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川:笔削、编造、篡改历史何时休?——观电视剧《施琅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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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播放的37集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由于其的涉及到以武力解决台海问题的话题而引起了比较广泛的争议,大多数争论问题的核心是历史上的施琅是否应该被定性为汉奸,以及由此牵扯出的满清入关和清朝作为异族对中国二百多年的统治如何进行历史评价。笔者在从头到尾看了整部电视剧后也同样为电视剧的现实社会的不良影响而担忧,但担忧的不是对于施琅汉奸与否的争论而是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现实社会的影响。

中国内地的秉承新儒家观念的学者陈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施琅大将军》这部电视是他本人最早倡议拍摄的,改编自军旅作家颜廷瑞的小说《威震台海》。剧中将清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塑造成了具有儒将风范智勇双全的道德楷模和民族英雄,电视剧中散发着浓烈的儒家历史观的味道。历史上的施琅是否应该被当作汉奸的争论,从思想和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主要是相对较为模糊的民族主义者和新儒家之间展开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界定民族的范畴并非完全一致,一部分人是以中华民族大范围为界定,追求的是所谓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另外一部分民族主义者是以汉族为基本界定的,就是这后一部分人将包括施琅在内的投降满清的所有将领都视为“汉奸”,满清入关在他们眼里等同外国侵略,拔高塑造施琅这样的“三性家奴”是对汉民族感情的伤害。而儒家学说重视的是“国”的概念,只要实行“仁政”的政权统治者莫问出处都是合法的。笔者认为这样的争论意义并不大,“汉奸”一词已经成了中文互联网上某些持民族主义立场格调低下的愤青攻击别人信手拈来的侮辱性词汇,但很少有人能对“汉奸”这个词下一个权威的定义,倡导和平的、购买外国货的、提到国外成功经验的,只要是观点得不到认同都有可能在互联网上被人指责为“汉奸”。“汉”指汉族,本身就是一个不太清晰模糊的概念,历史上的汉民族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征服反征服融和同化过程中发展演变的民族。奸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的贬义词,具体到什么程度为奸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两个字组成的词汇也就成了一个骂人用途较普遍但却缺乏权威公认定义的近代中国特色的俚语。用一个本身就笼统加模糊的概念去讨论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恐怕很难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也不是这部电视剧的要害核心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儒家笔削历史的传统在这部借古喻今为现实意识形态需要随意编造历史在电视剧中淋漓尽致的展示,不能不让人担忧。

电视剧的核心构架基本遵循《清史稿施琅列传》中的内容,《施琅列传》所有的文字在电视剧中几乎都有所反应。《清史稿》作者对施琅及其儿子施世骠(于康熙六十年以福建水师提督身份率军渡海平定台湾朱一贵叛乱)两代人两次渡海平定台湾的评价相当高,但为了拔高施琅道德楷模形象对其“历史问题”却在刻意回护,《清史稿》的《施琅列传》和《郑成功列传》中的施琅在清朝初年顺治年间反郑投清的记述中有相当大的出入。据《施琅列传》记载:“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部下左冲锋。顺治三年,师定福建,琅从芝龙降。从征广东,戡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诸县。芝龙归京师,其子成功窜踞海岛,招琅,不从。成功执琅,并絷其家属。琅以计得脱,父大宣、弟显及子侄皆为成功所杀。”另据《郑成功列传》记载:“(顺治)六年,成功遣其将施琅等陷漳浦,下云霄镇,进次诏安。”“(顺治)七年,成功攻潮州,总兵王邦俊御战,成功败走。攻碣石寨,不克,施琅出降。”按《施琅列传》的记载,施琅是在顺治三年随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降清的,并与郑芝龙征广东替清朝效力。郑成功以家属为人质反招降施琅,施琅“不从”,至于是怎么“成功执琅”和“以计得脱”的史书编撰者没说明白,这里至少忽略了《郑成功列传》中所记载的施琅在顺治六年还作为郑成功的部将在福建“陷漳浦,下云霄镇,进次诏安”,顺治七年出降大清的历史事实。中国史书对贰臣从来都是很歧视的,而对反复易主之人更是其一生都难以抹去的污点。为了讴歌施琅平台之功,为了人为拔高其道德典范形象,史家在编撰《清史稿施琅列传》中笔削并淡化了施琅一段在外人看来并不太光彩的历史,只写了他一次归降而故意削去了其反复游走于郑氏和清廷之间的历史事实,不想却在同一部书中的其他章节漏出了马脚。除此之外还要特意强调施琅公而忘私,渡海平台并非为个人私利郑氏的杀亲之仇也不是武力平台的主要动因,与家仇无关只有一颗为国为民的一颗赤胆忠心。

