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大林专制最严酷的岁月里，俄罗斯伟大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仍然坚持写诗。她将《安魂曲》中的诗句朗诵给朋友们听，并请求他们背诵下来，当她确信倾听者已经记住了这些诗句时，就把纸片烧掉。对于阿赫玛托娃来说，即便写在纸片上的诗句会变成死亡判决书，还要继续写诗，要将诗流传下来。这一点，只有对诗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绝对信心的人才能做到。
在这个意义上，写作不是消遣，不是娱乐，写作是对记忆的捍卫，写作是对善恶的命名。在我看来，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和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都是以“个人记忆”为主题的佳作。两位身为子女的作者，出于将自己的经验永久保存下来并为他人所知的信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前所未有的“母亲”形象。这两本书从“个人史”出发而奠定了“国家史”的基础，将“私人记忆” 拓展到了“公共记忆”的层面，从而赋予了汉语写作和汉语思想以崭新的维度。
真实地记录被异化的母亲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和《我的母亲杨沫》这两本书的共同点在于：凸显了中国文学中“另类母亲”的形象。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母亲”的形象一般是正面的、乃至崇高的。中国的写作者，尤其是身为子女的写作者，深受“为尊者讳”的传统的制约，我们在古典文学中看多了守寡数十年、含辛茹苦将子女抚养长大的母亲的故事，其牺牲精神确实坚韧而博大。但我们永远无从窥视那些可敬又可怜的母亲的内心世界。母亲永远是沉默的。在李南央和老鬼的笔下，作为母亲的范元甄和杨沫的“负面形象”第一次出现了。范、杨的经历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她们都是由“进步女学生”而成为中共党员乃至中共体制中有相当级别的干部。范元甄在延安是与江青齐名的“四大美女”，后来嫁给一度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有才子之誉的李锐；杨沫则以《青春之歌》一举成名，成为与丁玲齐名的、被党所喜爱的老资格的女作家。在中共的文宣体系中，范、杨这样的“革命元老”，其回忆录、纪念文集之类的，一般都会充满赞美和歌颂之词。而这两本出于子女之手的文字，将母亲“不光彩”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这是对中国讲究“面子”、讲究“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潜规则”的超越，因而具有一种罕见的震撼力量。
李南央将母亲与邓力群之间私通的往事秉笔直书，老鬼也将母亲与秘书有暧昧关系的情形秉笔直书，这对于母亲和对于写作者自己而言，都是严峻的考验。在书中，我看到了两个性格极度扭曲的母亲的形象，她们将抽象的主义和教条看得比婚姻、爱情和家庭更重要。为了表达对领袖和制度的忠心，范元甄毫不犹豫地检举揭发自己的丈夫李锐，杨沫则冷血地丑化侮辱自己的初恋情人张中行（《青春之歌》中男主人公余永泽的原型）。更可怕的是，她们还可以背弃子女，乃至将子女看作势不两立的敌人。因为一言不合，已经进入暮年的范元甄便劈头盖脸地毒打从美国回来看望她的女儿和外孙女。而在杨沫的心目中，很长一段时期里，子女根本没有什么地位，老鬼回忆说：
“我到内蒙古没多久就给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过着被监督改造的生活。父母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无奈中，我只好给母亲写信求救，常常是我写四五封信，她才能来一封回信，还总是要我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我连想也不敢想她能来草原看看我，帮我解决问题。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会来。”
人性是如何丧失的？母亲们在追求所谓“美好理想”的过程中，是如何被一种非人性的主义异化为“铁人”的？阿赫玛托娃在一九三九年写下这样的诗句：
“一切一切永远地搞颠倒了，如今我已分辨不清，谁是野兽，谁是人……”
母亲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一个时代如何把两位母亲及更多母亲变成了冷漠的机器？老诗人邵燕祥指出，李南央和老鬼的写作，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范元甄、杨沫这一代在抗日前后参加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共产党的“思想改造”在其身上留下的烙印。邵燕祥强调说：“写历史人物，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实，第三还是真实。”李南央和老鬼的写作实现对谎言、大话和伪造历史的纠正，因而成为类似写作中不会被大多数人效仿的标尺｜｜这样的写作需要直面真实的绝大勇气。
为革命可以六亲不认丧失母性
范元甄和杨沫堪称毛泽东时代典型人格的“活化石”｜｜当然，杨沫晚年有一段短暂的人性的回归，而范元甄则继续坚持其“不合时宜”的“信念”。如今，又有不少学者名流为毛时代招魂，那么看看这两个被异化的母亲，这两个没有母爱的母亲，这两个没有温暖的家庭，这些被伤害、被刺痛的孩子的心灵，我们就能了解毛泽东时代的真实生活面貌了。
李南央从小就没有享受过母爱，父亲李锐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后，母亲便整晚地辱骂女儿，不许女儿睡觉。文革开始时李南央只有十六岁，她在学校受到批斗，回到家中，母亲居然幸灾乐祸地往女儿伤口上撒盐。一次争执中，母亲居然骑在女儿身上，揪住女儿的头发往坚硬的水泥地板上死撞。李南央写道：“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我的心门是永远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
