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定伪造一份《顺天时报》专供自己老爷子看的故事早已成为历史的笑料。对这个故事,各有各的解读:为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惋惜者有之,为袁克定帮倒忙“欺父误国”恨恨者有之,等等,却没有人问,假如这张报纸是真的呢?假如当时全国的报纸在袁世凯恢复帝制问题上都是“拥护”一个声音呢?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纵观袁世凯图谋称帝的过程,能看到他还没有颟顸到对天下大势一无所知。不然,他何必煞费苦心,做了那么多制造和盗用民意的文章:又是授意杨度组织筹安会,鼓吹共和不合国体、只有帝制才符合国情,又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和梁士诒、段芝贵等组成十人班子,密电各省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上劝进表,(还居然有十九省的将军、都统、护军使一齐向袁世凯效忠、劝进);还组织了五花八门的“公民请愿团”,乃至女子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都纷纷上了街,手持各色旗帜,叽叽喳喳,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俯顺民意,早正大位……各种滑稽表演,轮番上台,热热闹闹,不一而举。最后,袁世凯还煞有介事地召开所谓国民大会,让“民意代表”决定取舍。刺刀下,参加投票者1993人,赞成帝制1993票,无一人反对,无一票作废,凯歌高奏。

真所谓百密一疏。袁世凯似乎很看重民意,也懂得从他经常看的《顺天时报》上了解舆情,却不懂得仅看一份报纸是不够的,这就为袁克定伪造报纸留下了机会;更不懂得,报纸既能反映民意,还能操纵、制造民意,并且影响力更快、更高、更强。

美国第三届总统杰斐逊有一句名言:“宁要没有政府的报纸,不要没有报纸的政府。”那得看在什么政治环境下。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包括报纸、电台、电视在内的新闻媒体,不是社会的公器,而是专制的帮凶。袁世凯不懂此中秘笈,仅仅把精力用在搞劝进表这类背时的东西上,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历史不能假设,但有逻辑可循。现在想,倘若当年袁世凯父子懂得新闻媒体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懂得要过把皇帝的瘾,不仅要靠枪杆子,还得靠笔杆子,从而把《顺天时报》等全国所有的报纸都接管过来,统统让他们做了上门女婿,弄它个千报一面,舆论一律,那会是一番什么光景?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样本。《一九八四》是一部政治小说。书中用很大篇幅描述了大洋邦最高统治者“老大哥”如何通过真理部控制报纸、电幕、文艺等,来为实现大洋邦的帝国梦大造舆论,要风有风,要雨有雨。

比如,真理部提出:“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精工刻写在真理部高达300米的金字塔式的白色大厦上,格外醒目,伦敦人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

大家相信吗?买账吗?当然相信,当然买账,也不敢不信,不敢不买账。大洋邦有的是唯“老大哥”之命是从且无处不在的思想警察,“思想警察才要命”。更要命的是,经过长时间的洗脑,人们除了相信真理部的宣传就不知道还该相信什么了。真理部在每天的电幕上有个固定栏目,叫做“仇恨两分钟”,大约相当于我们曾经亲历过的“诉苦大会”。这个节目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有明文法例强迫你参加演出,而是那种身不由己的气氛。只要你置身其中三十秒钟,你不需要任何借口,自然会感染上一种近于痴狂的恐惧和复仇的意念。任何一个观众这时都有冲动要杀人、用鞭刑折磨人,或用大锤把敌人的脑袋打得稀烂。每个人都会像触电一般受到这种激昂情绪所左右,意志力完全松懈,变成面目狰狞、狂呼乱舞的疯子。”经历过“文革”那场浩劫的人,对此不会陌生吧?

真理部法力无边,如果有一天“党要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也得相信。二加二得五这新发现党迟早会发表的,这符合他们的逻辑……异端邪说,反成为常识。你独持异见,他们杀了你,这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他们的话是对的。你怎敢肯定二加二真的等于四、地心真的有吸引力、历史真的不可涂改?”“党要你排斥看到的和听到的证据,这是他们最基本的命令。”而“最易接受党的世界观的,就是那些对此一窍不通的人。稍经诱导,这些人就可以接受歪曲得最离谱的事实,因为他们从没想过要为此付出多大代价。”

都说袁世凯复辟帝制荒唐,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荒唐,与大洋邦这一套相比,哪个更荒唐?但人家生生是搞成了,还搞得风生水起,出神入化。

