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10
女诗人灰娃在接受王伟明采访时谈到：“我不仅对人如此恐惧，对一切一切自然现象同样恐惧。认为之所以世界陷入如此不堪境地，都是掌权者有计划、有目的的策划布置的，我惟有对人类绝望。自然常常想鲁迅的书，不由得时时想起往昔民众过着严峻艰险、战乱不止的日子，然而在自然秩序下数千年积淀的生活文化，充满深意，充满人情，充满人文精神。”（灰娃：《我的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接着，灰娃发出了她的天问：“权力拥有者为什么要全面彻底毁掉这一切呢？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至今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毁灭亿万民众数代人辛劳的、艰难智慧的结晶──人类正常生活秩序以及造化神奇的美、人类心血的文明创造？不是由于战乱，不是天灾，不是神力鬼怪，是拥有权力的人！谁能解答呢？”（第247-248页）类似的天问，灰娃还作了多次表达（参见第251页、第253页和第254页）
灰娃，在她的自述中并没有提到自己的原名，只是说她的外公姓孙，她的父系家族姓赵，可是百度上说她的原名叫“理召”，灰娃的原名怎么会姓理？由于手边没有资料，所以搞不清楚。而她为什么以“灰娃”作为笔名呢？她是这样说的：“‘灰娃’，童年时人们这样叫我。这个名字流传西部，其亲切微妙的含义，标准国语很难说透。我试谈谈：灰，直义是一种颜色，转义为暗、苦、涩。‘灰娃’，苦命的，令人怜惜、疼爱的小孩。爱称，昵称。”（第236页）灰娃的这个解释如果从她的几十年人生来看，确实有点应验。但是从她的青少年来看，则未必。
灰娃虽然出生在陕西的农村，但是她的家庭却在大家族里，尽管大家族内部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她还是能够进幼稚园，到大城市西安读小学。如果不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她很可能就在西安城里一直读书并有所发展。是日本侵略战争改变了灰娃的人生轨迹。为了逃避日军飞机的轰炸，灰娃与家人逃难回到了老家临潼农村。到了1939年，灰娃的母亲本来准备回西安的家，让灰娃继续上学读书，但是她的姐姐和表姐都是“左翼青年”（第39页），一个劲向灰娃的母亲劝说，由她们带着灰娃出去学习。于是，灰娃被这两位“左翼青年”带到了延安，从而使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时，灰娃才12岁（生于1927年），只是个娃娃，什么都不懂。因此，她在革命队伍里一直被当着小妹妹看待，让灰娃过着革命大家庭的生活。从当时情况来看，这些革命青年来自全国各地，抱着理想信念和满腔热情投入革命，思想比较单纯，彼此十分融洽，相互照顾，互相帮助。所以，尚不懂事的灰娃受到哥哥与姐姐们的呵护，虽然没有和姐姐还在表姐待在一块，但是并不感到孤单。
灰娃最初在延安的生活，总体感觉是“艰苦、紧张而快乐”（第47页）。毕竟那是战争年代，国共两党虽然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但是依然存在着不小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延安还是受到一定的封锁，再加上陕北地区土地贫瘠，人口众多，物资匮乏，生活艰苦可想而知。但是生活在革命大家庭里的青年们仍然表现出朝气蓬勃，大家在理想光辉的照耀下，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在灰娃的印象中，“那一阶段（指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整风运动之前──引者），延安的文艺运动十分活跃。”（第55页）无论是文学、音乐，还是美术，都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关键是，“精神生活是自由、自信、乐观、积极向上的。”（第55页）作为儿童的灰娃被安排在“儿童艺术学园”，一边学习，一边宣传，虽然不长个头，发育较晚，但是依然感到愉快。那时候，“延安绝大多数都为崇高的社会理想而活而死，人与人之间关系单纯、透明、友爱、无私，价值观念高尚，道德水准很高，人生境界高。”（第243页）若干年后，“每当思绪重返那段岁月，友爱、无私、理想、高尚、信念，童年美好回忆总是温暖地活在心头。”（第236页），人们亲切地称她为“灰娃”，她都感到乐滋滋的，心里十分甜蜜。
