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院第14次研讨会:陈子明离去,认识刚开始(7)

北京时间2014年10月21日下午2时50分,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先驱者丶民间活动家丶独立思想家陈子明不幸在北京病逝。海内外思想文化界人士同声哀悼和纪 念这位矢志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丶历尽磨难而成就卓着的思想大师。2014年10月28日下午,纽约民运各团体在法拉盛举办200多人参加的陈子明追思会。会 後一批与陈子明有过直接交往的人士意犹未尽,参加了中国研究院主办的小型研讨会。明镜新闻网记者根据录音整理了小型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除个别人未能取得 联系之外,都经本人审阅订正。现将发言整理稿全文刊登如下。

他是个超凡脱俗的人

王军涛:

我说说与大家不同角度看到的子明,一个可能有争议,但更真实,也更可贵,对我们今天做出政治选择也许更有启发的子明。

今天开这个会,我很想和大家一起近距离看看子明,因为我发现大家还是对子明不了解。今天这麽多赞扬子明的话,与过去骂子明的话丶都是基於对子明的误解,多 数人对子明确实不是很了解;少数了解子明的人不想再看那些有争议的事情。然而,子明最令我钦佩的丶对我今天最有启发的,这是在这些有争议的事实中。

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说子明是个天人,说得中性一点,子明是个超凡脱俗的人。他的卓越以及由此引发的误解,都来自这个事实。其实,子明的内心跟这个现实世 界不搭界。当你真的和子明讨论问题时,当你听他谈很多想法时,你会发现子明好像特别天真,他的世界是想像出来的,对多数人而言他的想法与现实错位。但是, 後来子明能干一番事业,就是来自於这个貌似天真的想象和坚定地认定这个想象是真实的前景。

那麽,子明的超凡脱俗的想象与天真不切实际的想象有什麽不同呢?我经常与子明讨论知识丶历史和现实选择,因此,知道他那些天真想象的理由。由於交友很广, 我也经常与别人讨论类似的话题,由此得知他们的区别。其根本区别就是,天真的想象是道德或美感上的一厢情愿,而子明的想象是基於知识的理性推理和历史经验 上的洞察。这使得他在思考行动战略选择时,超越具体纷繁的现象,看到现实发展的可能空间和演变脉络。他正是由此写下不同寻常的创造历史的大手笔!

仅凭知识上的理性和历史经验上的洞察,当然还不能创造历史,而且在实践中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子明前期没少吃亏,也没少被骂。但他从不气馁,仍然兴致勃勃 地想象和创造性地实践。他很真诚地与他人沟通,努力认真地想弄清别人的意见到底是什麽。我旁观,他的沟通的努力十有八九是各说各话。他不明白别人为什麽会 那麽去想他;别人也常把他的沟通的努力和解释当成狡辩,因而更加气愤。子明有时也觉得自己不现实,想学习做事的现实能力。一个超凡脱俗的心灵下凡,如果找 不到感觉,其实是克制自己的心性去入世“学坏”。这会让子明更加被误解。缺乏对现实的人的准确理解,一直是子明的软肋。子明能够扬长避短,让知识基础上的 理性和历史经验基础上的洞察力做出有前景的决策丶同时可以被现实地贯彻,主要是他很幸运地有身边人——这就是小平在追思会上说的他的亲属和朋友。他的妻子 帮助他协调了许多人际关系的窘境;而他的家人和朋友共同实现他创造性地建构出的战略目标。

在运动中产生出影响力

不过,仅仅有这点还不足以让周边许多朋友佩服子明。因为,子明周边不乏心智两全的杰出志士仁人,都是中国某些方面一时无双的俊彦。他们没有子明今天赢得的 尊敬以及子明能赢得他们由衷的尊敬,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开拓历史时所取得的现实成就中展现出子明有机会展现出的胸襟丶品行和视野。就欣赏子明而言,他们其实 也有这些胸襟丶品行和视野,但没有在艰难丶辉煌和严酷现实中展现;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不愿或不屑进入现实。