想想看,假使《顺天时报》以及当时全国的报刊杂志都如法炮制,把复辟帝制作为宇宙真理去宣传,把实行共和作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忘我之心进行批判,把共和的害处、帝制的优越性,用生动的、正面的、反面的、宏大的、具体的事例拿出来加以佐证——还怕没有这样的事例吗?专制流氓政权最不缺的就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生动事例,即使没有也能批量地制造出来;用高深的理论加以诠释和论证——还怕没有这样的高手吗?专制集团最大的本事之一就是培植整打整打的无耻文人做吹鼓手。总之,在宣传帝制上,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外到国内,从理论到事实,从新闻报道到文艺作品,连篇累牍地炮制,整版整版地刊登,天天刊登,月月刊登,免费赠阅——不怕没有银子,国库就是专制集权者的钱包。在全方位、全天候、立体化、无死角的宣传中,或狂轰滥炸,或润物细无声,该恐吓就亮剑,不惜声色俱厉,该哄骗就撒谎,尽管舌卷兰花,阴谋阳谋一起出笼,软硬两手交替使用,组织学习讨论,撰写心得体会,人人表态发言,总之,通过各种方式的宣传,让国人真真切切认识到你袁世凯就是神仙下凡,大救星再世,如此下来,国人不把对你袁世凯相信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服从到盲从的地步,才算见鬼!此时之国人也,立场万分坚定,思想高度统一,步调绝对一致,对拥戴袁世凯做皇帝,如醉如痴,似癫似狂,对搞共和者,同仇敌忾,共讨之,齐诛之,恨不能寝其皮,食其肉,如此,蔡锷将军敢不敢出走云南举起义帜,举起义帜会不会群起响应,恐怕就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一九八四》出版于1949年,奥威尔对德国纳粹统治下通过媒体愚弄大众与其说不陌生,毋宁说这部小说就是以其为蓝本。戈培尔刚当上宣传部长就宣布,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体应该是政府手里“可随意演奏的一架钢琴,是能够为政府效劳的影响群众的极为重要、极有意义的工具。”戈培尔警告德国新闻界,“批评的自由以及类似抨击政府政策的东西在新政权下都是不允许的”。宣传什么,不宣传什么,都有明确而具体的严格规定。

比如,1935年4月,戈培尔作出一项指示,禁止刊登政府领导人在宴会上喝酒的照片。他解释:“公众已形成这样一个极端荒谬的印象,认为政府官员过的是花天酒地的生活。”从此,官员在大众眼里就成为可亲可敬的公仆。1938年5月征服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戈培尔要求新闻界把捷克人在边境挑起的任何事端“以小化大”,随后,德国侵占捷克就师出有名——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看的。1938年11月“水晶之夜”过后,戈培尔马上命令各家报纸淡化党卫军丧心病狂的暴力活动,而要强调人民对犹太人的“普遍愤懑”,600万犹太人转眼就成为必须消灭的洪水猛兽。

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

你或许说,那是德国法西斯,不足道,那就看看“以俄为师”的那个“师”。1917年5月1日,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和《年鉴》杂志作家创办了《新生活报》日报,高尔基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到1918年7月16日被迫停刊的14个月时间里,高尔基发表了80多篇文章,其中58篇发表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专栏里。这些文章宣传自由民主,揭露社会黑暗,批判集权专制,惹得列宁很是不快。还好,鉴于他们两人之间众所周知的友谊,列宁对朋友只是下了逐客令。眼不见心不烦。若干年后,等到高尔基被斯大林热情召唤回来时,他就只能对着公众歌颂古拉格群岛(劳改营)的幸福生活了。消息报没消息,真理报没真理,除了标点符号没真的,六十岁左右的人对这几句话太熟悉了。

因为要写这篇文章,到网上查找苏联时期有关媒体的情况,意外地看到《环球时报》环球网2013年11月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曰:百年《真理报》,不想偏离真理。这真是一篇奇文。原苏联共产党人、现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曾痛心而尖锐地指出,“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个垄断制度,即共产党员以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真正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有不能说却可以尽管做的特权福祉——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三个垄断下,苏共利益集团穷奢极欲,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停滞不前,对外行霸权搞扩张有增无已,民间政治笑话层出不穷,不胫而走,《真理报》对此可有丝毫的揭露与批判?哪怕是小骂大帮忙!一个对不堪现实装聋作哑的报纸,谈什么“不想偏离真理”!。

还说袁家父子。袁克定只懂得用一张伪造的《顺天时报》哄骗老子,而不懂得哄骗群众,不仅复辟的梦没做成,连铁定的终身大总统的宝座也被掀翻,身败名裂,徒引天下人笑。

这实在是一场净赔不赚的买卖。一个雄心勃勃的复辟梦,硬是弄成个小孩子过家家一般!

都说历史总是要进步的,从袁世凯当国到如今,已经过去了一百年,在一些地方,民主自由还是个奢侈品,就说金氏家族,将国家最高权力父传子,子传孙,与当皇帝有什么两样?老百姓还千恩万谢呢!再看那位我们的“老朋友”穆大人,自1980年出掌津国以来,把个非洲粮仓生生折腾到通货膨胀率飙升到2200000%,如今93岁高龄、土埋脖子了,还稳居总统宝座,该玩啥就玩啥,让多少执政者羡慕得直流口水。瞅眼下他那架势,不到咽气撒手那一天,怕是不会离开总统宝座了。奥妙何在?无须多言。看人家,想自己,望历史,思当今,袁氏父子地下有知,还不得再一次背过气去!

笔走此处,突然想起很正能量的一句话:你能欺骗一部分人,却不能欺骗所有的人;你能欺骗人于一时,不能欺骗人于永远。但问题是:如果人家欺骗的这一部分人掌握了大部分甚至是全部人的命运呢?而所谓不能欺骗人于永远,永远是个什么概念?是不是要等到欺骗者翘了辫子?我们总不能老是等“人总是要死的”这一自然规律发生作用,才敢说出皇帝没穿衣服吧?况且人家还有儿子、孙子……呢!

这是一个问题。(2016.6.26)

来源:共识网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