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所谓“荷兰病”、“中等收入陷阱”等表面现象的背后,其实是错误的公共政策。这些政策的损害效应,在信贷刺激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繁荣时期会被掩盖,甚至还被误当成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从而诱导巴西人在错误道路上愈行愈远。

里约奥运会已经沦为一场灾难:场馆设施尚未完工、奥运村破损不堪、治安状况混乱无序……最令前来观看奥运的游客深感震惊的一幕是,巴西人民甚至纷纷走上街头,对他们打出“欢迎来到地狱”的横幅。所以这一切一切,都标识着一个国家彻头彻尾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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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究竟发生了什么

巴西目前正在面临的,是它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然而,在这一危机降临以前,大部分巴西人都懵懵懂懂、毫无准备——巴西政府一度佯装危机并不存在,当危机恶化以后,又坚称这一次危机是由“国际危机”导致。

回顾几个世纪以来,巴西经济发展就一直有如搭过山车。在20世纪50年代的繁荣期,政府吹嘘说要在5年内取得50年的经济发展,结果却以经济灾难告终,并迎来了1964-1985年的军事独裁。接下来这个国家又遇上灾难性外债危机的打击,造成巴西“失去的十年”。直至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才使国家重回正轨。2003年,当劳工党总统卢拉入主政府时,经济已然步入增长的轨道。

当时乃至以后一段时期,巴西面临着一个相当有利的发展环境,其自然资源、农业产品等大宗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供不应求,价格不断上涨,整个国家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并笼罩上一圈“金砖国家”(BRIC)的光环。然而,繁荣在2013年戛然而止,2014年经济形势恶化得尤其严重,进入2015年,穆迪、惠誉、标普三大评级机构均已将巴西主权评级降至“垃圾等级”。

最致命的是,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财政资金缺乏,连锁引起其他领域的危机,例如劳工党原先长期奉行的社会福利政策无法维持,这意味着巴西不仅要面对经济危机、政治危机,还必须面对社会危机。这三重危机交汇及相互传导,使其中任何一种危机,都变得更加严重——这当然也就影响到了里约奥运的各项筹备工作。

“荷兰病”、“中等收入陷阱”?

有人把巴西的问题归咎于“荷兰病”、“中等收入陷阱”。“荷兰病”这个概念,是被用来描述一个国家,由于过度依赖某种初级资源来实现经济繁荣,一旦资源价格下跌则立显疲态。而“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经济增长失去动力,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甚至下滑。

然而,从严格的经济科学角度讲,不能用现象取代理论来描述一国经济的根本症结。尤其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极为粗糙的经验概念:当巴西处于低收入水平时,经济长期萧条,难道能把这说成是“低收入陷阱”;南美另一国家阿根廷,在上世纪2-30年代人均国民收入曾位列发达国家行列,后来陷入衰退直至沦为发展中国家,难道这又是“高收入陷阱”。

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带来的自由贸易,使丰富自然资源进入更广泛的国际分工体系,才是巴西经济起飞的最初动力和根本原因。然而,当时取得执政地位的左翼劳工党政府,不是利用这一国库充盈的大好时机,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相反却在政治上采取了民粹主义的社会福利政策,在经济上采取凯恩斯主义货币和信贷扩张的刺激政策。

一方面,不顾经济基础薄弱的现实,加大向低效率公共部门及人口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用坐吃山空的手法收买选民手中的选票。另一方面,不断降低利率促进信贷总额扩张,刺激经济的虚假繁荣。

到了2013年,巴西政府已将利率降到历史低点,政府准备加息以缓解物价上涨的时候,遇到美元升值和中国对巴西出口产品的需求下降,所有信贷宽松政策所造出来的“繁荣”泡沫,也就立即被刺破。

从下图中可看到巴西信贷总额的增长,尤其自2006年以来的过度扩张。红线代表国有银行贷款、蓝线代表私人银行贷款。(单位:百万雷亚尔,巴西货币)

由上可知,所谓“荷兰病”、“中等收入陷阱”等表面现象的背后,其实是错误的公共政策。这些政策的损害效应,在信贷刺激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繁荣时期会被掩盖,甚至还被误当成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从而诱导巴西人在错误道路上愈行愈远。一旦虚假的繁荣消退,这些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就会彻底地暴露出来。

巴西经济学家安东尼•穆勒对此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可以把巴西想象成一个继承大笔财富的家庭,大手大脚地花钱,就好像明天永远不会来临一样。然而,终有一天,这家人从梦中惊醒——财富已被挥霍一空,账目全都处于赤字。

