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停下了走向教室的脚步,看看表,再有十几分钟考试就开始了,我要好好地享受这十几分钟。就走到走廊顶端的一扇窗前,凝望窗外。天空一片浅灰色,薄雾游移着,不露声色地遮住了几座高楼的顶端,像一幅后现代主义的画,分解着这座城市的细胞。一列火车从楼群里钻出来,又停下了。一些人,年老的,年轻的,穿着牛仔裤旅游鞋的,短裙子高筒皮靴的,戴着帽子的,披着围巾的,提着包的,夹着书的……下车了,沿着一条白雪之间的石头小路,向我这所站立的中央教学楼走来。

我向着那所县城边上的中学走去,沿着一条狭长的杨树林之间的土路。路旁肥硕的树叶在早晨的清风中簌簌地碰撞着。我尽可能快地走着,一边又不停地触摸着路旁的树干。偶尔,漏掉了一个,就回过头,补上。我总是在这个时候许着一个愿:如果一个不落地触摸这些树干,长大了,就能当作家。有时,我踢着一个土块,我说,如果这土块能一直踢出这片树林子,长大了,我就能当作家。所以,一旦那土块蹦蹦跳跳地离开了我的鞋尖,我就要找回来,接着踢,即使它滚到了路边的土沟里。已经七点多了,再不加快,就要迟到了。我不得不放弃触摸那些树干,跑了起来。我不想迟到,尽管第一堂是语文课,裘一章老师不会批评我,可我会责怪自己的。

裘老师准时地进了教室,夹着十六开本的教案,穿着一件浅褐色的衬衫,淡综色的头发波浪般地向后飘去。他的眼睛似乎有一点蓝,也许有一点灰,和这个小县城里平常人的黑眼睛黑头发不一样。“今天,我们学习《鸿门宴》……”他说话了,他的汉语也和这小县城里的平常人不一样,我是说,他的话里,没有这“旮旯”,那“旮旯”尾随着。他没有方言,像从地球的另一端走来。不,他从两千多年前的秦末走来,我一眨不眨地看着他,项羽四十万大军的优势和爽直侠义性格,在他平缓的有一点直硬声音里,成就了一幅悲凉的历史图画。刘帮十万大军胜利了,这是“计”的胜利。中国的历史,就是“计”的历史吗,是一个“计”接着一个“计”胜利的历史吗?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计”的民族吗?“计”是不是欺骗的别名?

老师的办公室里熙熙嚷嚷的。有的在唠家常,有的在嗑瓜子,只有他,坐在靠窗的角落里,看着一本很厚的书。走近了,才发现那其实是一本英文书。我说,“这是我的作文”。他就接过去放进了办公桌上那一打学生作文之间,又埋头看书了,中了魔法似的。那时,别说这所县城边上的中学,就是整个县城,怕是没有一个人会英语。我们的英语课,正式改叫了外语课,英语,俄语,日语,轮翻开着。

我已经习惯于向他请教,甚至语文课以外的数学,物理,化学。他没有一点方言的外乡口音,总是毫不费力地疏通我所有的堵塞。“朱瑞很聪明啊!”有一次,我听他对别的老师说。可是,在我的亲人和朋友中,我是以迟笨和不开巧而着称的。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是说,如果你的父母可以教你的话,还是不要到学校读书。”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语文老师,而他,也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在学校,你只能吃老师们嚼过的饭,有一天,当你不得不自己吃饭时,你的牙齿都退化了,嘴都不会动了。”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这些教材,我是说课本中所选的很多内容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让学生们的视野狭窄,长大后,很可能变成另外的人——多辩,不诚实和利已。我的儿子,只念过两年的小学,以后,再没有进过学校。有问题的话,就问我。他在家里唯读那些他喜欢的书。”

那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老师的话。不过,恢复高考以后,听说他的儿子考到了南开大学物理系,也不知道这是老师的胜利,还是妥协。

还是那年的夏天的一个早晨,我走进学校时,看见许多人围着黑板报指指点点的,不仅学生,还有老师,看见我,大家闪开了一条路。

是我的作文发表了!还加了编者案。当然了,编者案是裘老师写的:方形的小字,又工整又飘逸。好几个男生朝我投来了羡慕的目光。也许就因为这些范文吧,有一个男生的父亲,也是我父亲的朋友,还特意开车不远百里去了我家,感歎着:“我家的大宝子没福啊,不好好学习,否则,娶上你家的小瑞……”

那时,我住在舅舅家,那是一座离县城五、六里路的小村庄。房前约有三五百米远吧,立着一座老旧的木桥,一条细细的小河,迂回着穿过一片盐碱地,经由桥下,流向了松花江。每隔三五天,桥上会跑过一辆马车,或者牛车,但最常见的,还是牧羊人和羊群。那些羊的粪便,总是咯着我的脚,痒痒的,直想笑。可是,我没有笑,这个时候,也总是在这个时候,一种写作的冲动,控制着我。后来,我写了许多篇作文,篇篇都是关于我的语文老师裘一章。

我的舅母是一个爱唠叨的乡下女人,常对邻里埋怨多了一个人,就得多做一口饭,而冬天里,就得多买一些柴禾烧炕。那时,我十五、六岁光景,倔强,气盛,又在一个丰衣足食的家庭里长大,无法理解北方农民的艰辛。心想,我妈妈每月给你那么多的钱,还不满足,真是贪心!就背起包,买了回程的车票。

拿着这张车票,我先到了学校,找到了我的老师裘一章。

“可惜了。”老师说着,低下了头。

后来,我尝试着和老师保持联系,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可是,都没有寄出,像那些作文,从没有见过阳光。直到二十一、二岁的时候,我不停地收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对我的毛笔字的赞许,就饱蘸浓墨,给他写了一封信,并且,寄了出去。很快地收到了回信:“以后不要再用毛笔写信了,”老师开门见山,“写好书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仅喜欢是不够的,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行……应该说你有着不错的文学天赋,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坯芽,怎样才能成长和成熟呢?踏实地多读,多练,多想,多写,依我看,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华丽的词语和虚荣的炫耀只能使人浮躁和更远地离开艺术……。”裘老师那又流畅又飘逸的汉字,在白底红格子的稿纸上站立起来,让我又熟悉又陌生。

有一次,我对家人谈起了我的老师裘一章,表哥说,他是咱们的亲戚啊。还说了老师的妻子是他的父亲的姐姐的什么的什么。可是,我感兴趣的是我的老师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为什么有着那样的平常而又不平常的精神世界?这些,没有人知道。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连我移居到太平洋的这一岸,也近七年了。连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也就是指移民们远离出生的国家,面对不同文化时,产生的一种不知所措,都减弱了。可是,我却没有结束我的学习,也许我不得不学习一生吧,仅仅为了在这个对我来说还不算熟悉的世界里生存。我胆怯回到我自己的民族里,在那里,我经历了没完没了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欺骗和利用已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哲学。尽管有些人,在国内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是,他们身上表现来的仅仅是狼性。人是可以吃人的,是那种慢慢地,品味着,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很讲究,很斯文,一点也不露马脚。就想起我的老师裘一章曾经对中国教育的忧虑,想起我的老师,夹着十六开本的教案,穿着褐色的薄上衣向我走来,那一刻,即使在这所西方世界的学校里,也是我眼前不灭的风景。

(此文为旧作)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2011年5月15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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