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6%9d%a8%e6%94%b9%e5%85%b01【作者按:杨改兰抵死一拼的刚烈,居然叫寡廉鲜耻的中国为之一惊。艾晓明写长文解读这位烈妇,说她是“女性牺牲和母性神话的终结者”,诚哉斯言,不由得想起九十年代初我曾写过的一篇旧文,完全相同的议题,而岁月流逝,中国女性的处境只怕是愈加艰险了。再贴此文,也算纪念杨改兰。】

根据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推算,女性人口总数是四亿九千余万人,占人口总数的48.48%;1987年的抽样调查,女性已达五亿。这个人口数字,在当时比一个印度或者比美国和前苏联加起来还要庞大,而其中有近四亿人(79.9%)生活在前现代的中国农村,有两亿七千万是育龄的,有一亿八千万是文盲。这些远不准确的抽象数子所能给出的,只是诸如贫困丶愚昧一类的模糊概念,对於描述她们的生存状态,她们同社会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具体关系,却不能提供任何信息。五亿人对一个民族丶一种文化和文明乃至整个人类的意义,处於如此含混的状态,究竟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无能,还是这个最庞大的性别群体的极度弱势?

中外研究者主要是女性研究者,近十几年来从文学丶社会学丶经济学丶法学丶历史学丶人类学等各种角度,尝试去接进这个庞大模糊的身影,虽有盲人摸象,各得某一局部印象之嫌,但拼凑出来的一个轮廓却已是骇人听闻了。中国大陆五亿妇女的社会地位丶人口素质丶生存状态丶精神意识,近半个世纪以来被各种论说丶宣传和意识形态宰制成彻头彻尾的一个假象。

农妇:没有分配意义的“女性生产力”

一个最初始的描述,似应从1949年以後中国妇女经济身分的变异开始,因为这是一个生产分工丶分配和继承权的集中体现。从理论上说,在社会和家庭两个领域之间,妇女参於“社会生产”的程度,会在家庭中对男子的权威构成挑战而改变她们的地位。中国近代以来的一贯看法,传统的农村妇女(特别是北方)不是生产性的,她们被排斥在农业生产之外,只从事无价值性的家务劳动(炊洗纺缝加喂养牲口),四九年以後的政权顺延他们靠妇女作战争後勤的观念,半强迫性地(以摆脱封建束缚为名)将妇女作为同等於男子的劳动力使用,从五十年代的合作化丶大跃进,到六七十年代的“学大寨”,妇女被广泛使用於田间农活(“花木兰突击队”丶“穆桂英炼铁队”丶“铁姑娘队”),年劳动日曾高达250个,但所得工分只能记在男性户主的名下。

因此,从国家到地区的统计资料都不能提供证据,来说明中国出现的一件破天荒大事:国家在农业上拥有一支没有分配意义的庞大“女性生产力”,而一些西方研究者却根据各种互不相关的新闻报导,怀疑官方统计资料隐瞒了妇女参与季节性农活的真相。直到1985年,一个西方研究者沃尔夫到中国在四个地区的调查後发现,女劳力在农业劳动中占到59-88%,而男子仅占11-64%,北方与南方并无明显不同,关键之点是,妇女的劳动只限於一些没有技能的体力活,而男子则垄断着技能丶技术和管理,因此可以认为,在中国农村,妇女成了正规的农民,而男子则为半个农民半个流动劳力的模式,而且,妇女的辛苦劳作几乎没有统计上的意义,也被排斥在流通(无法得到薪金支付)丶法律合同(只能算在父亲-丈夫的名下)和信息之外。这当然是改革以後的景观,但却显示了一个更惊人的变化:自然经济下最基本的农业生产,实际上是靠没有直接分配权的几亿妇女完成的。极贫困的陕北榆林28个乡镇的调查资料显示,男性劳力外出从事商品生产已达65%(青壮劳力达80%),剩下的男性都是老弱病残,可见还被封在黄土高原上“面朝黄土,背靠青天,土里刨食”的只剩女人,而这真正的农民——五万多女劳力的外出只占0.56%。