很多朋友看到子明的辉煌,看到他的学识和品质,不过那些好像都是成名人物的优秀品质。在我看来,子明最珍贵的品行是他在创业时表现出来的。

理解子明,必须在他的严酷的创业中才能深入。郑也夫先生的悼词表明,在中国大陆目前政治限制下,人们不能讨论子明的政治建树问题,但郑先生也没有回避,他 在悼词最後提及子明还想在政治上有新的建树。但许多人都忘记了子明的政治实践。像家祺说的,子明是与两次天安门事件相关的重要人物。可以说,如果没有天安 门事件的话,子明也没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在接受博讯的采访中,我说,你们一定要知道我和子明都是从广场上走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看,我们不是胡平这样真 的靠着思想上的成果赢得世界的重视丶尊敬和记忆,最初我们最初是在广场上丶在运动中产生的影响力;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人就没有思想,我 们後来是凭藉思想而与纯粹运动出来的人显现不同的。

纽约陈子明追思会
纽约各团体举行的追思会上悬挂陈子明遗像。

我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和许多友人都一直把子明放在引领时代变革的位置上,他是怎麽看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和问题的?他的发展方向是什麽? 人们已经说子明“先知先觉”了,但其实我们从来就有一个圈子,很早就在讨论这些事,对我们来说这些话题和观点一点儿都不新鲜。中国并不缺先知先觉。但是, 如何在先知先觉的判断基础上行动,这才是成败关键。对我来说,子明有实际行动并且有成就,这是他区别於其他先知先觉的重要因素。其实,先知先觉的行动者也 不少,但都在实际中夭折了。我们最经常听到的就是先知先觉圈中盛行两个观点。一是中国人素质不行,这是先知先觉们受到挫折後经常发出的感叹;在他们看来, 他们不能把宏伟蓝图写在江山上,不是因为他们没写好,而是因为江山不是适合写大手笔的纸张。二是政治太肮脏,不是高洁清雅之士适合的活动。那麽,子明怎麽 能大手笔在江山上描绘蓝图并从事这些肮脏的活动呢?这才是我最佩服子明的地方。他在做实际活动中很有韧劲,这种韧劲不是读书或某种专业活动中的韧劲,而是 在道德上看来肮脏的活动中,面对正常心理难以承受的恶性冲突,显现出的不放弃丶不堕落的心理和意志韧劲,而这恰恰是我今天在做事的时候大家都批评我的;我 其实是跟子明学来的。

为了团队事业去干最脏的活

我说说那个团队是怎麽走过来的:子明的家人的牺牲要比子明大得多。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子明创业期间的可贵素质。我们最早搞这个团队的时候,是80年代初 期。邓小平是政策治国,改革前先开个政策口子,搞成了就推广立法,搞不成就拿法律和成规惩罚你;即使有些政策最终成为立法,但在实验期中不少先行者被惩罚 得家破人亡,终生不能正常生活。许多创业者都知道这个风险,政策允许时,你是开拓者被歌颂;但一旦政策转向,你就成为罪犯。那时,为了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的实体建设,子明的家人一次又一次地被审查,被弄上法庭。今天苏晓康在纪念大会上的发言已经透露,早在1983年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就把我们列为“特殊 种类的三种人”。其实,还在79年到81年时,公安机关就要清除高校里的异议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子明让他的家人办了实体公司,担了比其他钻政策空子的人 更大的风险。用号子里的行话,我们底儿潮,更容易被惩罚。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内部也有一些冲突,子明的家人一度处在随时可能进监狱的状况。为什麽说子明在 我们的事业中牺牲大?那时候子明下海,他动员他的家人子华丶之虹,一个一个担任法人代表,国家政策一变那是要坐牢的,何况你在政治上还“底儿潮”?他们当 年比我今天做的这些事要悬得多。

