载一篇被译成日文的短文《汉语的复数问题》带给我,说这篇学术短文写得真好。

可是有一点,我的《讨伐中宣部》里有称中国政府是“非合法的”政府,他不能认同。“难道不能用‘腐败的’吗?”我说不能。我们争执了半天,始终不能彼此“搞定”。最后我说:“你说你们日本政府也不尽如人意。是的,我承认。可是尽管日本政府不尽如人意,毕竟是你们日本人四年一次选出来的。可是我们中国的政府,自打1949成立以来,五十七年从来没有让人民选举过,你说它是不是‘非合法的’政府?”

他很不解:“你们每年不是有人大会吗?现在两会还正在北京进行。”我说:“是的,我们有人大。可是你知道吗?那些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各级党委书记圈定的?”“原来如此。”“可不就是原来如此!”在场的中国同胞事后告诉我:“这是典型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心态,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有说不出的曲意回护。”我说:“今后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这点,迁就中共不是亲中国,甚至也不是亲中共,实际上是害中共。”

2006年3月21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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