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没于批判性的杂文与意识形态的解释之间,朱铁志的左右互搏终结于26日的地下车库,这个过于疲惫的交战者,一如他的好友,人民日报大地周刊的主编徐怀谦2012年作出的选择一样,最终走向了不归路。从此,中国少了一个优秀的杂文家;体制也失去了一位意识形态的解释者。

朱铁志的境遇令人扼腕同情,无论如何,在生存和自我择灭之间,后者都是一个悲剧。就个体而言,人的生命并不完全属于自己。中国古人常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轻易毁伤。”基督教也认为人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不能随意毁坏。徐怀谦、朱铁志做出的选择,既残酷,又决绝。理念和现实的差距过大,与两人的不幸不无关联。

20160628092755603

在朱铁志身上,喉舌与批判者的角色,构成了其生命中撕扯的两极。就其本职工作而言,朱铁志负有意识形态解释和传播的重大任务。在201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说,“在我心中,这份职业是一份崇高而神圣的事业。用我有限的智慧和能力为党的理论宣传事业略尽绵薄之力,通过自己笨拙的笔触努力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感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党的理论宣传事业,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找到了结合点,为此感到踏实和自豪。”

另一方面,朱铁志又是一位深据批判意识的杂文家。早在少年时代,他就敬佩鲁迅,向往文学。30多年间,他写作出版了《固守家园》《精神的归宿》《沉入人海》《思想的芦苇》等近20部杂文集,共计200余万字。2002年,他以《精神的归宿》一书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他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被誉为“当代中国杂文界的中坚力量、中青年杂文作者的领军人物”。去年,他还主编了30卷的“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书系”。在发布会上,朱铁志说,“我个人认为杂文家是知识分子当中特别可爱的一群人,不管社会对他褒也好,贬也好,初心不改,痴心不改,他们是中国的良心,正是由于我们的社会群体当中有这样一批人的存在,我们的社会更加充满希望,我们的文化更加充满希望。”

喉舌要求恪守纪律,我注六经,对自上而下的官方意志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杂文又要求敏锐的批判意识,鞭挞那些丑陋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在朱铁志体制内身份的职业要求,和他作为鲁迅式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杂文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要调和两者,显然并非易事。对此,朱铁志有自己的见解。6月16日,他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杂文创作暨老土《牛头马嘴集》研讨会”上说,“我们(他与老土)的供职单位都在弘扬主旋律,但更应注意表达多样性。人民群众对党报党刊有更多期待,我自己写文章也存在多样性不足的问题,在党报党刊,写文章有党气是理所当然,但不能把党气写成官气,写成庸俗习气,写成居高临下之气。身处党刊不代表是真理化身,还是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从人民群众的视角来反应观点,要把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写杂文好比建筑工人高空作业,要注意安全,不能从脚手架上掉下。”没有人会想到,此时,离他生命的终点只剩下10天。

宣传必须秉承上意,时刻保证“思想正确”。在具体的实施中,它既需要灌输,标榜自己唯一正确;它同时也需要压制,将那些针锋相对的异议扼杀于摇篮。批判必须犀利而勇敢,以普遍认可的价值为标准,对于权力的蛮横和滥用高度警惕,并毫不妥协。由于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分化,在上层意志和批判立场之间,部分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体制性改革迟迟没有启动,更是导致了这种矛盾的加剧。以朱铁志的身份和地位,获晓的实情必然远远多于普通人。如果这些频繁传出的信息,构成了对其信念和价值系统无法回应的挑战,那么他就会陷入巨大的幻灭与虚无,并抽空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这就是徐怀谦、朱铁志所面临的困境:体制内的身份要求在思想上时刻紧跟,并恪守严格的纪律,与体制共进退;杂文家的身份又要求一定程度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其锋芒所指,正是前一种身份所代表的权力体系。如果仅仅是一个的官僚,大可选择做艾希曼,成为权力的工具;如果仅仅是一个杂文家,大可选择批判性的立场,针砭时弊,嬉笑怒骂。对体制的依附,批判者的独立意识,两者可谓天敌。徐怀谦、朱铁志将这这两种身份、两种特性汇集于一身,就仿佛难以控制,不可调和的左右互搏,无法解脱。

德热拉斯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元老,曾被视为“修正主义分子”。他在《新阶级》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异化”的概念,称“共产主义革命是以消灭阶级为号召,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1983年3月7日,,从整人到被整的周扬出于自身的切肤之痛,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请一名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代读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报告最后称: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自然,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异化。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不久将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

周扬的报告读完后,全场掌声雷动。 然而,后来发生的事实却是,周扬的这一报告被视为“精神污染”,并被迫做了检讨。周扬晚年在抑郁中病逝,与此事不无关联。

以徐怀谦、朱铁志的遭遇而言,他们或许正是异化的范本。德热拉斯提出的问题,现在并未过时。

来源:凤凰评论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