从夫居丶男性继承与溺女婴

几亿农村妇女并未因她们经济身分的剧变而提高地位,其原因很复杂,一个不必深究的浅显因素,就是建立在居住方式和家族之上的中国传统父系男权结构,并未因1949年以来的种种制度化,如以公社和生产队重组农村结构而有丝毫触动,废除私有制也未对从夫居习俗(女儿出嫁便失去娘家的继承权)和土地的男性继承构成任何挑战,只是变相为以男性人丁分配,从徵购丶口粮到自留地,废除公社制实行土地承包不过是彻底恢复了土地制度中的父系男权,女儿出嫁就失去土地,儿子取媳则得到土地,妇女离婚也失去土地。以土地为命根子的中国农民,对这种政策的直接反应,是在生育的性别选择中毫不犹豫地剔除女性,强制性的一胎化政策在农村又加剧了这种人为的性别淘汰,溺女婴之风炽起。此事涉及所谓“国策”之声誉,列为禁区,不准新闻和研究人员涉足,社会的一般了解,只知女婴女童性别比例失调,而从公开渠道能获得的资料,也只有1987年人口抽样调查所显示的女婴死亡率高於男婴,农村一岁女婴占总人口比例为47.15%(低於女性占总人口的48.33%),性别比为112.1比100,但熟知农村情形的人口学专家私下估计,被溺女婴加上被强迫引流的“超生儿”,全国每年当以百万计。

由土地制度和生育制度交相为烈的这场灾难,不止是针对胎儿和婴儿的,也是针对母亲的。1979年在河南周口某地麦田里发现一具孕妇尸体,那是一位躲避强迫流产的农妇。这件事被新华社记者作为河南计划生育强迫命令太甚的典型事例捅到中央,河南当局则百般辩解,声称七千万人的河南绝不允许人口增长率突破千分之六。此後,河南不断发生农民因计划生育而同干部以死相拼的惨剧,而在全国各地农村,到处发生“孕妇大逃亡”,洞庭湖的芦苇深处甚至出现“超生游击队”,来自大江南北的母亲们领着“超生儿”以船为家。全国妇联曾因农村强迫流产和溺女婴的严重事态而向中央提出修改一胎化政策的请求,深得当时的总理赵紫阳的赞同,却由於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剧烈反对而作罢,这个委员会的主任竟是中央政治局里凤毛麟角的一个女性委员。

“人梯”:弱势丶美德丶无补偿

社会,这个在女性主义视为父权男性中心的社会,将“人口再生产”的责任一次性地交付女性,却在另一个同样基本的领域——社会再生产中,又一脚踢开了女性这个庞大的利益团体。这个伴随人类文明而生的普世性的不公平法则,从来没有因为所谓的“文明进化”“人类进步”而稍有改善,现代化对传统百般否定,却在这一点上继承得极好。以取消性别差异为前提的中国大陆“性平等”,其虚假性恰好是随着八十年代的开放而全面暴露,被掩盖在全能主义制度之下的父权文化和男性中心结构都“浮出地表”,从农村的溺女婴丶童婚丶换婚丶拐卖妇女丶强迫孕妇流产,到都市里的离婚潮丶大女难嫁丶女工失业,以及横跨城乡的卖淫业的兴起,在在显示了大陆女性一但恢复性别身份,便要接受次等弱势地位的空前难堪。

八十年代城镇五千一百万女工面临同男性竞争而失去“铁饭碗”的原因,其实是同农村四亿女性一样,来自因承担“人口再生产”而铸成的性别弱势:生儿育女和极度消耗性的家务拖累所导致的个人素质(教育程度丶专业技术和创造力)普遍低於男工。这是一支在1949-1979的三十年间同男人一样被使用的工业生产力,成千上万依然处在“男主外,女主内”之传统家庭伦理覆盖下的城市女性,被“走出家门闹革命”的口号诱入一种她们未曾预计的双重角色:职业岗位上的八小时和家庭“锅台转”及子女身上的无穷“隐性”消耗(三口之家每天家务可算出的所需时间是8.5小时),据东北两大工业城市的调查,女工的职业和家务两项劳动总和每天达12.1小时。

