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叶，梁启超先生就有《中国的武士道》一书问世，最先提出“中国武士道”的概念。但没有深究下去，他只是以此来振聋发聩，警醒国人，弘扬一种御侮抗暴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梁启超先生的“中国武士道”包罗广泛，全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构成。其中既有文士，诸如孔子、晏婴、閵相如等人；又有侠士，诸如专诸、侯婴、荆轲等人；还有武士，诸如杞梁殖、叔梁纥等人。应该说梁先生是有特别敏锐的史感的，他明确地感受到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武士道”的现象和精神特征，只是他把“武士道”当成一个象征性的词语而非专有名词来对待的，因而未能作进一步的界定和探讨。
武士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在中国。武士道的奉行者其身份一般为武士，是国家或君王的武士，非常明确自己的职责所在，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忠君尚武意识；并且对仁、义、道之类的价值观非常崇尚，集中表现为忠君、勇武、荣誉的三位一体。他们具有殉道者的气魄，可以义无返顾地以身殉道，杀身成仁，并且视死如归。在他们眼中，生命可以放弃，他们所崇尚的价值理念却不能有丝毫亵渎。武士道的这种种典型特征，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表现得最为突出。
就从“二桃杀三士”说起，探究一下从“三士”身上表现出来的武士道的特点。“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多为人知，这是发生在春秋时齐国的一件事情，那时晏婴正在齐国为相，他就是要用“二桃”设局，以除去在他眼中目无尊长的“三士”。晏子的名头在历史上实在是太响，一般地人们只会把“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当成是晏子政治智慧的表现，至于“三士”是一种什么情况，包括这“三士”该不该杀就都被忽略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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