灰娃当时的感受实际上也是绝大多数当年延安青年的真实感受。这些延安青年不少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家庭，为了追求理想信念而放弃优越的生活，投奔革命。他们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改变祖国落后衰弱的状况，挽救祖国于危亡关头，争取人类美好前景。”（第238页）他们都相信：“只有共产党能带领人民打败敌人，建立新中国──一个自由富强的新社会。”（第94页）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到了1942年，延安掀起了一场风暴，搞得许多人晕头转向。“抢救失足者运动”伴随着整风运动而来。这些天真、单纯而浪漫的革命青年突然遭到了组织上的审查。他们投奔革命的动机受到了怀疑，他们的家庭出身成为他们背上十分沉重的十字架，而且在严厉的审查中，不少青年不仅被无端指控为国民党特务，而且还被拘禁，遭到了严刑拷打，被逼承认自己是“特务”，还被迫编造出子虚乌有的所谓特务网络和破坏行为。灰娃那时虽然还很年青，只有15岁，没有受到残酷对待，但是她已经深切感受到恐怖气氛。有一天，灰娃被一个姓杨的干部叫去审问，高度紧张的她竟然承认自己是特务。那个姓杨的看到从她这里搞不到材料，才把她放了。不过，灰娃所目睹的许多她所崇敬和信赖的人却遭了殃。陈戈、陈其通于张仃等人由于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于是被集中关押。爱唱歌的彭虹因唱俄罗斯的《囚徒歌》而被指控为特务，进而被整得“神情恍惚，呆立着，脸变了形，两颊直打颤。”（第84页）还有位姓高的同志，遭到鞋底抽打。本来，反特是保卫部门的职责，但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时，却通过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去抓所谓的特务。其实，最高层之所以这样大张旗鼓地全面抓特务，不过是一个漂亮的借口。至于延安地区可能混进多少国民党特务，他们肯定心中有数。他们之所以这样搞就是要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整个延安地区形成恐怖的气氛，借以震慑那些不听话的人。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本来多少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民主、自由、平等和开放意识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然而这与领导人的统治方式和期待相距甚远，几乎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因此，领导人觉得有必要将其铲除。但是，公开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是行不通的，他们于是采取迂回的办法，一方面以所谓的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等口号迷惑青年，以达到反智就愚的目的；另一方面以抓特务的名义严厉整肃头脑中尚有自由民主思想意识残余的青年，整得他们在刑讯逼供中完全失去做人的尊严，整天提心吊胆，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无暇思索民主与自由。
通过这一运动，领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像王实味那样坚持平等和自由思想的人不仅被关押起来，而且在知识分子中根本得不到理解、支持和同情，许多知识分子在诚惶诚恐中变得服帖了，顺从了。整风结束以后，“所有文艺单位都下乡、下部队，锻炼、体验生活，创作新作品。”（第87页）这里的所谓“双下”（即“下乡”，“下部队”），看似深入生活，熟悉工农兵生活，实际上不能像王实味那样对高层实施监督，并且在贴近工农兵的口号下，迷失了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力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将自己贬为文化层次较低的工农兵的“学生”，并且模糊了人类由于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劳动分工的意义，将作家艺术家的工作贬得一钱不值，从而落入了反智的误区。既然达到了目的，那么领袖觉得到了火候，既给大家平反，又行了举手礼，就非常艺术地起到安抚的作用。而那些被整的人，受到迫害的人，经受刑讯逼供的人则觉得这事“就算过去了”（第87页），他们不仅没有提出追究责任的要求，没有思考造成这种恐怖运动的根源，而且很快忘却了精神上的创伤，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根本没有想到还有更加严厉的政治运动在等着自己。
果然，延安的整风运动与“抢救失足者”运动都很快过去了，化为尘封的历史。但是，这种“过去”实际上只是许多人一厢情愿的个人感觉，或者说是幻觉。且不说艾青、丁玲、萧军和白朗等人的遭遇，就延安当年的“三怪”（即塞克、杜矢甲和张仃）后来的命运也能说明点问题。他们三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不过并不十分严重。然而到了1949年以后，塞克的“微笑中隐藏着些许苦涩味”，并且“透出无奈和压抑”（第93页）。杜矢甲最惨，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不堪凌辱而自杀，但是没有成功，结果遭到批斗。活下来以后，他“依然对党忠诚不贰，始终相信党会领导民众实现理想的新社会。”（第94页）但是，仅仅到了1950年代，在批胡风的运动中，他就被定位“胡风分子”，被整出了精神病，被送进了安定门精神病院。经过治疗后来总算出院了。可是，到了“文革”期间，他再次被逼疯了。