在双重角色的超载中,被解释为一种“美德”的女性牺牲是:“一保丈夫,二保子女,第三才是自己”;而在一胎化政策逼出“小皇帝”风俗後,夫妻“二保一(子女)”之下女人便沦为“人梯”(报酬是封一块“模范妻子”的牌坊)。上海市的调查,44%的女工认为“生活太单调”,62%同意“女人难以有成就”。可是当女人默认了劣势之後,社会却要她们承担这劣势的後果:一部分回家当“主妇阶层”,一部分进入失业大军。渖阳和河北的调查反映,90%的女工反对回家,她们至少知道,在眼下中国靠单职工收入还无法维持家计的前提下,女人当“主妇”的结局,是彻底成为丈夫和儿女的奴婢。女性终於也懂得了要向社会讨回对生育负担者的补赏,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她们的唯一代言人又是属於这个体制的妇女联合会,它所能作的,无非是呼吁丶讨论和试点,而从姓资姓社已经无所适从的这个体制那里,去同庞大的军费丶行政费用丶各种补贴丶特权和贪污浪费争饼,为妇女切下一块蛋糕来的可能性,几乎等於零。

放弃社会主义的虚假平等而接受资本主义的残酷真实,使女人遭遇了极明显的社会不公,让西方各种女性论说——无论是自由主义的丶文化主义的丶激进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都在中国获得验证:阶级压迫不能涵盖性别压迫;家族制度是女性受压迫之根源;私有财产和财产分配不均是妇女被压迫之主因,等等。因改革开放而引起的多数涉及女性的社会问题,本质上都同女性承担的“人口再生产”功能有关,而全社会性的急功进利——经济成长社会发达(农村承包丶城市企业消肿丶压缩就业),观念变革个性解放(男人要求离婚自由丶青年追求性解放),以及为患最烈的人口膨胀困境(一胎化),全都要以牺牲女人去寻求出路。

秦香莲:性别的历史还原

在那种体制下,女性利益团体对男性主导的国家政策又能有多少干预呢?1980年新婚姻法实施所引发的离婚潮中,一群北京的离婚女性曾组成“秦香莲上访团”,将告状信径直递到中南海的胡耀邦手里,胡却批示为了社会稳定,要妇女顾全大局,妇女联合会也出面劝说这些“秦香莲”接受离婚,六十几件进入诉讼的离婚案,无一例外地以拒绝离婚的女方败诉告终。郑州一位败诉的女子当堂服毒自杀身亡,娘家抬着她的灵柩示威,妇联也替她诉冤,但都於事无补。

这次离婚潮第一次从体制中剥离出男性——“陈世美”,逼得女性也去找自己的历史对应“秦香莲”,这时人们发现这个体制竟也去找它的对应物“包青天”,并毫不留情地拿陈世美开铡(监禁一批离婚男性),作为婚变受害者的女性的“报复主义”一度还得到体制的支持,却丝毫没有改善女性的弱势地位。一场溅血的“阴阳大裂变”所完成的,只是一次性别的历史还原,把源於五四的“女性解放感”一扫而光,由此激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中国女性这种特殊的历史境遇,是同传统的男性中心结构,被剧烈的文化变迁和一场暴力革命天衣无缝地镶嵌进旷古未有的一种体制中有关。这个体制吞食了整个社会,以绝对权威宰制性别制度,衍生出非常奇妙的“中国特色”:父权家族社会党国化(“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阶级”身份篡改和取代了“性别”身份,有性之人通通“中性化”(“不爱红装爱武装”),妇女在这里被社会化的实质,并非西方女权论者所指出的处於次等地位,而是这个性别团体从整个话语系统中被抽空,只剩下一个彻底“被解放”到了无性丶无身的女人。

白毛女:无身无性的躯壳

非常奇妙的是,这番恐怖的改造是靠文学来完成的。在女性文学研究者的历史视野里,传统中国父权社会中的女性形象只是一个由士大夫寄寓他们情怀与哀怨的“空洞能指”(香草美女丶美女狐化),这是三纲人伦秩序所导致的,但五四新文化颠覆了这个秩序,在“弑父的一代”文化中,短暂的“五四新女性”仍不过是男性大师们(鲁迅丶茅盾)笔下的“男人的复制品”,或“一具承载男性欲望和浅薄快感的空洞躯壳”(丁玲)。

