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大国兴衰定律
在这本书里，黄钟考察了大国兴衰与政体的关系。他试图寻找大国兴衰的规律。那么，他发现了什么?
黄钟的基本结论是：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可以兴起，也都可能衰落。但是，至今兴盛不衰的，只有共和政体。至于专制政体，自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以来，200多年过去，其寿命还没有超过80年的。
为什么?因为犯错。无论内政外交，各种政体都会犯错。但是，在共和政体中，权力受到制约，很难一条道走到黑。专制政体缺少权力制约，错而难改，一错再错，难免衰亡。
这就是说，权力因不受制约而短命。进一步说，权力越不受制约，就越短命。再进一步说，随着演化速度加快，出错概率提高，权力越不受制约，寿命就越短。这是一条定律吗?权力衰亡定律?政体衰亡定律?
衰亡定律，换一个角度，或许可以改成长寿定律。即：权力受到制约的共和政体，是政权和国家长寿的必要条件。这里说的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共和政体并不能保证长寿，但是，没有共和政体，必定不能长寿。
黄钟一项一项地讨论了大国兴衰的原因。
首先是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如何总结历史经验，精心构筑起一道又一道防线：选举的防线，财政的防线，限制常备军的防线，行政首脑任期的防线，军官任命的防线，军费开支的防线，言论自由的防线。当然，价值观也是一道防线。
然后就是反例。在有宪法的条件下，日本军人如何冲破一道又一道防线，挑起导致自我毁灭的战争。德国的行政首脑如何突破国内的道道防线，成为大独裁者，领导全国走向灭亡。日本和德国的国内防线有什么漏洞，国际防线又出了什么问题。
这些讨论，让我想起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命运。我粗略统计过，从秦朝至清朝，大一统帝国，不算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平均寿命171年。算上那些分裂的朝代，平均寿命67年。灭亡的原因有三类。40%死于民变，如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揭竿而起。40%死于官变，如王莽篡汉和黄桥兵变。还有20%死于外族入侵。
所有王朝的灭亡，都可以看作均衡格局的破坏。主导者控制不住局面，崩盘了。那么，大格局为什么失衡?说来复杂，从天气到权术，错综交织，很难一概而论。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提高权力制约水平，假如实行共和制，中国历代王朝的寿命将会如何。受黄钟启发，想到古罗马，从王国(公元前753-前509年)，到共和(前509-前27年)，到帝国(前27-公元476年)，传承有序，虽有政体的调整改良，虽有明成祖推翻侄子建文帝那种级别的内乱，但基本格局大体稳定，罗马的寿命居然超过1200年。反过来说，长久积累，也成就了罗马的复杂和伟大。
罗马帝国维护君权的制度和技巧，比起中国历代王朝来，几乎是幼儿园水平。帝国时代的罗马，仍有元老院，名义上仍是最高权力机构。如此一弱一强，帝国时代罗马对权力制约的程度，远远超过中国。由此看来，权力制约程度与王朝寿命正相关，这条定律，在古代也能成立?
当然，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平均寿命远远超过80年。但黄钟说的是拿破仑战争之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加速。交通更便捷，联系更紧密，竞争更激烈，创新更频繁，好比生物界物种增加，气温升高，进化加速。按照速度换算，时间尺度已经大变。然而，崩盘的原因，仍然是内外关系失衡。共和制度，正是通过制约权力防止严重失衡的机制。
黄钟的讨论，都有史实依据，结论来自对事实的归纳，可谓论从史出，实事求是。但是他落笔谨慎，没有用定律之类的概念称呼他的结论。我比较敢冒险，替他论证几段。
考察王朝兴衰，看那些考察王朝兴衰的著作，似乎可以提炼出一个公式。这个公式的左边是社会的各种危机：民间的危机，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官民关系的危机，国际关系的危机，以及各种危机交织的总和;公式的右边，是解决这些危机的实力，即各种物质和精神资源，乘以使用效率——制度与人才。如果这是一个等式，那么社会可以维持稳定。如果这是一个不等式，危机大于解决危机的实力，那么，这个王朝就会走向衰亡。反之，解决危机的实力大于危机，那么，这个王朝就有兴起的潜力。
德国和日本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无法解决的国际危机，因此走向灭亡。这两个国家为何犯下如此大错?一个是希特勒的权力扩张，一个是日本军部的权力扩张。权力制约机制失效，一意孤行，直至灭亡。权力不受制约的扩张，可以制造危机，还可以降低解决危机的效率。顺着这条思路，我们也可以从秦汉一直解释到明清。民变，官变，国际关系之变，都在这个解释套路之内。例如，秦朝死于官家权力过度扩张，汉朝死于外戚权力过度扩张。
老子说：“不失其所者久。”“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表述的近似长寿定律。奈何，不受制约的权力扩张起来很容易，长期的自我约束很不容易，于是，我们就看不到长寿的独裁政权。
不过，权力不受制约，一定会扩张吗?一定犯错吗?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他的论证方式是总结经验，属于归纳法。仔细归纳起来，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这句话大体符合事实，但也不一定滥用权力，这句话仍然符合事实。华盛顿即是例证。同是汉朝皇帝，汉武帝滥用权力，汉文帝却自律极严。归纳法得出的结论，大体可以成立，却不一定成立。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还可以如此论证：
大前提：任何人都趋利避害;
小前提：掌权者是人，权力通常是利;
结论：掌权者通常会扩张权力，直到利益消失，得不偿失为止。
这番演绎推理，最可讨论之处，就是小前提中的“权力通常是利”。权力对所有人都意味着利吗?华盛顿热衷于土地交易和农场经营，对专制深恶痛绝。在他看来，让他当国王不仅对社会不利，对他本人也不利。引入个人偏好，再引入作为判断基准的价值观，引入精神因素，利害评估顿时复杂了。捞钱是利益，扩张权力是利益，名垂青史是利益，辞职退位仍是利益。有了这些变量，我们才会见到华盛顿这样的人，他仍在追求利益，却不追求权力。不过，绝大多数人认为权力是利，进入政界的人尤其热衷于权力，在权力主导的社会，权力确实也是各种利益的渊薮，这种说法也不错。所以，权力通常是利，掌权者通常会扩张权力，从统计学角度看，这个判断高度趋近事实真相。
掌权者的上述利益，掌权者对权力的扩张，可能与社会利益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一旦不一致，权力越大，错误越大。如果不受制约，就可能导致崩盘。掌权者追求利益，扩张权力，从长期看，在几代人的跨度中，在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变动中，利益相悖的概率极高，犯错的概率极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比较长的时段上，衰亡定律不仅可以得到经验证明，也可以得到逻辑证明。大体如此，基本如此，时间越长越是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近现代史，最近两三百年的世界史，还有许多重要现象值得讨论，但本书并未讨论。我听说，这本书原稿的篇幅比现在长一倍，也许那里有更多的讨论和论证吧。
黄钟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也是一个温和理性审慎的人。这是一种奇特的组合。我有幸与他共事数年，很敬重他的人品和学识。书如其人。
吴思
2016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