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代中国人身上多少有那么一丝广场情结,我也不例外。学生时代跟人合编过一种油印小册子,名字就取自我的一首同名诗作《广场》。毕业多年后的一次聚会,同窗某还能复诵一二。虽然,在我居住这座城市里,Plaza早已取代Square,成为诸多购物中心的代名词。谜宫般的布局、缺乏规律的出入口,仿佛从来不是为了被穿越,而正是为了制造迷失——一种商品拜物教中的迷失。

诚然,还有过另外一种迷失,或许可以称之为存在的迷失、激情的迷失。面对城市广场这一片巨大的存在,除了被一大片激情淹没,并无个性可言。而激情是可以传染的,悲哀亦复如是;悲哀尤其是巨大的激情之一,且更具传染性。

公元1976年,因为一个人的死,整个中国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悲哀。北京天安门广场尤其成为这样一种悲哀巨大的渲泄中心,远在上海的少年也深受感染。一颗幼小敏感的心,同样承受着这种激情的巨大冲击。应该承认,我没有像我的那些更为感性的女同学那样痛哭失声,也没有想到要去人民广场。悲哀并无个性可言,我也很怕被哭泣淹没。当众哭泣更让我觉得有一种表演感。我不是说1976年的哭泣都是出于表演,虽然其中不排斥有表演成分。1976年的悲哀是真实的,真实到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深卷入其中。无疑,我不是广场的在场者,但我确实和广场上悲哀的人群活在同一个时间。

我并不认为4月5日是一个富于特殊意味的数字组合,它只是相关于一种标记与书写。按照传统农历中国人通常会将这一日或相近的几个日子标记为“清明节”,也即是某些人心目中的“鬼节”。全世界华人都习惯在这一天祭扫先人,寄托哀思,略表慎终追远之意。4月5日,几乎算不上是一个吉利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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