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幸福感的研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争论永无休止,他们各自想确立的权威标准也似乎无济于事,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不过,总的说来,随着调查统计的日益细密,经济学家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像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生五大需要,只是一种方便说法,远不够精确。而经济学家们关于国民收入效用的研究有着更大的说服力,城市生活公布的各类调查数据、消费指数、居民关心的问题及其满意度等等直接构成了现代人的“幸福感”。既然我们时代的特点在于将生命档案化、量化,那么,人们的幸福感也被量化有什么奇怪的呢?

在专家学者的研究视野里,个人的特立独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重要的在于,大多数人的福祉是可以预测、可以支配、可以影响的。经济政策的改变、汇率的一个小数点的变动、油价、房价、股价的波动,都可以让千万人成为一部交响乐中的一个音符,悲哀的、喜剧的、滑稽的,都可以看见、想见。

换一个角度,这个现代转型社会中的“无形之手”就如同庄子笔下的耍猴人,他的朝三暮四可以让猴子们忽而恼怒忽而开心。我们时代的幸福多可作如此观。老三件、新三件、汽车时代、楼市时代、IT时代,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变化,以及一股就灵,一私就好,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市场、法治、新政、与国际惯例接轨给我们带来的美好承诺,都曾让我们过了一段陶醉期间的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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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等人的缺席,更关键在于,由于现代个人主体的缺席或不能确立,这种关于时代幸福指数的研究显得如此有问题意识,却如此偏离解决之道。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中,永远无能确定人文学科反思性的实然。如果我们不以偏见看待那些走向宗教信仰的佚名大众,他们正是在转型社会迟迟不得确立个人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先后皈依而获得了确定的身份,在跟上帝、佛祖、老师等迎面相撞的一瞬间而获得了永恒。信徒们的生命可以被量化,但其生命本质并不为量化所规定。

习惯于量化生命的头脑永远不明白,幸福感是从头脑里产生的,它虽然需要借助于外物获得,但这种外物,并不全是有形的收入、财富、个人占有;对外界的“简单拥有感”如果也称为幸福感,那么,幸福感也太脆弱了。那种幸福感是朝三暮四者的幸福。

甚至从个人占有形式而言,个人的投入也同样有着“不一样的幸福”。鲁迅有名言:“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人文学家们承认,苦尽不一定甘来,但久苦可以成甘。对时代、对生活诚然可以痛恨、可以咒骂,但对由自己亲历一切,却会在反思的瞬间获得至福,甚至由自己作主为过去的苦难不幸祝福、赋予价值。这种现象太多了。中外案例可以表明,个人生活在某一个突然的时空,一旦停顿、转向、反观,就会越出通常的轨道(档案化生命的常轨),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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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文明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人们并不相信现实的合理性,现在不如过去纯粹,甚至对祖先、历史的崇敬导致人们想象古人生活得比今人更幸福,而当下社会多是世风日下的、道德衰败的。自孔孟老庄开始,中国人一直神往上古之世,一直想象羲皇上人等人过得多么逍遥自在、无忧无虑。如果我们抛开其中的偏执成份,可以说,这种本质上自省式、反思性的文明观有合理的一面,甚至涉及到幸福、快乐的实质。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今人没有什么理由宣称自己属于新的人类,生活在新天新地里,比古人更幸运。如果经济学家们量化幸福的做法有道理,那么,对文明社会而言,农耕文明无疑是一个幸福感最为强烈的阶段。它在宗教观念的成住坏空的成住期。它在温饱线上下浮动,人们自我规定,虽然要纳皇粮,但更多时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确,尽管史不绝书的战争、吃人令后人叹息,但我们想象一下先人的生活,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生活得比我们更宁静、更有成就感,更有投入效用,而不是今天专家学者在研究幸福感时一致采用的收入效用。

投入效用远比收入效用更切合幸福的源起。我们把自己投放到田野大地、山川花草之间,我们就有一种愉悦收获;我们投入,就有收获。这是一种实在而有待展开的生活世界。我们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投入效用的幸福感是一种与因果律若合符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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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西方人冲破中世纪的黑暗,要进城生活,“城市空气使人自由。”那种幸福仍然是投入效用式的。

但城市生活很快被政权接手、规定,人们在围城里生活,城里的一切都可以看见,可以想见,人们的生老病死都成为档案上的一个符号。收入、成就等等成为硬指标,决定了人们的喜怒哀乐。个人的投入也好、内心生活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也好,都不在大众的视野之内。

在当代,被量化的生命,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他用于解决马斯洛所说的生存、安全等基本需要的时间大大延长。一个人在农耕社会里,十来岁时即可以形成的坚定实在的生命感受,在今天需要几乎一生的时间。被量化的生命跟生活的关系几乎永远处于紧张状态,不得松驰,一直处于虚拟而不确定的状态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投入效用在今天不得不被置换为收入效用的原因,这也是不少人把生活定义为个人占有资源而非个人付出劳动的原因。

专家学者为国家社会服务,竭力要从人们的生活中找到幸福的标准,以影响国家决策或社会走势。在合理性之外,他们在各项指标间加加减减,得出幸福的多少大小,有如前人说的饾饤之学。其幸福结论自然也离个体感受相距甚远。

因此,对主流生活的反抗产生了。志愿者、NGO组织,等等,都是要远离主流生活方式,重构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个人行为,在突破温饱线时,在二次城市化中,甚至在与统计的温饱线或其他经济指数无关的情况下,也越来越寻求个性的存在方式。他们都是对国家政权看管下的幸福的城市生活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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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们更有冲击力的表达安慰人心,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阿辽沙,他在佐西马长老死后,决定到尘世中去生活之前仆地哭吻,“有什么人在这时候走进我的心灵里去了。”他的幸福不可量化。还有那动人心魄的《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与索尼娅共读圣经的场景:“蜡烛头在破烛盘上闪烁着,在这穷相毕露的房间里,朦胧地照着这个凶手和这个妓女,他们那么奇怪地在一块读着这本不朽的书。”凶手和妓女的幸福不可量化。

麦克尼斯有诗,《仙女们》,写透了现代都市男女们的生活。

这样他们结了婚——为了更多在一起——
却发现再也不能真在一起,
隔着早晨的茶,
隔着晚上的饭,
隔着孩子和铺子的账单。

有时半夜醒来,她听他的均匀的呼吸
而感到安心,但又不知道
这一切是否值得,
那条河流向了何处?
那些白花又飞到了何方?
奥登有诗,《不知名的公民》,写透了现代国民的生活。
据国家统计局的户册,他是个好公民,
从没有制造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故,
各方面对他的品行的调查都指明:
。……。……
而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家经过调查,
发现他爱喝点酒,和同伴都处得不坏。
新闻界确定他每天都买一份报看,
对广告的反应也很正常,不管哪一方面。
保险单有他的名字,证明他完全保险了,
医疗册写着他住过一次院,但病已痊好。
厂商研究所和高级起居促进会宣称
他对分期付款办法的优点完全看得清,
并且具有一个现代化人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架电唱机,一辆汽车,电冰箱和收音机。
我们的社会舆论调查员表示欣慰于
逢年论月他的见解都是恰如其分:
。……。……
又据教师反映:他从不干涉他们的教育。
他自由吗?他快乐吗?这问题问得太可笑:
如果出了什么毛病,我们当然不会不知道。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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