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而于那些想通过文章交流而求取外在认同、并想“雁过留声”“进入历史”的读书人来讲,写作尤其是自由写作即是其生命,并且更有一番“我写故我在”的意谓吧。

《天安门诗抄》与张志新、林昭

在中国,人们常说“祸从口出”,但写文章也一样。中国自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所有不利于统治的文明结晶对于文人来说迟早都是祸。对于自认为是“天子骄子”且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无数个“皇帝君上”而言,知识分子及文人生而有的任务无非是多写写雅颂类文字、为自己与相关的统治利益集团歌功颂德罢了。若知识或智识层自视才高而超越统治集团的雅颂要求,那就是他们“自找晦气”,这就难免会拥有祸从口出、祸从思出、祸从文出的悲剧型结局了。

1949年以后最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反右运动”,从阴谋到阳谋,很多当事人的著述及回忆早已汗牛充栋,但我因年纪的关系的确对那一批“右派”的亲历与受伤害者有着隔代之感,对于他们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祸从口出、祸从文出真是一知半解,同情与淡漠并存吧。我对于思想与言论“犯罪”的最直观和恐惧的感受,最早是来自于发行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本薄薄的连环画——《张志新》。此书是家母买的,这之前,一本广载1976年“四五运动”民众自由诗歌创作的精品〈天安门诗抄〉已得以公开问世,影响与发行之广在当年只怕是仅次于〈毛泽乐选集〉,引发了所有刚从“左派文化大革命洗脑运动”中挣脱出来的中国忧国忧民男女的追棒与抢购。在家母抢购〈天安门诗抄〉的同时,还出版过以一对恋人为参加“四五运动”所受劫难与艰辛心路历程为内容的一本连环画。总之,从1976年后的公众舆论的角度,充分而正面地肯定了“四五运动”的合法性与革命性。而〈天安门诗抄〉也许是1949年后中国百姓首次自发非官方组织的、拥有明确反雅颂政治意味的民间个人诗歌之总成,也是建国后中国民众集体自由创作的最大结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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