进步主义媒体难逃罪责

巴西劳工党政府的左翼民粹政策,糅合了全世界最糟糕的经济理念:

1)补贴权贵资本家、扶持“国家队”的俄罗斯裙带之风;

2)公务员享受大笔津贴的希腊式福利;

3)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的北欧免费医疗;

4)补贴低龄退休人群的南欧退休金;

5)对国际贸易的阿根廷壁垒以及欧盟式补贴;

6)当然,还有税种多如牛毛、税务负担高达GDP36%的东方式税收。

然而,巴西的左翼政客长期以来是美欧进步主义媒体的宠儿。多年来,《纽约时报》不断刊登亲劳工党总统卢拉、罗塞夫基调的文章。在罗塞夫通过不光彩手段——靠国有公司吸来的资金以及用财务造假欺骗选民——取得连任后,《纽约时报》立刻发表文章,对担忧罗塞夫经济政策的另48%选民加以冷嘲热讽。

坏媒体的唯一优点,就在于它们的谎言很快会被揭穿。2014年,总统罗塞夫因非法预算案和腐败被弹劾。她的高级助手,要么在监狱里头服刑,要么在通往监狱的途中,而前任总统卢拉本人也面临着刑事调查和指控。

在关于里约奥运会失败筹备工作的最新意见版中,《纽约时报》最喜爱的巴西记者瓦妮莎•芭芭拉写道:“政治动荡瘫痪了国家,冻结了经济。”然而,将巴西灾难归咎于“政治动荡”的这种说辞,根本无助于对整件事的正确理解。

奥运问题固然直接源于左翼政府的无能腐败,但也因为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在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对此长期视而不见。巴西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重回失败国家的行列,不仅因为民粹主义的错误经济政策,还因为进步主义媒体对左翼政客的长期包庇。

反自由市场文化是根子

巴西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是一个左翼平等主义思想障碍尤其根深蒂固的地方。在长期反抗殖民抗迫、军事独裁和封建土地制度的残酷斗争当中,在这片魔幻现实主义的土地上,培育出了强大的反自由-平等主义传统。反资本主义文化在巴西的各个社会阶层——不仅在政界、学界还是文艺界,甚至在商业社会本身,至今都还占据着思想优势。

自命“穷人宗教”的解放神学运动在南美长盛不衰,现在甚至有了一位自己的教宗——长相酷肖《权力的游戏》一剧中“大麻雀”的教宗方济各。解放神学对于资本主义的敌视,可以追溯到1973年巴西天主教高层人士发表的《教会的呼喊》。这份文献得出如下结论:

必须战胜资本主义:它是最大的罪恶,累积的罪行,腐烂的根基,是一棵树,它所结的所有果实我们都如此熟悉:贫穷、饥俄、疾病、死亡。为此,必须超越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工厂、土地、商业、银行)。

尽管巴西一度进行了自由市场改革,并取得了积极的成就,但只要经济形势稍有好转,不记教训的巴西人马上按捺不住,再度重回左翼老路(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因为真正扎根大多数巴西人心中的观念是:经济自由主义是为富人谋利,而社会主义-平等主义才真正为穷人着想。因此,如果巴西人自己不深刻反省,那么事情就不会有根本改观。

巴西需要实现思想变革

最近,巴西也发生了一些微小但重要的转变,代表着未来的希望。

由于现代网络媒体的兴起,自由至上主义和自由市场观念在巴西年轻群体尤其是学生当中,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传播。巴西当地米塞斯网站的访问量出现大幅增长,还出现了像Partido Novo (“新党”)这样以自由市场经济措施为政纲的政党。许多富有创造力和勤奋工作的人士,不再认为所谓“劳工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会使这个国家真正繁荣起来。

最重要的是,巴西年轻人正在被当前的危机唤醒。他们认识到,如果巴西沉湎在老方式当中,就不会有任何未来。有更多人在强烈呼吁自由市场经济,在游行中打出了“MENOS MAX,MAIS MISES”(意为“少一些马克思、多一些米塞斯”)这样的标语牌,在巴西这样的黑暗时代里,真正高擎起耀眼夺目的自由火炬。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当未来某个时候达到临界点时,左翼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将会最终崩溃。也许到那时,情况会真正有所改变。

正如巴西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坎波斯几十年前所建议的那样,巴西人只有三种方式可以逃离目前的混乱:里约热内卢机场、圣保罗机场和经济自由主义。

来源:微信公众号: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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