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下文学”在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时候，业已一般性转变成为“地上文学”。这个判断得来痛心，但却是一种事实。简单而言，七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今天》的出现，中国文学以朦胧诗为旗帜和导向，撕裂了官办文学甚至伤痕文学的禁锢，准备全面转向类似苏俄独立文学局面的立场。可惜，这个立场缘于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形，发生了重要转变。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朦胧诗业已为官方媒体大面积转发，形成一种灰色的文学和诗歌地段。这里的原因有几。一是，中国七十年代兴起的地下文学，基本上缺乏政治定位和价值内涵，多是一种人性味和人情感的素朴文本。这样的文本和苏俄之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阿赫玛托娃《安魂曲》等明确反对极权主义的作品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不单是政治元素的缺位，更以政治朦胧，取代了价值定位。故此，朦胧诗在反对毛时期僵化、样板文学上，虽然尺进一步，但是源于他们的先天不足，使得这个文学的人头和文本大步滑向模糊中国现实和朦胧社会针砭的场域。很多朦胧诗人成为和官方沆瀣一气、且得到官任和衙役地位的文学御用文痞。于是，这里出现一个比较俄罗斯独立精神缺乏政治路径，更加糟糕的实际情形。这个情形就是，俄罗斯精神独立的路径产生了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这类自由精神代表；但是他们的政治反对党的缺位，使得后来的俄罗斯民主，出现在普京三任其职的总统荒诞。而中国八十年代所谓地下文学的走向，其实尚无俄罗斯独立精神的某种支撑。很多前期异议人士，很快就不是招安，就是经商，抑或成为居留外海的“华人文学”家而显得面目不清。这当然一部分原因是其谋生的需要，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他们和国内现在的政治经济现状基本上脱节和无缘以顾之，且在国内文坛不形成任何影响。即便是六四以后，这股文学刚强一呈。对于镇压现象施行了某种批判（如，廖亦武的长诗……）。但是这股劲头很快就告湮灭了。这股实力基本上四分五裂，各寻出路；虽然偶有批判的坚守和写作（良心写作）之继续，终究让位给很多现实的政治批判和维权运动。这是一个真实轨迹，不容否认。
再是，现代派之定位的复杂性，是这些半地下、半地上文学写作者认定自身模糊性状的一种缘由。现代性的版本，可以使得古代性中守旧和反动的、类似政治专制和宗教极权的制度和社会受到批判——但是，如果面对现代性（含后现代性），不分伯仲和是非的朦胧性质，多半会在坚持此见的同时，迷失方向，从而一般会堕入历史虚无主义和传统废弃主义。我们知道，现代性批判的主要指向，是乔伊思和普鲁斯特面对的社会记述和描摹。这种社会之性状的缺憾和不公，是的确存在的。由此，他们对于这样、那样的社会，人群和体制，施行了某种文学化的揭示和揭露——且在其中任用意识流一类文字学和哲学心理学的新兴文学手段。这样一种手段，对于保守的英、法社会和文学界域，做到了注入新鲜血液和加剧批判和呈现的过程。但是，这样的现代派同时孕育了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席卷一切的批判——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加之（吴宓所谓）易卜生主义、萧伯纳主义（萧氏是扑灭异议分子，首倡使用焚尸炉的凶险之人。）于是，就像阿伦特所谓，他们是一群“见到文化就要拔出手枪”的文化屠夫。这样的现代派，直接孕育了毛泽东这样的文化批判者和文化革命者。于是，分清现代派中的杂种，是一件十分迫切和十分必要的事务。这个事务含摄很多领域，从黑格尔哲学的“历史结束论”（曾传到科耶夫），到德国哲学的末人尼采论；从拿破仑的专制革命论，到梅特涅的秩序重定论；从马基雅维利的道德相对论，到马克思的阶级致宪论，等等。于是，区分现代派的主要谱系，是一个区隔是非和敲定价值重组的严峻课题。但是朦胧诗人却没有这种区分的能力——他们接受庞德的诗歌，却从未知晓或者有意区隔其一般意义上的纳粹主义观念（含其反资本主义倾向）；他们赞赏博尔赫斯，却从未知晓他对于专制主义的某种情有独钟；他们赞美聂鲁达等，却从未分析这些人的苏俄情结……。这难道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历史态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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