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20年来知识分子对台湾社会的参与情况，有一种颇为普遍的看法，或者说印象，即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角色，似乎趋于隐没、沉寂。这种看法在某些意义上，也许一定程度是真确的；然而，若仔细追究以上这个描述，则我们也许得做几个提问：一、为什么对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回顾，圈限在过去20年内？二、所谓“知识分子”，究竟何所指？三、台湾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真的已经全面消退了吗？
本文在“秩序缤纷的年代：1990-2010”这个时间框架里进行陈述，当然将会比较集中回顾过去20年里的相关现象。但我认为，若论及知识分子与台湾社会之互动的议题，可能并不存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时间点、或历史事件，作为准确切割或标志出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在社会角色上之消长的转折点，无论“野百合学运”、“保钓运动”、或其它。从这个岛屿被殖民的历史以来，一直到今天，台湾作为最早、也相对充分地拥有民主机制与言论自由的一个华人社会，它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阶层，在他们根源于历史经验的“文化基因”里，普遍仍对参与政治社会或公共事务不感兴趣，甚至依然戒慎恐惧。同时，同一个历史与今日，数量较少的另外一些台湾知识分子，在评议时政、批判文化、奉献社会的个人或集体作为，倒也从来没有中断、消沉过。
因此，一个看起来有着较大戏剧性、新闻性、或时代象征性的事件，未必自动可成为知识分子社会角色何以消长的适切理解方式。如果一定要以1990这个年份作为标志，来理解“知识分子怎么了”这件事，则我以为，若说那一年因为发生了“野百合学运”而使这个时间点有特殊意义，不如以这个时间点象征着“后解严时代来临的年代”、或者“全球化的扩大登陆”这样的意义，具有比较宽阔一些的解释力。不过，更重要的问题则是，“知识分子”到底是谁？以及，他们的社会角色与作用，是否真的已经沉寂？我试着从一些事实、现象、或经验，对这些问题稍微做些描述。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