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过一个文艺刊物名叫《前哨》，前哨有站在时代前面的意思，也可解释作“文艺工作者站的岗位是在最前沿的。”
一九八二年秋天，我有幸参加一个洋溢着紧张气氛的会议，我听到一位负责人讲话说：“我们要做文艺界的哨兵！”讲得严肃又悲壮！“前哨”和“哨兵”，只不过一字之差，不过它给人的感觉却完全不同，前啃不会令人害怕，而啃兵二字却刺激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这说明了我的感情是特别敏感，也特别脆弱吧！
于是我对自己的神经过敏进行了理性分析，分析下来，就是这篇“驳议”的内容。不过一九八二年是不能登载这种文章的，譬如“驳议”二字吧，在文艺评论中就从未见进入过“题名”，大概因“驳”字有驳斥之意，缺乏平心静气的团结精神，才弃而不用吧。其实“驳”也有反驳和批评之意，如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反驳和驳议，决下会伤和气的。
直至去年的最后的日子里，胡启立同志在全国作协代表大会上宣告了创作自由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所必须的这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指示，我才有勇气写下《“哨兵论”驳议》。因为本人积数十年之经验，深知在过去的年月里讨论这一类特别敏感的问题，首先就得触犯文艺界的哨兵同志们，成为哨兵们的第一个猎获物。
这位负责人所说的文艺界的哨兵，却勾引起过去年代的一系列不愉快的反常事件来。譬如说吧，每次搞什么政治运动，总是哨兵首先发难，凭着他们的训练有素的锐敏的慧眼和嗅觉，高瞻远瞩，上穷碧落下黄泉，发现了这样那样的“敌情”，多亏他们把搜寻来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报告给司令部作为指名批判、大动干戈的依据。文艺界的哨兵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当他们的业绩被载入功劳簿之时，也就是整人的名单拉长之日。
文艺界干吗要设立哨兵呢？文艺有读者、观众，有作者、编辑、导演、编剧、诗人、教授等等，不知何时，又多出这么一个新设的职称：哨兵！自从有了这个新的工作岗位，文艺界就搅得黑浪滚滚，不得安宁了。本来，“哨兵”是解放军保家卫国必不可少的光荣岗位。然而，现在这种“文艺哨兵”并不拿笔，只有两个道具：一是显微镜，一是棍子。它的目标和任务就是从浩瀚的文艺作品里找疵点，找毛病。毛病找得越多，找的毛病越是严重，哨兵的水平就越高，功劳也越大。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把小说里反面人物讲的话作为作者在诋毁社会主义者有之，把女主人公离了婚又去追求新的对象说成黄色者有之，把小说真描写一个刚愎自用，维持家长制而不可一世的老渔翁说成是影射领袖者也有之。
我对“哨兵”这个新的职称是反感的，甚至是厌恶的，因为我吃他们的苦头不小，余悸犹存、余恨未消。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亲自领略了哨兵们忙碌工作的现场，岁在猪年，时年炎夏，在一间大办公室里，奸像是临时凑合的两张长条桌组成的写字枱，这样的长桌子共有两排，一边坐着六、七名哨兵，总数共有十二、三名。在长桌的两端，有四、五座立地电风扇。每人的面前摆着合订本期刊，在他们的身后，则堆迭着半人高的各种期刊合订本。我发现这里的哨兵都很年轻，并不用什么显微镜，这些年轻人专心致志在合订本的字里行间挑毛病，鸦雀无声，一片静寂，因为我很可能是榜上有名的突击对象总免不了心虚瞻怯。我不敢走近桌子跟前过细的观察。生怕自投罗网走进哨兵的视野。我得知这些大学中文系、新闻系的本届毕业生，是从大学里临时选调到此突击光荣任务来的，这儿的哨兵不是专职，是临时工性质。据我的朋友说（他也是哨兵之一），一天到晚看的都是新五号字文章，同学们看得头昏眼花，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个名堂，好在这些哨兵们一无邀功之心，二无升官之望，执行公务，一目十行，一飞数页，并不认真挑毛病，所以成绩欠佳。我悄悄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无事生非之谓也》，于是，我对于这儿的哨兵们不再是憎恶的，倒充满着同情和怜惜之情。“怜惜”什么呢？把一帮天真无邪、正在求学时期的大学生调到这儿来浪费青春，并接受“左”的整人术之洗礼，误人子弟，我真替他们感到难过！另一个感慨是：时代毕竟不同了，这儿的第二代啃兵不像梁效、丁学雷那么认真周密，罗掘俱穷，这是他们的指挥官必败的大悲哀处。
从十二、三位哨兵突击审阅杂志这个场面，让我获得了第一手的感性知识，我有权利在这儿向公众宣告：把文艺界的思想说得混乱不堪，作品下流而毒草丛生，作出这种判断的，原来他自己没看过其中一篇文艺作品，都是靠哨兵们突击翻书提供的片言只语、鸡零狗碎的材料，不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且连“其余”写的什么也一概茫然，谎报军情，危词耸听，把文艺界写作最卖力的人列入挨整的名单，就是在这种像玩抓傻瓜的扑克游戏中制造出来的。这怎能不误国殃民呢？
“哨兵论”并没什么理论，称之日“哨兵论”，实有拔高之意。这里不妨把哨兵论的“理论”简单归结为两条：一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论；还有一条就是过高估计文艺的作用和过低估计党的强大和人民的觉悟程度。过份夸大文艺的作用，并不是真心重视文艺和尊重作家，相反，恰是为设哨兵扼杀文艺寻找理由；另一方面，在宣扬一部电影、一部小说可以亡党亡国、制造不安定因素等等，这就把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置于弱不禁风、不堪一“唱”的地位。为什么说不堪一唱呢，因为不久前流行一种说法，一盘流行歌曲的录音带会败坏世道人心，引导人民堕落云云。一个夸大，就产生了一个低估，二者都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他们标榜自己很爱国、爱人民，殊不知在他们的理论中，祖国是多么虚弱，人民是多么窝囊，连起码的理性判断能力都丧失了，他们把祖国和人民糟蹋成什么样子呢？
哨兵之说，不能责备“哨兵”本人，甚至不应委过于他们的“连长”、“营长”。它是来源于对知识分子和作家的不信任，头脑里依然把作家看成是异端，把他们的作品和动向视作“敌情”。这种思潮在三中全会后本应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无奈哨兵论的信徒们不但不去批“左”，仍然以设啃兵为祖宗陈法，一浪接一浪地以揪作家辫子和尾巴为“当务之急”，不去好好整党，却拿作家来出气，还是维持一百个不放心，一千个不放心。
不解决上述对知识分子、对作家的歧视和偏见，有形和无形的“哨兵”将依然存在。真要给作家松绑，还作家以动笔的自由，还作家人格的尊严，必须首先清除对作家的智力劳动轻视和敌视的思想。为此，我在这儿呼吁，真正实施胡启立同志在祝辞里的指示，首先要消除“哨兵”这个畸形的行当，无论它是专业的，还是兼职的，正式工或临时抓差的，有形的或无形的！
一九八五年第二期《文艺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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