子明给我的最大的感受是,当他意识到需要干一个事,他就马上着手去做。绝不找任何客观理由不做。在历次运动低潮时,他既没有像一般的人从运动中退出,从 “四五”到高校竞选後,多数人在低潮时都退出了;他也没有像少数坚守良心的人苦苦地孤守良心的孤岛——我说的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些人,胡平当时连工作都没 有。子明凭着创造历史的想像力,兴致勃勃地“引领潮流”。那时,我曾认为子明好天真幼稚,但是後来我们对子明却衷心地钦佩。要是单项比较,也许每一项都可 以找到比子明好的,但就是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他却凭藉韧劲丶冒着风险为打造这个团队奠定了基础,这给我们一个印象,子明是个思想上丶心态上丶健康上都不可 能被打垮的人,他可以为了我们这个团队的事业,去干特别脏丶特别累的活儿——我说的“脏”,包括道德上的,受到一般人的指责,在法与非法之间,但他一分钱 也没拿到自己的腰包里,全是在干事业。

我今天做了很多事情,其实是早年在跟子明的合作中向他学习到的,他的其他东西,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做到,但只有这一点,我们欠缺。从开始我们只是个书生,作 为一个“高来高去”的人不愿意做这些事情,後来子明一再和我讲,搞事业一定要有个生长点,只有掌握独立的实体掌握独立的资源才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不管这 个资源怎麽来,你必须有它才能干一番事情。的确,世上有的是有抱负丶有才华丶有思想的人,我们的时代就多慷慨悲歌之士,但他们却没有资源去实现抱负!

子明给我第二个重要的印象:他不光是考虑中国该怎麽办,他还考虑发展的机制是什麽,发展出一套在现实中能推动中国进步的机制——这就是当时在北京的社会经 济研究所。要说能在现实中开发新的活动领域,说实话在我这麽多朋友当中,我觉得李盛平是最能干的。最早起家子明是让他的太太搞这个公司,推广应用团中央当 时搞的“五小”发明成果,都没有搞成。後来李盛平就拿了一只鸡丶两瓶啤酒,从北京坐到广州又从广州坐回来,一站一站地下来买报纸,看畅销的报纸来了解老百 姓的趣味,毕竟老百姓的趣味不是那麽高尚,所以还是觉得我们不能简单地搞低俗读物。後来搞了两本书,一本叫《现代青年社交手册》,一个叫《现代女性生活手 册》,在这其间找到了知识分子对年轻人生活指导的方向。你看子明和其他作者编者的简历,谁也不会写出这件事丶做过这类书的主编丶编辑和作者,因为这活儿不 高雅!

今天你们说的子明的优点,其实老三届中不乏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徐友渔丶胡平等等一个一个,都能数出来,但是唯独我刚才说的这一条,就是走到现实中去,多数 人做不到。一个知识分子有高远的抱负,但愿意去踩在地上,做一分钱丶一毛钱的工作,而且有很多人误解他,当时不少人骂他——你们千万别把他当“圣人”,对 他的误解比对我多得多。我还老去解释,说正因为子明把这些事都干了,所以我才能天天“高尚”地高谈阔论,可当时很多人还都不接受。我在老三届中看到有很多 高尚的人,像也夫丶周舵和我们,但就是缺了这一块。我从子明身上学了很多的东西,他对我的启迪很多,像审时度势,但尤其在这个方面:要做一件事情必须从 “第一桶金”做起,这一桶金做的时候是实际上很苦的:在别人做的很成熟的地方没你的空间,你既没有专业位置,你也没有办法地让别人给你创造很好的条件,就 是靠着艰苦奋斗,冒着很多风险,包括道义上和名誉上的“损毁”,在即将开放又是事业必需的领域中,打造实体,把这些资源问题解决,然後你才能往前走,做你 想做的事业。

就开拓领域上来说我觉得李盛平特别擅长,而且也极有正义感和政治眼光,但子明更具有魄力和果敢,在一个关键时刻把所有的资源全部投进去,我觉得子明就是这样的,他可以像个清教徒,搞得很苦,他可以把整个的钱全部投入到事业中去,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三个问题没来得及与他探讨

