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几年，一位宣传官员问我，当年六四时你在北京，也参加过六四吧，你说，你们背后真的没有国外势力？
我说，我当时在一所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生部读研究生，无论是纪念胡耀邦还是后来的学潮，都是自发参加的，甚至没有组织者，当时对社会有大的意见吗？也没有，只是当时物价已涨起来了，我们带薪读研究生，不过六十多元钱，生活越来越有些紧张，但这种紧张，并不足以影响到要颠覆政府或制造社会动荡。一些因生活而造成的不满情绪，加上对胡耀邦的尊敬，再加上对耳闻目睹的贪腐现象的痛恨，这些情绪会转化为动力，促使年轻学子们上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第一次上街应该是1989年四月十七日，而第三天的人民日报还批评了我们这些年轻人，说我们打着纪念胡耀邦的幌子，穿红戴绿的，一点不严肃。当时一些女同学确实没有注意穿着。那天我们自费做了一个大花圈，从食堂借了一架三轮车，就进入天安门广场了，路上并没有人阻止，整个行动也波澜不惊，当我们游行完成准备撤回时，来自北大的学生们有阵势地打着旗帜进入了广场。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