再说灰娃本人。她由于年纪尚小，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只是在她的心底留下了恐怖的印象。到了1948年，她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卷入“三查三整”，但是她目睹了这场运动的丑恶：“利用战争间歇时间开会，相互指责批判，自我揭发，贬低自己，无非是痛批自己以及自己先人一通。这时，许多人必然自我编造、夸张丑恶历史、丑恶思想。”（第117页）这场规模并不大的运动，不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但是其邪恶同样显而易见，将革命队伍里的同志整得既没有尊严，又没有真诚，心灵被扭曲，发生严重畸变。当政者之所以要在战争年代发动这场运动，表面上看是为了让各人与家庭和历史割裂，实际上还是为了实行有效控制，使其自己俯首帖耳。新中国成立以后，灰娃来到了北京工作。但是，作为首都的北京给她的印象并不好。她明显感觉到，“似乎人人怀着不可告人的心思：有的势利眼；有的卑微相；有的狡诈得自以为巧妙他人不知；有的一抢风头、拔分子；有的假积极；有的自卑自怜……”（第123页）灰娃觉得自己生活在“怪诞世界”（第123页）里，于是产生了逃离的念头。她“越发思念延安那些艰难岁月里的人和事；特别是延安人的充满朝气，满怀理想，那些光明，灵魂自由，远离卑琐……”（第123页）这种念头在灰娃的头脑里越来越强烈，几乎不可遏止，于是她提出了回到延安工作的要求。准确地讲，灰娃要回的延安应该是整风运动前的延安，但是在她的头脑中没有将前后两个延安予以区分，实际上这两者的区分是十分明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灰娃此时所感受到人际关系的复杂与紧张，都与整风之后的延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整风之前的延安，青年人基本上还是单纯与自由的，那么在整风之中，人性的丑恶充分暴露，人的尊严遭到严重践踏，自由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只是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整风运动还没有完全摧毁人的美好的一面。到了1949年以后，全国伊始，就接二连三地大搞政治运动，不仅摧毁人类文化，而且摧残人性中的善良和信任，使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人与人之间很难相互信任，而心地仍然比较单纯的灰娃则在首都北京感到“胜利的苦恼”（第123页）。她说：“反正这儿人表情的意味儿，我不习惯。”（第124页）这个灰娃真够单纯的，她以为去了延安就回到了整风前的时代，殊不知延安在整风之后就已经变了，更何况又经过一些年的政治运动！当然，由于自中共中央撤离之后，延安日趋边缘化，变得荒凉了，思想改造当然没有北京那么厉害。尽管如此，灰娃以为离开北京就可以摆脱现实政治对她的影响，真是太幼稚了。不过，她的要求被现在延安的狼很多给吓退了。
回延安的愿望没有实现，灰娃只好生活在北京。而北京的政治越来越走向极端，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高饶事件、反胡风、打麻雀、小土群炼钢、超英赶美、跑步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批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学生自编讲义、反右、反白专道路，一个接一个。”（第125-127页）但是，灰娃对这些政治运动“毫无兴趣”（第127页）。她表面上“随大流”，但是“内心却非常抵触”（第127页）。这种人格分裂令他陷入了苦闷。苦闷之中，灰娃“就读鲁迅，读后更糊涂，也更怀疑这一切。在思想混乱中，心神不定，恍恍惚惚。”（第127页）恍恍惚惚中，灰娃产生了“奇怪”的想法：“也许我们内部有破坏分子，故意引导大家不学无术，以延误、破坏国家的建设。革命者怎么会出所谓‘拔白旗’这种馊主意呢？”（第127页）其实，灰娃的“奇怪”想法并不“奇怪”，按照当时参加革命的理想这一逻辑来看，革命胜利后从事国家建设是顺理成章的事，而现实偏离了这一理想，当然会怀疑到有坏人在搞破坏。
灰娃的“心神不定，恍恍惚惚”，使她的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感到日益紧张起来。后来，她的走路、神态、讲话、穿衣等等都让周围的人看不惯，于是受到了批判和指责，使她的心灵收到了打击。渐渐地，她“有了被虐待狂的症候”（第130页），就同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主人公一样，总是怀疑周围的人在暗算自己，谋害自己。神情恍惚之中，灰娃竟然告诉大家“我是敌人空降到香山灌木丛的特务”（第130页）
