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七十年代吉他手的回忆
我已习惯于在回忆中发现生命的意义，这几乎成了我的生存方式和动力。我惊奇地发现，我赢得了幸福的回忆，却总也抓不到现在和未来。
——自言自语
在“文革”中期，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时我刚上小学四年级。
一天，父亲带我们兄妹三人去远房伯伯家走亲戚，席间，里屋响起一阵柔和的琴声，慢慢地琴声弥漫在整个房子里，伯伯看我们好奇，便说是堂哥在弹吉他。
伯伯把堂哥叫出里屋，让他弹奏给我们听。记得当时堂哥弹的是一首后来为人熟唱的澳大利亚民歌《剪羊毛》，优美的琴声，娴熟的技巧，加上欢快的旋律，立刻令我们“神魂颠倒”。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吉他。堂哥看我们如此出神，问想不想学，想学的话他来教我们。
伯伯听到堂哥要教我们弹吉他，忙对我们说，吉他这东西名声不好，听听可以，但不要去学。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文革”时期，不管是吉他还是外国歌曲，统统被贬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表现的靡靡之音，在主流文艺舞台上被禁止演奏或演唱。
在哥哥的要求和父亲的默许下，几周后，堂哥帮我们买来了一把价格为十多元的二手吉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吉他，我兴奋得真可以用“三天三夜睡不着”来形容。从此，如现在的一部电影《阿甘正传》中所言，“我在吉他的世界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文革”时提倡“读书无用论”，学生没课外作业，放学后我就拨弄吉他，收集少得可怜的吉他资料，凡书刊中出现“吉他”两字，都会让我眼睛发亮，反反复复看个够。小学同学“胖子”，平时爱抄袭我的作业，知道我在学吉他后，不时地从他搞音乐的阿姨处借一些以前出版的音乐书給我。有一次，他神秘悉悉地帮我“搞”来了一本封存在学校图书馆里的原版圣诞歌曲书，书已严重泛黄，不少地方已破裂，我象考古工作者修复文物一般小心翼翼地用透明胶把它粘好，为看懂歌谱还硬着头皮自学五线谱。从这本圣诞歌曲书里，我学会弹奏《铃儿响叮当》，它成了我日后的“拿手好戏”。
因为路远，堂哥基本上是一个月来教一次。一天，堂哥兴冲冲地拿着一把“其貌不扬”的吉他来我家，我大惑不解，他解释说，这是一把日本产的琴，虽旧了一些，但音质非常好，琴是越旧越好。在我家晒台上，堂哥用这把淡黄色的日本吉他弹了一首古巴乐曲《西波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优美的琴声，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进口商品”。那一夜，堂哥还弹了其他乐曲，有《美丽的村庄》、《请不要在礼拜天约会》、《在路旁》、《鸽子》等，如情人絮语般的琴声飘荡在繁星点缀下的夜空中，激起我这个早熟的少年平日里心中难以寻觅的一些情愫。后来才知道，堂哥平时爱唱外国歌曲，弹吉他，脸的两侧留着在当时看来属“思想意识不健康”的长鬓脚，被单位领导树为不求进步、精神颓废的“落后分子”典型，不但要他写检讨书，还勒令改变发型；堂哥不服，据理力争，搬出那时无人知晓的“异端邪说”——个人权利说，几个会合下来，最后他被停止工作。那一夜，堂哥是来我家发泄心中的苦闷啊！
见识了那把日本吉他后，我几乎不想再弹自己的那把吉他了。在听说杭州制作的吉他不错后，我偷偷给舅舅写求助信，次年表哥来上海过年，给我带来了一把崭新的音质柔美的“西湖牌”吉他。当时我的兴喜之情难以言表，但同时令我纳闷，为什么上海就没有买吉他呢，要知道那时舅舅家用的肥皂、糖、布料等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母亲托人或寄往杭州的。我哪里搞得懂政治啊，那时上海作为“文革”的发源地，对吉他之类的资产阶级文化艺术采取了“赶尽杀绝”的做法，而人间天堂杭州则不全然如此。
有一年暑假特别热，我突然在邻居的视线里消失，因为姐姐有幸借到一本《外国民歌200首》，于是我便闷在家里，一边擦着汗，一边恭恭正正地把书上所有的歌曲都眷抄在笔记本里，为了美观，还配上小插图和用美术字体写的中外音乐家和文学家关于音乐的名句。当时买不到任何外国歌曲书籍，都被禁止出版，这本浸透着汗水的手抄歌本在我心中无疑就洛阳纸贵了。不料，一天父亲休息在家，无意中发现了被他视为“黄色”的手抄歌本，他气冲冲地把我从外面叫回家，一边撕本子，一边吼道，你小小年纪，竟然抄写这种爱啊情啊的黄色歌曲，买吉他是让你弹革命歌曲的，真后悔买给你！看到宝贝似的手抄歌本被撕破，我愤怒的情绪无法形容，但因人小，只能象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那样，“把仇恨的种子埋在心底”。其实，父亲的“文化专制”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思考产生父亲行为的原因，埋在心底里的那颗种子也逐渐转变成“批判的武器”。
