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一个不会对话的民族,只有悲剧没有希望——一个六四幸存者对六四的回忆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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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一位宣传官员问我,当年六四时你在北京,也参加过六四吧,你说,你们背后真的没有国外势力?

我说,我当时在一所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生部读研究生,无论是纪念胡耀邦还是后来的学潮,都是自发参加的,甚至没有组织者,当时对社会有大的意见吗?也没有,只是当时物价已涨起来了,我们带薪读研究生,不过六十多元钱,生活越来越有些紧张,但这种紧张,并不足以影响到要颠覆政府或制造社会动荡。一些因生活而造成的不满情绪,加上对胡耀邦的尊敬,再加上对耳闻目睹的贪腐现象的痛恨,这些情绪会转化为动力,促使年轻学子们上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第一次上街应该是1989年四月十七日,而第三天的人民日报还批评了我们这些年轻人,说我们打着纪念胡耀邦的幌子,穿红戴绿的,一点不严肃。当时一些女同学确实没有注意穿着。那天我们自费做了一个大花圈,从食堂借了一架三轮车,就进入天安门广场了,路上并没有人阻止,整个行动也波澜不惊,当我们游行完成准备撤回时,来自北大的学生们有阵势地打着旗帜进入了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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