老鬼也是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母爱的孩子，“我四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我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杨沫是一个几乎没有母性的母亲，老鬼回忆他姐姐徐然遭到母亲毒打的经过：“十来岁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里外的一所住宿学校。一次她偷偷溜出学校，从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亲身边。母亲看见疲惫不堪的女儿却发了无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挡护，结果手被打破流血。徐然的手背上为此留下了一个疤。”
许多人不理解李南央为何要将一个面目狰狞的母亲白纸黑字地写出来，对此李南央回答说，她的写作不是为了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怨恨，乃是希望开始探讨母亲何以丧失母性，并进而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让人们知道过去中国的政治和共产党的很多作法是多么地违背人情，它把人性扭曲到多么不堪的地步。……夫妻的政治离异、子女与父母的政治反目，维系家庭的亲情可如粪土般随便拋弃，阶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惟一‘健康’的纽带，‘为革命，六亲不认’……那种日子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不要再过了，那样的日子不能再有了，孩子们应该有权利要求得到正常的母爱。”
老鬼的写作目的也一样，他对母亲丧失母性的原因有这样的一番思索：“母亲不愿意为孩子多花费时间和精力，总怕孩子妨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女同志为避免敌人发现，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一情节，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革命，为了生存，可以牺牲孩子。”
是家庭也是民族苦难的结晶
在我看来，最暴虐的时代，并不是希特勒杀害数百万犹太人时代；最暴虐的时代，乃是将母亲的母性剥夺、改造成冷酷无情的“党性”的时代。换言之，也就是让母亲不成其为“母亲”，让子女不成其为“子女”。在这样时代里，连最基本的血缘亲情的伦理纽带都被连根切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剩下来的便仅有猜忌和仇恨了。领袖正是利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分离、隔绝状态，肆无忌惮地实施其毁灭计划。他不必亲自去杀人，他只需要命令父母杀孩子、孩子杀父母就万事大吉了。
两个本来是优秀的知识女性的母亲，都是领袖麾下忠心耿耿的工具：范元甄一直念念不忘毛主席的“恩情”，对江青也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多次说：“现在像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人是几乎没有了”。范元甄长期从事工业方面的工作，变得像机器似乎情有可原；而杨沫生活在文化圈里，照理说离“文化”更近，应当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但是她的文学创作是作为党的喉舌的文学创作，反倒让其深深地陷入了奴性的泥沼，老鬼写道：“多年的、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扭曲了她的本性。母亲由一个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变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尤其在政治上，她绝对听上级的话，绝对不会给领导提意见。对任何领导，包括自己亲属的领导、孩子的领导，她都毕恭毕敬、奉若神明，这几乎成了她的处世习惯。这是多年来教育的结果。”
章诒和女士在北京的一次“文学与记忆”里的研讨会上指出：“任何一个专制的政体，都是牺牲无数无辜的生命，去捍卫一个皇上和一面旗帜、捍卫一个主义、捍卫一个政党，这大概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它是牺牲无数人，所以任何个人的记忆都和国家记忆、和社会记忆、和民族记忆，都是相同相连的。其实，你对你的个人记忆越深，你对现实的介入也就越深。”李南央和老鬼的写作，是充满血泪的写作，在字里行间，读者能够体味到某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李南央和老鬼的写作，又是努力恢复人性的尊严和自由的写作，在那些黑暗而忧伤的细节里，读者会发现作者对爱的渴求与呼唤。
有人认为作为女儿的李南央和作为儿子的老鬼，不该这样毫无遮掩地描写母亲，他们是“不孝的儿女”，对母亲也缺乏宽恕和怜悯。但在我看来，他们的这种书写，恰恰是对压抑人性的专制制度的最有力的控诉。他们的母亲本身也是这套制度的受害者，他们批判的对象不是母亲，他们只是像医生一样，将母亲们受病毒侵害的状况呈现出来。洞悉制度的邪恶程度之后，才可能展开拯救人性的工作。
李南央和老鬼的写作，是个人生活的苦难和国家民族的苦难的结晶。历史学者单少杰在一篇题为《研究苦难历史的珍贵资源》的书评中指出：“我们民族在那段苦难岁月里，已失去许多东西，但不要再失去历史，不要再失去国史，不要再失去家史。我们人文学界现今所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解读那段历史，如何把我们所经历的深重灾难变成我们所拥有的深厚资源，深厚的人文资源。我们既然经历了苦难，就应对得起苦难。”在此意义上，我们应当向李南央和老鬼致敬，他们的文字在个人记忆与公共写作之间建立了一道桥梁，只有通过这道桥梁，我们才能抵达自由而幸福的彼岸。
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