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3日，太原警察刘利民伙同一伙社会渣子，在自己当家的地盘上，一举谋杀了北京警察李忠义。
2006年4月26日，该案在太原审理，当地的人民法院认定刘系主犯，但却意外不死，判死缓。其主要原因是这位当事人身披警服。以前是身披，现在是曾经披，当地法院就不好判了。
我们熟知的“公检法”，是把公安排在首位的，往往都是公安先做好了一锅饭，让法院吃。可这下刘利民倒好，自己成为“一锅粥”，法官喝的时候就要试试是否烫嘴了。
烫嘴的，肯定不好喝，于是乎，法院就判决刘利民死缓。这里或许有个万一，假如另外同案的七人有人突然承认此案与刘利民无关，刘利民被冤枉了，判他死刑岂不成了警察里出了个“佘祥林”？至于另外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来自大狱的累犯周传全，他一旦被冤死了，也不过是另一个“孙志刚”，国家有的是钱，可以“国家赔偿”。
想当初，刘利民一声招呼，打死北京警察李忠义，他不会不知道“杀人要偿命”，但他自己不打，他只是命令，教唆，指使，所以那些听令的人只有去替他死了。
刘利民自己居然可以不死，这里面有几个要害问题出现：
1、山西司法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泛滥，“公检法”是一家，自家人有管辖权、终审权，缺乏制约，必然向着自家人，把法律抛在一边。假如这个案子在北京审理，刘利民必死无疑。
2、警察特权思想严重，非法法也。假如刘利民不是警察身分，就是有十个刘利民，也早枪毙了。
3、有可能刘利民上面有人“罩着”，刘能当警察，没有人是不可能进入公安大门上班的。再说，他也不可能没有钱。
4、这是一个恶劣的判例，假如再出现一个“刘利民”，仍然可以如此“不死”。“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看看我们中国的警察，其言行，其后果，何时受到过全社会的尊重？
4月25日，广东“龙兴社”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在广东肇庆中级法院开庭审理，33名被告人被提起公诉。“龙兴社”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当地另一黑社会组织的杀人嫌疑犯梁金国，为逃避“龙兴社”成员的追杀，将广东省四会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警察龙杰锋枪杀，警方这才发现龙杰锋就是“龙兴社”的“黑老大”。
杀人嫌疑犯梁金国曾向当地媒体记者讲述了他的犯罪“理由”：“既然你龙杰锋这么霸道，连我生存的权利、活动的场所都不给我。你龙杰锋想打死我，倒不如我先打死你！”（《新快报》2005年9月2日）
象龙杰锋这样的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的“警察黑老大”只所以嚣张，关键在于四会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陈国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股原股长张伟洲等人一直为其充当“保护伞”（《新京报》2005年9月1日）。
报道称，2000年10月28日，“龙兴社”成员正与人斗殴，龙杰锋不但没有履行处警职责，反而大喊“打死他”，并参与追打，致使其中一名男青年被活活打死。张伟洲等人隐瞒事实真相，使龙杰锋逃脱法律的追究。
自从黑社会冲突及“火并”、龙杰锋欺人太甚被打死后，四会城区乡村鞭炮齐鸣，老百姓有民愤，但敢怒不敢言。现在恶警被打死了，多少替老百姓出了口气。
中国警察不被全社会尊重，而且“臭名昭著”，多少是因为象刘利民、龙杰锋这样的警察太多的缘故。而我们看看国际社会，人家又是如何当警察的：
丹麦是“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多年来的民意测验表明，警察是最受丹麦人尊重的职业。只要不是执行紧急警务，丹麦警察决不会鸣着警笛在街上横冲直闯；无论到哪里，该交的过路费一分都不少。如果遇到紧急任务，来不及交费，收费员会记下警车牌照，事后给警车所在单位送去账单。对此，丹麦警察解释说：“财政部已将费用拨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过桥也得交费，否则就是搞特殊化，就是逃税。”
丹麦警察的工资在丹麦属于中上等水平。为保证警察廉洁执法，丹麦从警察内部和外部都建立了严格的监督体制。如一位议员告诉记者：“议员的电话是公开的。如果市民投诉警察或者媒体披露了警察存在的问题，我们会经委员会讨论，以书面形式向司法大臣或警察总局局长质询，他们必须在一周内以书面形式答复我们。然后，我们会将这个结果通知投诉的市民。”
一个社会，执法的警察不受人尊重，而且不以滥权为耻，不以杀人放火为耻，多少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社会的危机、制度的欠缺。如果连警察都可以司空见惯地公然地无所不能、无恶不作，“警匪一家”，那么广大平民大众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更谈不上什么幸福感。
看我们国家的《人民警察法》写的多么好，“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可事实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毒瘤”，我们的社会因为有了刘利民、龙杰锋这样的警察，以及有了对刘利民这样的死缓判决，整个社会都会引发不治之症──制度癌症。
前几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山西省长于幼军针对山西软环境存在影响招商的问题，提出“现在该是整治政务环境‘打扫门庭、开门延客’的时候了。”3月27日，他在“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说，当今如何才能让客商“抢眼”结姻，关键是区域软环境和政府形象的竞争。形象一遭破坏具有负面的广告效应，危害甚大。因此，对碰高压线者不搞下不为例，先免职后调离，用他一人的饭碗换取全体人民的饭碗。当年，于幼军曾经在深圳市掀起“行政问责风暴”，使深圳政风为之一新。在行政效率不高的中部省份，更要严格首办问责制、限时办结制、过错问责制。“谁给对外开放的环境‘破相’，就要打烂他的‘饭碗’。”
现在，刘利民的出现，无疑是给山西对外开放的环境“破相”，可于省长面对顽固的“公检法”地方保护主义势力，他有打烂他的“饭碗”的力量吗？我表示怀疑。因为刘利民死缓已经成立，省长说了不算，法院说了才算。
我们到底听谁的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省长的话当成官话、废话呢？
还是听听民间的声音吧：
农民兄弟无家可住，住桥洞！四只金钱豹（工商税务等），十三顶大盖帽（公案武警等），通吃一顶破草帽（农民）。
你于省长是四只金钱豹（工商税务等）、13顶大盖帽（公案武警等）
的上级领导，也是那些官场上的既得利益一员，你除了对社会说些貌似公正的话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做些什么？
什么时候，权力才能得到自下而上的制约呢？警察才不敢为非作歹呢？
那些大员，尤其是公检法机关的执法者，用权不公、以权谋私，感情高于法律，关系代替制度，判杀人犯刘利民死缓，还继续把刘利民当同事，当“警察”，这不仅仅是国法的耻辱，还是国家的耻辱。
最近，看台湾发生一件大法官因绯闻而辞职的事情，那位大法官仅因为和女友约会被记者追踪拍摄，曝光，但舆论大哗，于是这位法官立刻辞职，毫不恋栈，舆论和法律也要求他不能恋栈。
什么时候，我们的舆论才成为这样的真正压力，使掌权者不敢乱来，使罪有应得的人不至于逍遥法外，罪有应得？
什么时候，舆论可以对警察的权力进行制约，形成压力，不让警察走得太远，走上绝路、死路？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