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的小文章引发了大家的质疑,后来我仔细检讨一下,发现是由于我写作时思维的跳跃造成的,我自以为不言自明的,也许别人并没有想到。看来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别人很独裁,自己很民主,以后得注意。下面这些话也接受大家的批评与质疑。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人类的孤立与孤独是产生极权的先决条件。今天想拿来好好说说。

何为极权主义呢?阿伦特认为,是某一人以独裁的方式垄断政权。凡是在他执政的地方,他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而是改变人性。摧毁了道德人格,取消了法律人格,毁灭个体性就永远是成功的。

但是中共的专政不属于极权统治,它自称是一党专政,也叫集权主义。集权主义指,权力集中于某一政党,一切决策、政治活动、经济政策皆由执政党一党专政,个人不得垄断的政治权力,更没有其它政党可以分享其权力。集权国家通常以一党专政、秘密警察、通过政府控制的大众媒体进行宣传、个人崇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以及国家恐怖主义等手段维持权力。

但是联想到毛的时代,他说的话就是法律,他要谁死,就可以不经审批直接枪毙,他就是神,是“伟大领袖”,在他的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希特勒,斯大林的影子,他还自认斯大林是他的父亲?而阿伦特认为,20世纪极权主义的两种基本形式就是就是希特勒执政时的纳粹德国政权及苏联的斯大林肃反时期。自毛死后,极权主义仍然阴魂不散,时时徘徊在权力的左右。极权还带有对外扩张的特点,但这是强者的行为。对于一个不太强势的独裁者来说,对内残酷地镇压比他更懦弱的人民大众,对外扶持第三国际,可看做是对外扩张的变相形式,还包括一贯以来的对外撒钱。

现在的中国社会,其专制程度,对人民的控制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这是与20世纪以来出现的独裁制度与以往的不同之处造成的,即他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一定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的,20世纪是一个群体运动兴起的时代,而极权就产生于大众之中。群体若没有领袖,就是群氓,有了领袖,便极易产生极权。群众可以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但创造和领导新文明的历来是少数的知识精英。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把这少数的知识精英消灭了,那么重建新文明就不可能出现。之所以要消灭知识精英,是因为他要统治的是一群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的沉默的顺民。

暴政的统治是通过宣传和恐怖主义实现的。阿伦特说,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制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和无能,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人与人的政治接触,在专制政府之下被切断了,人类的行动能力和力量落空了。中共的洗脑宣传无疑是全面的、成功的、深入骨髓。要想打破这个铁板一般的体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长期不懈地坚持与努力。

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联系被打破,造成个人的孤立,这是维护其专制的手段之一。在民主国家,例如美国,人们之间主要是横向联系。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介绍,美国的基层组织是乡镇,乡镇是完全独立的,有自主权,居民们自己参与管理公共事务。乡镇的上一级是县,县无权干涉乡镇的事务,它只处理自己职责内的事务。县的上一级是州,州也同样不能干涉乡镇的事务。通过鼓励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加强了人们之间的横向联系,同时也把自由带给了人民。托克维尔充满激情地说:“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机体内部的专制也迟早会重新冒出地面。”

中国现有的基层组织是没有自主权的,他得听从他的上级,最后权力全部集中于中央。所以中国官员的任命制也是自上而下的,他不需要对人民负责,他只需要打理好他的上级就行了。清朝时,乡镇是由士绅来自主治理的。士绅是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居乡里的官员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人物构成。士绅的家训家教良好,在公共事务中身体力行,表率乡民,积极参与兴办私塾,修路,处理乡邻间的纠纷等,参与地方治理。乡绅促进了中国社会基层的良性发展,加强了乡民间的联系。士绅社会若继续发展下去,可能就是地方自治的一个良好开端。可惜49以后,这些士绅们都被我“英明伟大的领袖”当做阶级斗争的对象消灭了,同时也铺平了中国农民走向农奴的道路。

中国人的孤立与隔绝是造成人们之间互相猜疑、防备、欺诈的重要原因,所以中国的社会实际是不存在的,只有政府,只有国家。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比较了社会与政府的不同:“社会源于我的欲望,而政府来自我们的邪恶。前者用美好的情感使人们结合起来,积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则通过抑制我们的恶行来消极的增进我们的幸福。一者鼓励交流,一者制造差别;前者庇护人,后者是惩罚者。——社会在任何状态下都是一种福祉,而政府哪怕是在最佳状态下,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至于在最糟糕的状态下,则是无法容忍的。”中国的社会不仅切断了人们之间的联系,还被严重撕裂。这与中共的洗脑、宣传及反间是分不开的。在这种情况下,修补社会的裂痕,加强人们之间的联系,是一些仁人志士们需要去做的。这样做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极权主义的死灰复燃。

每一个社会都有主流社会与弱势群体(或称边缘人)组成。主流社会,就是当地社会群体所公认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它包括三个方面:合法,合理,合情。合法就是符合当地的法律,合理就是符合当地的传统伦理道德,合情就是符合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是指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而言。在中国社会里,一切都是扭曲的,颠倒乾坤的,拥有权势及最多财富的那部分人偏偏是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但这部分人在中国所占的比例不大,虽然他们自称是主流社会。至少拥有十亿人口的农民及城市的中下层阶级,才是中国真正的主流社会,这是一个依然在为温饱奔波的贫困的主流社会,这才是真实的中国。

这些为生计奔波的人群,他们都是老实本分的普通人,凭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吃饭,他们或许无缘接触到这些名词,什么民主,自由,人权了,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却是深刻而真实的。他们认的是公理,是自古就有的,不言自明的道德律——这是人类得以生存下来,并区别于其它物种的坚定磐石。这些人团结起来,将是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社会的变革不可能是狂风暴雨式的,或是摧枯拉朽式的。你要非跟我抬杠,看看历史上的教训,暴力革命之后无不是更残暴的独裁。它应该是细水长流式的,潜移默化式的,你又要抬杠?那你去呀,你冲在暴力的第一线,我全力支持你,为你围观加油。把自由民主的思想慢慢渗透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意识中,尤其是下一代的意识中。有的人说:我自己家人都不理解我。你自己家人都不理解,你指望谁理解你呢?在熟悉的圈子里大家当然互相了解了,可是这部分人是很少的,是汪洋大海中的几滴水,成不了气候,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参与。你得去做一些让普通人理解你的行为,融入主流社会,以自己的人品和威望吸引更多的人,影响更多的人。我知道有些同道已经做的不错了,希望更多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去做。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对历史事实最细致的观察,无一例外向我证明,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还不具备强迫它们在突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这种变革的计划从理论来说无论怎么出色,都不会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只有时间具备这样的力量。”

由于理论水平及实践水平有限,不知道把我的思想表达清楚了没有,这只是我不成熟的探索。读书人总是天真的,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希望大家指正!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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