延安文学再次颠覆五四,以“大众之神”重塑超越性别的“革命权威”,女性从此消亡。延安文学的经典之作『白毛女』留下了消亡的全部记录,女性文学专家孟悦对此有精采的诠释:这本是一个农村姑娘被富家人性强暴的故事,却抽空了所有性别语言和性别压迫的情节,只留下一个关於压迫的空位,由阶级斗争来填补,於是,一个姑娘的身体标记和性别处境都痕迹不留地被代换成“受压迫阶级”的象徵,性别压迫的残酷及其所能引起的同情,也一并被“阶级压迫”偷换而去,女性再次成为一具承载暴力革命合理性的空壳。於是,这个无身无性的躯壳,才可能在後来的岁月里,一再被体制以种种革命丶建设丶改革的理由任意利用和蹂躏。

因此,有别於西方女权论述的“中国妇女学”创始人李小江极聪明地作了这样一番描述:一,中国妇女解放是一场革命而不是女权运动的结果,因而不可能走上西方女权运动的道路;二,中国妇女解放有“立法超前”性质,因而女性主体意识并未觉醒;三,妇女在这个社会里被城乡丶脑力体力和职业分割成素质悬殊的农村妇女丶城镇女工和知识妇女三个层次,从贫困愚昧的群体到精神素质超越男性的个体,需分层研究。

当然,这种女性研究还不是女权运动,但它的本土化和不激进两个特色,却显示了极高的智慧。这就是西方文化女性主义强调的女性所特有的直觉丶调和与综合能力。西方最政治化的女权运动,在中国却是远离现实政治,并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借助体制的力量(各级妇女联合会)。在当下中国多事之秋如何保存女性主义於学术之中而不被政治风暴戕害,则需更高的智慧。1988年由於选举竟使得最後一名女政治局委员(陈慕华)从中国的最高决策圈里消失,此事引起的震荡使女性主义者本身也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力争配额,另一派则认为,女性参政者自身女性意识薄弱,掌权後迎合男性,同女性划清界限,这样的落选并非坏事。她们主张不同男性玩“照顾性参政”,而着力於女性群体参政意识的觉醒,达到能力参政。

民主女神:一尊偶像同女性的关系

大陆政坛没有女性的任何声音,这个现实,并不因为1989年天安门曾竖起一尊女神像,并且是由一个女大学生挂帅同一群老光棍抗衡了震惊世界的五十六天而有丝毫改变。这早已不是性别话语,而进入政治学课题,这场政治危机,不妨说是中南海里六七个老头儿组成的寡头政治,强暴了中华民族一次。

假如真要写一部中国当代女史的话,那里是没有一尊女神像的,而只有“失踪者”,那是一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制作人胡杰在片首自己出场说:“五年前,我听到了一个关於北京大学女学生,在上海提蓝桥监狱里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大量勇烈的充满人道激情的血书,最後被监狱秘密枪决的故事。这个女学生的名字叫林昭。 那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後,整个中国大陆都停止了思想,并生活在谎言与恐怖之中,是这个女孩开始进行了独立思考,在狱中,当她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情况下。 她用发卡当笔,刺破自己的手指,在墙上丶在衬衣上书写血的文章与诗歌。 这个故事使我最後作出一个决定。 放弃我的工作,去远方寻找林昭飘逝的灵魂……。”
林昭殉难,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1968年,她的母亲还要向政府缴纳枪杀她的五分钱子弹费,这比中世纪还要野蛮。林昭死在中国人只懂恐惧的时代,那时他们还没学会冷漠。 但从林昭被处死的上海龙华机场,到坦克履带碾压的北京长安街,中国依然黑暗,距离并不遥远;可是林昭妈妈许宪民,到再也不肯沉默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中国露出文明的晨曦了吗?

来源:作者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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