从感情上来说,子明真是个君子,但很无情。你骑车两小时到他家,谈三小时他连一杯水都没给你喝——当然我们谁也不计较。从感情上来说,子明在那个时候跟人 感情很生疏的,但是他有一个理念,他有一个方向,在当时他找到了一个机制,他觉得中国在支持改革中,在体制内形成了一批官员,比如胡耀邦丶赵紫阳丶鲍彤, 包括体改所丶发展所都属於这样的,子明是一个门户观念不重的人,另一方面子明在外部社会,公务员丶企业家和知识分子都心向改革时——这个改革是80年代的 ——中国有一个朝野能走到一起的可能性。我们在80年代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通过图书丶中介,打造朝野共识。我提出来“一体两翼”的团队发展战略,一 翼是影响朝政决策,我们和当时的体改所和发展所关系都很好,包括政改所,都要和他们合作并草签协议了;另一翼是影响民间政治运动,像北大历次的学潮领袖, 都吸纳到我们所里来,我们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事情。这一套东西子明是直接的设计者丶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魄力和手笔很大。

今年一月份我看见子明来的时候,特别难受。毕谊民在10月21号早晨2点13分给我发来微信,说子明已经没有呼吸了,正叫医生来鉴定。其实我当时有好多话想跟子明说,今天我什麽也不想说了,让子明体体面面地走吧!

我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被删掉了三块内容,都是我在听见子明的坏消息之後最先涌出的念头,却没有机会和子明探讨的。

首先是中国的政治生态变了,我们行动选择的战略思维需要怎麽调整?今天我们说的所有对子明歌颂的话全是80年代的,郑也夫致悼词最後说子明其实是有抱负 的,他说你们给予我那麽多的厚爱,做了那麽多的培养,我要是不从政的话有些辜负大家——那就是说,子明也期待着有一个再进场的机会。但是,真到他再进场的 时候,他会发现,中国的整个环境全变了。首先原来子明说的中产阶层三大块,已经蜕化成了康晓光说的知识精英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铁三角”盘剥大众;还有 朝野共识崩坍了,其实我们80年代全部的和平开放转型等等,都立足於80年代的朝野共识。当时邓力群在中共高层已经被边缘化了,而赵紫阳当时接管主政的班 子,是跟我们大家能共同对话的,现在则朝是朝,野是野。一部分人在说子明多麽宽容丶朝野各派都接受,还有一部份年轻人强调子明是独立的民间力量,还有强调 子明在批改革——改革是什麽?改革就是80年代朝野共识。改革一死还有什麽共识?我很想问子明,如果朝野共识的改革死了,我们对政治操作目标做什麽修正?

二是人类政治转型的知识谱系的变化。80年代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团队强调理性,什麽叫“理性”?我们要做的事一定要立足於现代的人类知识,80年代的时候以 吉林大学毕业的那些人引进了发展政治学,我们主要想一个国家要发育它的政权,要培养它的文官机构,准备要做国家的建设,要找到共同点。对於发展政治学,西 方现在的观点是建设国家权威维持的政治秩序,其实是美国在冷战时期要扶植一批威权国家,它要给民主国家扶持威权国家找个理由,要先发展国家政权丶後民主 化。现在政治转型这一块,我觉得要理解中国现在的变化,第一个,对政治学关於转型研究的知识进展的复习,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转型中大规模的政治风潮, 撕裂统治集团,压出一个改革派和一个温和派,然後在运动中理性地互动丶产生出一个良性互动;第二个,这个政权一旦实现改革就是开圆桌会议,各派召集会议严 格制宪,支持国家新的宪政结构;第三个就是按照新的宪政结构打选战。这三块,《纽约时报》第一就删掉了转型的途径问题,第二块删除的是,根据这三块来看, 一般来说转型陷阱是什麽,第一个就是反对内部争吵不休,因为它没有制度约束,在集团政府的制度架构之外完全在运动状态,那些底层的人心态不好,长期受压 制,受到的教育又不好,而这样的人又特别占上风,跟这些人相处,在恶性的冲突中,怎麽能够形成一个结构,一个力量?世界各国转型破局容易,转型破局完了之 後,一旦破局之後怎麽才能举行圆桌会议制宪,不打内战,不是长期内耗?第三步,打选战一旦强势集团对它不利,又要推翻原来的宪政协议,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需 要新的知识和态度。

