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89年5月,周与非法组织“西北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连党敏商议要为学运办一份报纸,具体由周筹办,后因经费不足,周提出改办刊物,周给刊物取名《民主与自由丛刊》,周出任主编,并介绍西大新闻系教师李苗为副主编。周、李搜集资料编辑160多页成稿,交由西大新村“丫丫打印社”打印,计划油印1000册。后因动乱平息而未刊出,底稿由周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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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89年5月15日至6月7日,周先后参加了西北大学“四。二二”筹委会“,讨论派代表上京请愿会议;省高自联成立大会以及在西北大学举办学生骨干培训会议等其他非法会议,并于五月底担任非法组织”陕西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顾问”、西北大学高自联“常委”。在北京平息暴乱之后,周仍亲自起草了《空校宣言》,提倡在西安地区大搞空校行动,造成恶劣影响和后果。随后还以西北大学高自联的名义起草了《高工人同胞书》,煽动工人市民无限期的罢市罢工,对抗政府。周还积极的组织了西北大学的抬棺大游行和“六四”当天在省政府门前的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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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周勍劳动教养通知书》

题记

当年在看守所期间,我曾经和死刑待决犯同囚室关押过一年两个月,先后走马灯似的见过有近百人,其中39人枪毙在我还关押的时间内。往往是今天还为一个窝头而争执,明天其中一个就被拉出去抢毙了,而转瞬又一个待决犯填补了他的铺位,令人有很大的幻灭感和不真实感。而西安市的枪决犯都是要从我们那里拉出去枪毙的。我们那里毙完案头(案子的首犯)后,才把死缓以下的犯人弄到监狱去劳改,所以我们那里是“上线”,用狱卒的话说,“活着出去的人不多,

1990年11月初,我偶尔听到“新闻联播”上讲要放方励之先生去美国,接着连续几天里,从狱中仅能见到的一份官方报纸上看到的几乎全都是中共当局为争取延长最惠国待遇而喋喋不休地重复“我们的监狱中已经没有因‘6?4’事件关押的大学生”云云。其不知仅我们这个监狱里,当时就关押了几十个学生和教师!由于信息隔绝,我当时判断国际社会似乎也相信了中共的谎言,因而就有了一种强烈地被愚弄感。

野兽关的时间长了,兽性就少了,变得温顺了。而人若关的久了,人性就少了,兽性就反而变多了。

不教而杀谓之虐。

——《论语·尧日第二十》

“为啥进来的?”

在西安市看守所的大门口,外号“皮管王”的王姓老狱警让我自己脱下裤带、鞋带等绳状物件,还有随身的手表、零钱还有钢笔等,放到因岁月侵蚀已辨不出颜色的长条木桌上。而他自己也一刻都不闲着,先半蹲着,把押我来的警察扔在地上的简单被褥熟练地边边角角搜摸了个遍,接着又将我的衣角、裤脚到鞋底像老中医把脉似的一阵捏弄,然后又用手中的皮管子示意我自己动手把内裤拉到大腿根部左瞧右看。我想,虽已是黄昏时分,不单是他,就是头顶岗楼上站岗的武警,连我的阴毛也可能看得毫发毕现。

当羞愤与懊恼在我心底冲撞升腾时,他漫不经心地问了见面40分钟左右的第一句话。而在此后的20多年中,这种类似“为啥叫你?”“为啥传你来问话?”“为啥找你而不找别人?”“为啥这样难道你不知道?”和“为啥不让你出国?!”等等的质问,虽出自不同性别或不同方言,但都无时无刻的提醒我:你是个贱民、你是个异类、甚或是个随时随地可收入监狱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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