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来自内地的同胞,我第一次参加了香港的七一游行,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游行——中国大陆公民的游行示威的权利,只是写在纸面上而已,是一种“存在的虚无”。因此,这次我在香港参加七一游行,乃是难得的人生经验,也使我对香港的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

我对中国公民自发的游行活动的记忆,定格在十七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十六岁的我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近年来,北京虽然也有过若干次大型的游行活动,如申奥、反日等,则均由中共当局煽动、组织和操纵,堪称“黄色游行”。七一这天的上午,我在轩尼诗道再次目睹了这样的“黄色游行”:数万人如木偶似幽灵,或敲锣打鼓,或载歌载舞,或挥动血腥的红色旗帜,或表演暴戾的中华武术,他们的身体虽然在参加游行,他们的灵魂却仍然处于奴隶状态。

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下午从维园出发的、真正由市民自发举行的游行活动。我行走在这熙熙攘攘的队伍当中,感动自己像蝴蝶一样在自由地飞翔。大家步伐轻盈,甚至有些漫不经心,并无大陆和台湾民众运动中常见的那种悲情的质素。人们在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过程当中,固然时常有逆水行舟的艰辛,甚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但更多的还是水滴石穿式的积累和渐入佳境式的甘甜。换言之,追求民主自由的路上,我们理应充满喜乐和幸福。香港的七一游行,幽默多于愤怒,微笑多于眼泪,在那些抱着孩子的母亲的汗水中,在那些老人苍苍的白发中,我发现了一种扎根于香港社会深处的、生生不息动力。这就是香港人对香港的一种“掏心窝式”的爱。

让我最感动的地方是,在游行队伍中,除了诸多德高望重的泛民主派名流之外,更多的是一群又一群生气勃勃的年轻人。谁说香港的年轻人是物质主义的一代?谁说香港的年轻人对普选不感兴趣?在游行队伍中,我看到了五花八门的标语,也听到了声情并茂的言说。香港市民对民主的理解朴实而具体,卑之无甚高论。可以说每一个社团和每一位个体,都各有各的诉求和意愿,如工人权益、环境保护、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不一而足。但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有赖于一个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的建立。同时,这一切的实现,也绝对不是香港自身就事论事就能解决,它离不开中国大陆政治制度根本性的变化。当我身穿印有大陆维权活动人士、盲人陈光诚头像的衣服,与站在街边为丈夫呼吁的程翔夫人握手的时候,我不禁想到:陈光诚的自由与程翔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正如香港的民主与大陆的民主是不可分割的。

这段游行的路程很短,仅仅从维园到中环;这段游行的路程又很长,一直从香港贯穿到天安门。在七一大游行之前,我先后会见了几位数十年如一日为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奋斗的人士,如司徒华、黄毓民和朱耀明等前辈。凑巧的是,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圣经中保罗的名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作为自己人生的注脚。至于这场仗是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保罗并没有明确言说之,但让保罗引以为自豪的是,他参与了整个战斗的过程。那么,对于参加七一游行的、每一位让我肃然起敬的香港人而言,什么时候真正能够实现普选、什么时候能够拥有民主和自由,没有人能够给出最终的答案、也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通过一次游行便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他们参与了历史的进程、他们的脚步在在这片他们所深爱的土地上延伸,这就是香港的荣耀、骄傲和希望所在。在我看来,香港当之无愧的是华人世界的灯台,是自由中国的先声。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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