到了“文革”后期，社会气氛有了某些变化，文化生活中出版了《战地新歌》一书。这种变化反映到我们家，就有了家庭音乐会。通常在周末，我弹吉他，哥姐在母亲的带教下，演唱前苏联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喀秋莎》、《小路》、《三套车》、《遥远的地方》。母亲虽不是文艺工作者，但年轻时是一位文艺积极分子，那时正处50年代中苏蜜月期，她接触到的音乐全是苏联歌曲。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母亲抄录在笔记本里《遥远的地方》的歌词：
“在遥远的地方，那里云雾在飘荡，微风轻轻吹来，飘起一片麦浪。在亲爱的故乡，在草原的小桥旁，你同从前一样，时刻怀念着我，你在每日每夜里，永远不断地盼望，盼望远方的爱人寄来珍贵信息。”
音乐对一个人的看法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在中苏双方象两个泼妇彼此揭短、对骂的时候，我还是对“老大哥”怀着诗意般印象：白云袅袅的蓝天下，到处盛开着红莓花，绿油油的麦浪边，天香之质的冬妮娅静静地在读普希金的诗……直到日后读到《俄国人》、《权力学》等政治书籍时，我才知道铁幕背后的真相，恍然大悟。杜勒斯曾引用《圣经》之语，把独裁政权比作“刷过白灰的坟墓，外表看来漂亮，里头却尽是尸骨和赃物”。
随着“文革”的临终，人们正试图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外部世界。有一段时间，我通过家里的一台主要供我哥学外语的三波段短波收音机收听外国音乐，当然也包括时事新闻。当时收听如“莫斯科广播电台”、“英国广播电台”、“美国之音”等这些对华广播的外国电台，被叫做“听敌台”，这是不允许的，只能在家偷听。每天中午放学回家，我都要收听一档由日本的一家非对华广播的电台播放的音乐节目，全是电子音乐——当时还没有“电子音乐”这个概念，只是感觉惊美，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美妙的音乐，听得我如孔子听韶乐后所言：“三月不知肉味!”直到改革开放后，听到《爱琴海的珍珠》时，才知道日本的那家电台播放的是法国著名的保尔·莫里亚乐队演奏的轻音乐。再后来，读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东西时，被告知这些如梦幻般美妙的“电子音乐”、“轻音乐”是消费社会里的“精神鸦片”。
时光在音乐中流逝，历史在诅咒中翻过最黑暗的一页。“四人帮”被粉碎后，社会生活开始多样化，上海街头出现了港台流行歌曲以及青年人自发的民谣吉他“音乐会”。吉他大致有古典式、匹克式、民谣式和夏威夷式这四种演奏法。中学同学“小和尚”，平时说话带着大舌头腔，但偏偏弹的是民谣吉他（当时弹民谣的人比较多，弹匹克和古典的人较少，因为需要一定的乐理知识），他邀我做搭担，因为我跟堂哥学的是匹克。我们配合默契，每次音乐会开始，“小和尚”必以一首欢快的非洲歌曲《伊黎妈妈》来制造气氛，以邓丽君一首煽情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结束，中间穿插我弹奏的《铃儿响叮当》、《西波涅》、《车轮》等曲子，表演常常造成人群围观，直到夜深附近居民出来抗议，结束后还会有人围着我们讨教，希望拜我们为师，这让我俩感到格外沾沾自喜，自命不凡。
“阿七头”是隔壁里弄里的一个以打架斗殴出名的民谣吉他手，他比我大5岁，通过我的小学同学找到我，希望我能给他一些指教。每次我抱着吉他去他家时，邻居会不解地问我这个“秀才”，你怎么会和“阿七头”在一起？在他们眼里，“阿七头”是个十足的小流氓,“秀才”与“兵”怎么会扯在一起呢？其实，在与我交往中，“阿七头”知道“能者为师”的道理，始终对我很客气，很尊重——用后来流行的官话，这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在“阿七头”那里，我听到了“老三届”的一些悲惨故事，学会了曾在他们中间广为流传的歌曲《精神病患者之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阿七头”弹唱的这首调子忧伤的歌曲，但知道“阿七头”为什么常常把它挂在嘴上，因为在他七个兄弟中，三哥在云南插队时与拖拉机一起坠落山沟，四哥在江西插队时精神遭到重创。每当他和着琴声低低吟唱这首歌曲时，平时凶神恶煞般的脸会立即变得忧伤而凝重，表情中似有一片穿不透的迷雾，让人沉沦、深陷：
“失去了伴侣的人，神魂两分离，眼望秋去冬要来临，雪花飘纷纷。世上人，嘲笑我，精神病患者。我的青春将要埋没，有谁同情我。”
无论是街头表演还是与不同人群交往，都使正处人格转变中的我对自己产生一些新的认识，开始用一种开阔的眼界来看待生活和人生。
八十年代始，我考上了大学，一头扎进图书馆，用社会政治书代替音乐书，不知不觉成了时代的“牛氓”。
暌违二十多年，如今在我居住的大学城附近开了大大小小的吉他专卖店，看到店里那些莘莘学子专心致志地在拜师，我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段与我早熟但不失纯真的少年有关的“吉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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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俊——诗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居住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