到了“文革”时期，现实更加严酷。一方面，那些炙手可热的红卫兵竟然“讨厌花”（第136页），不许个人养花，另一方面，那些“革命小将”的小字报泄露了他们“政治斗争的三原则”：“一、引导对方犯错误；二、造谣；三、结成死党。”（第137页）原来，这帮红卫兵居然以崇高理想名义为了所谓的革命可以不择手段，使出下三烂的流氓招数。不仅如此，灰娃还从大字报中了解到，这些红卫兵使出了种种残酷而野蛮的手段折磨人，这些手段“有跪瓦片，有跪石子。有坐老虎凳，有喷气式，有用红铁烙，有灌吃大粪，有开水浇头，有触电，甚而有用电触奶头，用开水烫下体……”（第137页）这样的恶劣的社会环境使灰娃由被虐症发展为精神分裂症。当她见到满街的大字报时，她的脑海里所显现的是“城隍庙墙上画的十八层地狱。”（第137页）她因恐惧而产生种种幻觉和错觉，“在家里，听到窗外有任何声音，都认定是迫害自己，而且肯定是有人布置的。于是还看见许多死去的人变了形的脸，他们站在自己棺材旁，默然地居心叵测环顾四周。又听见过宇宙运行的声音，朦胧的轰隆声。那声音伴我到自己的坟墓中，我掩埋好自己的担惊、悲伤，栽下些蒲公英、白头翁……”（第137-138页）久而久之，灰娃陷入了绝望，“认为世界无可救药，人类无可救药。”（第138页）有人可能觉得灰娃太偏激了，但是我相信她内心的真实，我更关心的是，一个从小就投奔革命的女子，一个十分单纯而富有理想激情的人，革命成功之后，为什么会被逼成被虐症和精神分裂症？或者说，革命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革命为什么造成人间的恐怖？为什么将这个世界和人类改造得“无可救药”？借用人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为什么？
所幸的是灰娃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她才没有完全疯了。病情减轻以后，灰娃渐渐恢复了与家人和熟人的沟通了。“这一来，以往那些幸与不幸、美好时光和苦难日子都交替涌上心头。于是常常独自一人默默陷入沉思，一边思虑，一边顺手随便在什么纸上便写下来。”（第142页）这对于灰娃来说无疑是凤凰涅槃，她在经历了被虐症和精神分裂症之后“陷入沉思”，开始思考历史与现实。虽然她仍然还生活在政治迫害的恐惧中，并且由于这种恐惧而将自己所写的纸片撕碎，然后“又偷偷扔进马桶冲掉”（第142页）。这当然令人感到非常可惜和痛心，许多思考的结果刚产生不久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然而，毁掉的只是记录思想的纸片，可贵的是灰娃从此保持了思考的习惯，并且在长期的思考中必然学会思考，善于思考，某些思考的结果确实会随着纸片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既然思考了总会有一些思考的东西留存于脑海里，总会沉淀于意识之中，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从脑海里浮现出来，并且激励着新的思考。
灰娃的思考在她生活的时代应该说是一个异类，意味着极大的风险。而她能养成自己的思考与她身边许多人给她的启发和影响密不可分。延安“三怪”之一的老塞克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艺术家，他“讲话坦诚，缺少心机，毫不掩饰，也无所顾忌。可党讲的是党性，要求服从，要求绝对约束个性。党有铁的纪律，不容突出自我意识。”（第92页）所以他这个自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人并没有被看做是“真正意义的革命者”（第92页），因而他与他所处的环境极不协调。这种现象可能让灰娃产生了困惑。延安“三怪”中的另一拐杜矢甲的遭遇同样令灰娃困惑。杜矢甲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被整得生不如死，自杀未遂，但是整风过后他“依然对党忠贞不贰”，可是到了1949年之后两度被整疯。延安“三怪”中的张仃最初是灰娃所在的“儿童艺术学园”的艺术导师，个性非常强。他兴冲冲来到延安参加革命，但是他“自幼喜爱西方现代派艺术”，因而“受到排斥”（第98页）他到延安的理想是“要把延安建成最现代、最美的地方”（第99页），他为延安描绘了建设蓝图，“沿河两岸修建许多欧洲现代及古典的以及我们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民间建筑。”（第99页）虽然张仃的设想未免书生气，不可能变成现实，但是他的“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还说十分可贵的。当然张仃对灰娃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个性。张仃在“文抗”（即“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到这里来看望文艺家们，许多人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去迎接毛泽东，而张仃却跑到延河边散步去了，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觉得他“和政治家没有话说”（第101页）张仃不仅以艺术导师的身份给灰娃以艺术启蒙，而且在与灰娃结婚以后更在现代生活细节上影响着灰娃。除了延安“三怪”，灰娃的前两任丈夫也深刻地影响着她。灰娃的第一任丈夫是武昭峰。