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叶,梁启超先生就有《中国的武士道》一书问世,最先提出“中国武士道”的概念。但没有深究下去,他只是以此来振聋发聩,警醒国人,弘扬一种御侮抗暴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梁启超先生的“中国武士道”包罗广泛,全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构成。其中既有文士,诸如孔子、晏婴、閵相如等人;又有侠士,诸如专诸、侯婴、荆轲等人;还有武士,诸如杞梁殖、叔梁纥等人。应该说梁先生是有特别敏锐的史感的,他明确地感受到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武士道”的现象和精神特征,只是他把“武士道”当成一个象征性的词语而非专有名词来对待的,因而未能作进一步的界定和探讨。

武士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在中国。武士道的奉行者其身份一般为武士,是国家或君王的武士,非常明确自己的职责所在,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忠君尚武意识;并且对仁、义、道之类的价值观非常崇尚,集中表现为忠君、勇武、荣誉的三位一体。他们具有殉道者的气魄,可以义无返顾地以身殉道,杀身成仁,并且视死如归。在他们眼中,生命可以放弃,他们所崇尚的价值理念却不能有丝毫亵渎。武士道的这种种典型特征,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表现得最为突出。

就从“二桃杀三士”说起,探究一下从“三士”身上表现出来的武士道的特点。“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多为人知,这是发生在春秋时齐国的一件事情,那时晏婴正在齐国为相,他就是要用“二桃”设局,以除去在他眼中目无尊长的“三士”。晏子的名头在历史上实在是太响,一般地人们只会把“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当成是晏子政治智慧的表现,至于“三士”是一种什么情况,包括这“三士”该不该杀就都被忽略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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