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邹氏女》后记
在那样一个把公园树林里男女相拥的场景都视为流氓行为的年代，我是比较早地知道什么是同性恋的人。
一方面是因为学医的母亲。她像讲隔壁邻居日常生活琐事那样，向我讲述过同性恋。事件的女主人是有名的湖南军阀的千金小姐，丈夫是个上海商人，也有了孩子。后来，一个女人深度介入她的生活，成为新伴侣。一日，两个女人在浴室的亲昵动作被丈夫发现，很快演变为两个女人砍杀一个男人的“凶杀”场面。男主人公在一九四九年前后，还是我家常客。这个真实的故事比小说生动，听得我顿时傻掉。
同性恋知识的另一个来源，则是我所学习的戏曲专业。大学毕业，我进了剧团，戏班里常有同性恋。
有人说，由于同性恋没有生殖动机，所以更多地把性行为视为“娱乐”，或者干脆就叫“玩”。我不否认这个观点，但是很不全面，甚至不准确。其实，很多同性恋者并不把性行为看得那么重。她（他）们很注重情感！真的。白先勇有不少小说和散文涉及这方面的题材，在长篇小说《孽子》里，集中了许多笔墨展示了同性恋者的感情世界和日常生活，呈现他们“正常的”的“人”的一面。而且，同性恋之间的确存在着非常强烈的激情，“竟如同天雷勾动了地火，一发而不可收拾起来”。我在《邹氏女》里，之所以设计了让张雨荷举起利刃朝自己的手臂砍去的惊骇之举，也是想告诉人们，同性恋世界有着“以情索命”的惨烈感情。白先勇毕竟是大家，在《孽子》中他所期待的“父（傅崇山）子（傅卫）”之间从对抗走向相互理解，分明隐喻着主流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包容与接纳！白先勇作为一位同性恋作家，率先以创造方式，以小说形态，完成了对自己性取向的坦诚和认同，并“向社会发出了公平对待同性恋者的呼吁，表现了一个作家宽阔的人道主义的胸怀”。（刘俊《情与美——白先勇传》第206页，时报出版公司出版）
女性同性的社交之间，是有情欲表现的。若用彻底的“去性欲化”处理，那就不符合事实了。但就个人而言，我不想采用彻底的性交描述：摸来舔去，手脚并用，前庭后院，辅以工具等等，似乎唯有以女女性交为坐标，方可取得女同志的身份认同。我不是女同志理论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认识浅薄。但我知道：在实际生活中，女女间的亲密从牵手，到接吻，到抚摸，到上床，“女性情谊”是非常漫长而曲折的，要到哪个阶段才算是身份确认？我想自己若写出女女之间暧昧流动、缠绵繁复的情谊，或许更符合中国文学中“无需言明”的浪漫传统。
我极其固执地偏向于文字的干净，含蓄。“两个女人死死扭缠交错，彼此吞噬。邹今图款款引导，轻浅得像一条溪流。张雨荷全身颤动，好像掉进了溪水，漫过了干枯的堤岸。乳房因抚摸而红涨，腿间因摩擦而湿润，密吻的间歇，张雨荷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气，自己甚至都听到了血脉贲张的声音。”这是我在《邹氏女》里写下的女女交欢的一段，仅此一段。的确，它比较模糊，且不刺激。我正是希望用这种“暧昧”态度来开启读者的想象。有了想象，女女间交欢时的亲热动作，就都可以揣测出更丰富的场景来。张爱玲在《流言》里有这样一段：“有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和一个同学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岁，她比我大几岁。她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你怎么样？’因为有月亮，因为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郑重地低低说道：‘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她当时很感动，连我也被自己感动了。”台湾学者张小虹认为正是这段一直读不懂的片段，展现了瑰丽浪漫的色彩，并认为女女之间确有“情境式的女同性恋”，充满着“从年少到白首的与汝偕老”的意愿与想象。我喜欢这样的描述！带着一点点诗意。
留玖是用墨较多的一个。她是个什么样人？是男人的灵魂锁在女人的身体，是男与女的整合体——这是我对她的概括，也是我对她的迷恋。留玖对邹开远有恩，对金氏有情，对邹今图有恩又有情。在一个以“出卖他人、背叛情感”为家常便饭的社会里，留玖像是天外来客。在她身上，我倾注了敬佩和爱意。她也是有原型的。生活中的“留玖”能从厨房操起菜刀，追赶她的情敌。环顾四周，尽管现在人才济济，却已很难看到“血性”之人和“舍命”之举。《邹氏女》的结尾，我设计了一个疑问——出狱的邹今图意外发现母亲的遗骸安葬在父亲的旁边，这是谁做的？其实，在我心里早有回应：留玖没有死，是她安葬了金氏。老迈的她顽强地活着，等今今刑满归来。
邹今图成为同性恋者，是先天带来的，还是后天的熏陶？这几乎是无法说清的。在一个绝禁任何私人情感的环境里，她保留着个人感情的正常需求，懂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与经验。她不漂亮，但吸引人，她也精于吸引。所以，当张雨荷初次割草，割得眼泪长流的时候，邹今图把锋利的刀从空中抛了过来。当张雨荷初次到县城胡吃海塞，要撑破肚皮的时候，邹今图半夜钻进她的蚊帐，施展十指功夫。当张雨荷在工地被人家揍得扒掉了衣服的时候，邹今图让她回监舍遮羞。这一切都发生过了，张雨荷骤然面临死亡，她绝望地倒入邹今图的怀里，二人拥吻，相互触摸，自是顺理成章之事。文稿写毕，曾给台湾一位资深编辑过目。他来信说，不是同性恋的张雨荷同邹今图搞到一起，是“意外之举”，深感突然。读了这封信，我很伤心，问题不在于小说写得如何，而在于因大陆与台湾的环境不同，因为各自的经历不同，彼此的感受、感觉与判断竟可以如此对立。坐牢十载，我重新认识了我：自己的情感世界并非因为没有异性的存在而退化，反而愈发强烈。强烈需要爱，也强烈需要被爱，而且不管你是异性还是同性。到了坐牢后期，连做梦都是“黄色”的，清晨起来，我曾为这样的“梦”而羞耻。后来，我想通了——我“黄”了，因为我是“人”。记得有一次，在陈乐民先生遗作展览开幕之前，我和陈丹青站在会场外闲聊，说起监狱的同性恋问题。我说：“握手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可以握到麻木不仁。但是你到了监狱，感觉就彻底变了，突然有个人的指尖无意碰到的肌肤，尽管她也是个女的，但自己可以激动得浑身颤抖，彻夜回想。希望她再抚摸你！”他听了，瞪大眼睛说：“写出来，你要写出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描写同性恋的电影、绘画和小说，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仍不能接受同性恋事实。家长如果发现自己的儿子是个同性恋，定会勃然大怒，脑子里想到的是躲在阴暗角落“胡搞”的一群。这与监狱里用“鸳鸯绑”惩罚邹今图、黄君树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大家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它？这里，我想引用李银河也说过的一段话：“倘若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比如我们以前不知道同性恋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是异性恋；我们不知道农民为什么非生很多小孩不可，是因为我们是城里人。人类学和社会学告诉我们的是——假如我们真想知道，是可以知道的。”（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第463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写于北京守愚斋
选自《邹氏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