武昭峰曾经担任过作战参谋，但是很有文化修养，“对中国古代诗文、传统戏曲都比较熟悉”（第151页），他虽然牺牲比较早，而且与灰娃一起生活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的儒雅之气一定滋润着灰娃。武昭峰牺牲后，灰娃与白天（原名魏巍，字浩然）结婚。白天虽然年龄比较大，但是他“好读书，善思考，特立独行”（第152页），因而对现实和社会问题都有他独到的见解，从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异类”。早在1950年代初全国全面学习苏联，向着“老大哥”一边倒的时候，他不仅“反对照搬苏联”（第159页），而且还大胆地在会上公开自己的意见。“文革”当中，红卫兵、造反派和公安局常常在三更半夜闯进居民家训斥居民，白天没有表现出恭敬和顺从，而是在思索“难道这就是当年革命预约给人们的黄金梦吗？”（第161页）就在灰娃担心自己被开除出党之时，白天劝说道：“不当党员，难道就不是革命者了吗？不当党员，难道就不革命了吗？而什么又是革命呢？”（第162页）如果说张仃对灰娃所启的是艺术之蒙，那么白天则对灰娃进行了思想的启蒙，他的这番话，使灰娃“豁然开朗，乌云从心上消散，思想得到了解放，心情也变得轻松了。”（第162页）非常令人痛心的是，白天于1973年病逝，灰娃与他前后共同生活了10年（1964-1973年），时间不算很长，但是灰娃则认为：“白天的清白正直，桀骜不驯，给我单纯幼稚的心灵以启迪。或许只有像我这样头脑简单，阅历不深的人，才能被他生命的特异光辉所感染和照临。”（第163页）
于是灰娃懂得了思考，学会了思考。她的思考已经不受到女性的性别限制，不仅能够从现实出发，而且能够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进而展开理论思辨，从而使她的思考超越于时代，赋予了思想家的某种品质。她认为：“理想再不足取，也比犬儒强，比机会主义强。至于理想被利用，后来才为事实显露。理想与意识形态结合，制造了大灾难，事实是残酷无情的。……理想被异化成了褊狭的意识形态而面目全非。”（第237页）在当今时代，能够坚守理想的人已经不多了，能够对理想进行反思的则更是凤毛麟角。
灰娃认为：“当我面对自己卷入其中的二十世纪国际性的左翼政治与红色思潮，真是不知从何说起！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欲说还休！”（第242页）在这里，灰娃对历史的认识作了高度概括，更重要的是显示出足够的勇气以表明对自己的省察。灰娃还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和想法进行了反思：“早先，只要以人们、以革命的名义，要我做什么，我都拼命地做。可是到后来，许多事理不顺，理不通，怎么革命胜利变成了有的事不讲道理了？”（第244页）
灰娃认为：“最高权力并未事先告示，便一脚踢开国家严肃庄重的宪法──五十年代初期制定的根本大法。这突如其来的大灾难，民众猜不透。邪恶势力、天真的人、普通公民等竟一致拥护，一致响应。这拥护和响应之一致，更要恐怕，比独菜砖制更可怕。”（第251页）2002年，灰娃接受王伟明采访时表达这样看法。我们不知道灰娃在这之前是否都到阿伦特或者勒庞的著作，她已经看到了极权主义之下乌合之众的平庸的恶，目光是多么锐利和犀利！
当领导作报告时，许多人都唯领导是从，绝对相信和听从领导的指示，而灰娃则“听了”画票又担心。就连最高领袖的教导，她也没有认同。据领导称，毛主席说是“原子弹有什么可怕？大不了从地球这边穿到美国那一边。”（第245页）灰娃听了之后，心想“那人类大毁灭，该谈什么为人类和平美好前途而奋斗呢？这太儿戏了，比汪精卫‘焦土抗战’还厉害。”（第245页）灰娃的独立思考使她在那个时代感到惧怕，她不敢说出来，只能闷在心里。这种想说而不能说既是十分痛苦的，也是非常孤独的。而这是每一个思想文化先驱必然付出的代价，只是代价轻重不同而已。
正是由于灰娃善于思考，在不断思考中发现了20世纪的中国出现的各种严重问题，然而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又该如何解决？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而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头脑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疑问和困惑。而疑问和困惑必然要发出声音，于是就有了她的天问。既然她发出了天问，我们每个国民都有责任一起思考并努力探索和寻找其答案。
孙德喜，《独立作家》专栏作家。1960年出生于江苏淮安的农村，在乡下生活了20年。大专毕业后，在中教系统工作8年，主要担任语文教师。硕士毕业以后在苏北某高校任教。世纪之交在武汉大学读博士，2003年回扬州大学文学院工作，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些年来，教过几门课、出了几本书，发表过几篇文章、参加过几次学术会议、跑过几个国家、交了几个朋友，喝过几杯浊酒，写下几首歪诗。座右铭为“在自由中逼近真理，在有限中开拓无限。”
文章来源：独立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