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日炎夏,正值大学招新生时,在上海举办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尤其引人关注,许多报纸都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当然侧重点各不相同,令我眼睛一亮的还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斌的报道《校长论坛自揭大学之短》,这样一次有中、外许多名牌大学校长参加的论坛,如果开成了我们习惯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会议,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那真是令人丧气,好在我们的大学校长还有反省能力,能有勇气直面问题,能自揭短处,至少有10位中国内地的大学校长直言批评当前大学的培养方式,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不断重复地考察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掌握,扼杀了学生对知识的兴趣和好奇心。

就这一点而言,无疑能让人感到安慰。

做了四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的王树国是研究机器人的专家,可他担忧的是大学把学生培养得像机器。他提倡“天真”,有“天真”才有创造性,社会才会有生气,我们在精神上才能保持一种向上的活力。他说的这种“天真”一方面是每个大学生、研究生应该具备对科学、对学术的纯真态度,在浮躁的商业喧嚣中,缺乏这样的天真,就不会老老实实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就很难激发出真正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大学要培育一种能包容天真、鼓励天真的文化气氛,天真不是幼稚的代名词,天真是与老成世故相对的,如果大学缺少了一分天真气,势利得和商场一样,那么我们还能指望师生安心坐冷板凳,真正以学问为志业,而不是以世俗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一切吗?为此,他希望我们的大学要少一些行政命令式的举措,多一些自主权,选拔学生的方式更多元化一些,教师评价制度更多元化一些。他的声音在论坛上引起了不少共鸣。

今天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格式化的时代,学生毕业论文格式化,应试教育本身就是格式化的,教授也被各种各样的表格所困,学校被太多的评估、检查、考核所困,形式主义至上或者说全面格式化为弄虚作假提供了许多便利,对学术风气的败坏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用两句顺口溜概括这一现象:“辛辛苦苦造数据,认认真真走过场”。他毫无遮掩地指出“现在的学术风气,在各个学校已经降到了最低点。”这些困扰背后实际上是大学能不能按“学本位”运行的问题,王树国批评将大学和校长依照行政来分级别,所谓“副部级”、“正厅级”“这太荒唐了”。这个现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对大学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官本位”,而不是“学本位”。所有评估、考核都不是由学术自身的逻辑决定的,而是行政逻辑、长官意志和衙门作风产生的,数据里面出政绩,这样的管理体制和惯性之下,大学自然不可能把学术追求看作是第一位的,不可能成为容纳和鼓励“天真”的场所。人毕竟是环境的产物,在一个普遍世故、功利的时代里,指望多数人不计利害地坚持“天真”,这只是一种幻想。所以,要想在大学校园里鼓荡起一种清新、纯正的学风,还是期望着大环境的改善。这一点,包括王树国在内在其位、谋其政的大学校长也完全意识到了,大学有问题,不只是大学的问题,有很多是外部环境的制约,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大学和校长就可以把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卸掉了,相反,他们肩头的担子更重,道义的责任也更重了。

在这次论坛上,有几位大学校长分别提及了我们曾经的大学传统,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说,在抗战8年的民族大灾难中,厦大迁到偏远的山沟沟里,那时的校长萨本栋仍千方百计聘请名师,名教授坚持在第一线为本科生上课,哪怕只有一个学生,他们都会认真对待。8年间,厦大毕业生3000多人,其中竟产生了15位院士、8个大学校长、上百名科学家、实业家、教育家等。大连海事大学的校长王祖温深情回望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国50多年的高等教育培养了这么多学生,为什么一个也没有?”他表示自己“很悲观”。他们的回顾与追问,让我感受到其中的悲怆,甚至体会到几分无奈。但是,进一步细想,当这些大学校长都在追寻我们当年有过的好传统,并敢于直言不讳地自我反省之时,这难道不是值得兴奋的事吗?前人在历史中既然创造过那样的高度,就表明我们这个民族有可能达到相同的高度,甚至攀得更高。这次论坛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不妨看作是起点。无论如何大学终究是要以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个人,而不是机器为目标,只有围绕这个目标才能将大学办好。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湘溶说得简洁而明白:“大学要办好就是八个字,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这不只是与西南联大的传统接轨,也是与世界各国的好大学接轨。

当然,我们知道,在现有的大学教育体制中,在大学校长的头上还有一个党委书记,光有大学校长们的反省是无济于事的,尽管他们的反省本身有着不可忽视的大意义,但要真正把大学办好,还是得从改变体制入手,否则我们的大学不可能做到那八个字。

──《观察》首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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