如何驾驭恶斗丶走出恶斗

三是子明在新政治生态中回答新问题的思想和行动的潜力。

坦率地说,我们在对子明的纪念活动,更多的是着眼80年代中那种温文尔雅的丶君子式的讨论环境,而不是在我们可能面临的严酷政治博弈。1989年以後的中 国政治腐败和暴政,使得未来的政治博弈很恶劣。不仅政府丶而且民间力量都面临恶斗局面。任何想进场的人在争取转型的斗争中,都必须面对民间反对力量内的恶 斗这个现实。转型启动丶打开体制之後,各种力量在讨论新宪政安排的圆桌会议上也会充满粗野丶残酷和阴谋。宪政民主转型和新的宪政结构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和 恶性冲突,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领军人物的思想准备不足,心态准备不足,知识也不足。比如关於谈判的知识,关於运动的知识,我觉得都会面临很大的挑 战,这些都是我特别想和子明探讨的问题。

我去了六趟波士顿,就想找个机会能跟子明讨论一下,可他的健康状况实在不允许,他一走之後,我更觉得这些和子明讨论最合适,如果子明在的话,我最希望和子 明讨论。因为子明有胸襟和视野正视问题,有经验和教训理解问题,有知识更新能力思考问题。不过,今天这个问题提出来,比80年代残酷得多;尝试解决这些问 题,会比子明那时遭致更多更离谱的误解。就在几天前的讨论中胡平感叹,付出那麽多代价,搞了30年还怀疑我们的政治立场和道德有问题。但运动就是这样。革 命吃掉自己的儿子,就是这个机制。去年王艾说,有本叫《群氓》的书是法国人写的,那不就是运动中的群众吗?That’s true. 运动中就是这样的。民运之所以每次以高尚的什麽动机开局,但到後来都变成变成恶斗,原因就在於不愿意了解人性弱点会让很高尚的事业最後沦入一场没什麽原则 的你死我活的恶斗,斗的人昏了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麽。而如何驾驭恶斗,牢牢把握事业前进方向,最终走出恶斗,这是更需要解决的课题。

我们在这方面思想准备不足。我认为子明的心态会很好,我们了解子明的都知道,一些误解子明的朋友最生气的是子明像块橡皮糖,你怎麽打都打不瘪他,打瘪了就 鼓起来,不跟你去恶斗,在这一点上他能扛得住,而且他在心态上很愿意去理解对方:你到底有什麽合理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如果还有机会我是可以跟子明讨论一些 问题的,可惜子明不在了,而且我觉得民主党现在要做成,没人会施舍给你资源,也没人会给你队伍,我们必须走过当年子明走过的“第一桶金”的历程,我这就是 学习子明!我这麽说,还是有许多人不会理解,但何老板是知道怎麽回事的。

学者都做事,其实是花钱,还有人是玩,但谁也不下海,子明让他的家人下海,承担风险,但这些实体和专业活动领域成气候了,专家们愿意担任职务了,子明一刀 把他的家人全部给切出去,非常狠。而子明的家人承担了所有这些,这赢得了我们由衷的敬意。我今天说,之虹赢得我们的敬意不少於子明,就是这个原因。不是客 气话,那不是因为简单的贤内助的角色,也不是因为弥补子明入世下凡最不足的弱点,而是为团队创业承担了巨大风险!

总之,我心中的子明是立志做事就不避艰难风险丶坚毅果敢地行动的子明,既不惧怕权势者的打压,也不回避恶劣活动的子明。这是我们在即将到来的恶劣博弈中创建宪政民主过程中,最需要学习的子明精神。(未完待续。 选自明镜出版社 《中国新震荡》)

来源:明镜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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