《清史稿》的编撰者为维护施琅道德君子的形象在着史的过程中有意淡化或忽略施琅反复倒戈的历史问题,但与当今所拍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对历史的篡改和编造相比那可谓是小巫见大巫,电视剧编导及其小说的原作者编造剧情的功夫远不是编修史书的史家的所能比拟的。为了一如《清史稿》那样强化施琅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加高加厚其个人的道德城墙不遗余力的费尽了心思,对施琅降将的身份也同样极力淡化,施琅心中所想的只有国家和朝廷,为了平台大业搭上了所有的身家性命,钱财更是不在话下。甚至编导编造出在渡海实战过程中为了鼓舞士气将最小的年仅七岁的所有儿子带上出征战船以体现其军前主将的高大完美形象,编剧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可在现实中的官员不用说将自家的银子捐出当军饷,只要不贪不占就已经很难得了,不用说是年仅七岁的儿子会送上前线,即使是成年高干子弟宁可送到“帝国主义”那里当二等公民也不会英雄般的将孩子送到台海前线。《清史稿姚启圣列传》有记载,姚启圣军前捐银十五万两,康熙二十年被左都御史徐元文弹劾“启圣疏请借司库银十二万,经营取息,侵占民利;题报军前捐银十五万,皆克军饷朘民膏而得。”后虽然经姚启圣上折自辩“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赀,并臣浙江祖产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后有此。”皇帝并没有调查这件事也没有追究,不了了之了。但在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平定台湾后不久姚启圣背发毒疮而死,第二年“部议以启圣修缮船舶、军械,浮冒帑金四万七千有奇,应追缴”,只是康熙皇帝“念其劳,免之”。鲁迅先生评价《三国演义》有一句话“刘备长厚似伪,诸葛多智近妖”,任何文艺作品都一样,当对一个人或一件事一旦远远脱离实际做极端高调描写,可信力将大大的降低,没有谁会相信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只为国家或社会而与自身利益毫不相干,姚启圣不能免俗,也有文献能够说明施琅在平定台湾霸占了郑氏家族在台湾开垦的田产和收受台湾的贡银他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圣人,台湾设置州府行政机构能够最大可能保护施氏家族在台湾的利益。

与当今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今为古用”将现实嫁接到历史中去是这部电视剧另外一个大的特点。剧中康熙皇帝的义正言辞和慷慨陈词怎么听着都是那么耳熟,原来编导将邓小平和胡锦涛的某些对台政策经过些许改动在贴上康熙年间的语言时代标签由康熙皇帝说了出来,也不知道胡锦涛或是地下有知的邓小平先生要是看到这部电视剧发现自己发表过的“重要讲话”从一个专制帝王的嘴里说出来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如康熙皇帝在钦定对台招抚条件时说:“不剃发可以,不易服可以,不登岸也可以,只要不分裂疆土,郑氏家族可以世代居住台湾。”这不就是邓小平一国两制对台策略的翻版吗?可历史事实却是,康熙年间在施琅平台之前多次进行了招抚,条件是剃头、易服、登岸、称臣一样也不能少,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剃头已经成为满清统治中华的图腾象征之一,招抚台湾剃头是清廷的底线。还有比这样的篡改和编造历史更离谱的,最贴近实际而又将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的是在台湾郑氏家族内部弄出了统派和独派,郑经被塑造成一个热心反攻大陆的理想主义分子,最终壮志未酬身先死。郑成功的遗孀董老太妃、郑经大儿子监国郑克臧、部将刘国轩等人是自称根在大陆的统派,而重臣冯锡范、郑经的王妃唐妃等人成了谋求“自立乾坤”的独派。剧中统派不管是清廷的帝王将相还是郑氏家族的成员为人都是那么光明磊落坦荡正直,而独派人物都被塑造成了专施阴谋诡计手段下作的龌龊小人,这种脸谱化而且是按编剧本意刻意描绘的脸谱欲将历史比作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别无二致。

如果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仅是“戏说”那不会是问题,只是为了商业化和娱乐化的考虑怎么编造剧情都不过分,观众的接受程度和喜欢与否以及市场的最终反应是电视剧成功与否的标志。前面提到施琅降清的历史问题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赞成通过政审的方式审查一个人的历史问题,只是要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随意篡改和编造历史并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向受众强行灌输的社会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评价历史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的,随意打扮的扭曲的客观现实只能强化人们心目中赢者通吃的思维定势,这与指鹿为马无异。

借用眼下“时髦”的一个词语——狼奶,这样的电视剧至少是狼奶的一种存在形式。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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