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幸福感的研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争论永无休止，他们各自想确立的权威标准也似乎无济于事，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不过，总的说来，随着调查统计的日益细密，经济学家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像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生五大需要，只是一种方便说法，远不够精确。而经济学家们关于国民收入效用的研究有着更大的说服力，城市生活公布的各类调查数据、消费指数、居民关心的问题及其满意度等等直接构成了现代人的“幸福感”。既然我们时代的特点在于将生命档案化、量化，那么，人们的幸福感也被量化有什么奇怪的呢？
在专家学者的研究视野里，个人的特立独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重要的在于，大多数人的福祉是可以预测、可以支配、可以影响的。经济政策的改变、汇率的一个小数点的变动、油价、房价、股价的波动，都可以让千万人成为一部交响乐中的一个音符，悲哀的、喜剧的、滑稽的，都可以看见、想见。
换一个角度，这个现代转型社会中的“无形之手”就如同庄子笔下的耍猴人，他的朝三暮四可以让猴子们忽而恼怒忽而开心。我们时代的幸福多可作如此观。老三件、新三件、汽车时代、楼市时代、IT时代，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变化，以及一股就灵，一私就好，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市场、法治、新政、与国际惯例接轨给我们带来的美好承诺，都曾让我们过了一段陶醉期间的光阴。
*
由于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等人的缺席，更关键在于，由于现代个人主体的缺席或不能确立，这种关于时代幸福指数的研究显得如此有问题意识，却如此偏离解决之道。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中，永远无能确定人文学科反思性的实然。如果我们不以偏见看待那些走向宗教信仰的佚名大众，他们正是在转型社会迟迟不得确立个人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先后皈依而获得了确定的身份，在跟上帝、佛祖、老师等迎面相撞的一瞬间而获得了永恒。信徒们的生命可以被量化，但其生命本质并不为量化所规定。
习惯于量化生命的头脑永远不明白，幸福感是从头脑里产生的，它虽然需要借助于外物获得，但这种外物，并不全是有形的收入、财富、个人占有；对外界的“简单拥有感”如果也称为幸福感，那么，幸福感也太脆弱了。那种幸福感是朝三暮四者的幸福。
甚至从个人占有形式而言，个人的投入也同样有着“不一样的幸福”。鲁迅有名言：“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人文学家们承认，苦尽不一定甘来，但久苦可以成甘。对时代、对生活诚然可以痛恨、可以咒骂，但对由自己亲历一切，却会在反思的瞬间获得至福，甚至由自己作主为过去的苦难不幸祝福、赋予价值。这种现象太多了。中外案例可以表明，个人生活在某一个突然的时空，一旦停顿、转向、反观，就会越出通常的轨道（档案化生命的常轨），脱颖而出。
*
传统中国文明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人们并不相信现实的合理性，现在不如过去纯粹，甚至对祖先、历史的崇敬导致人们想象古人生活得比今人更幸福，而当下社会多是世风日下的、道德衰败的。自孔孟老庄开始，中国人一直神往上古之世，一直想象羲皇上人等人过得多么逍遥自在、无忧无虑。如果我们抛开其中的偏执成份，可以说，这种本质上自省式、反思性的文明观有合理的一面，甚至涉及到幸福、快乐的实质。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今人没有什么理由宣称自己属于新的人类，生活在新天新地里，比古人更幸运。如果经济学家们量化幸福的做法有道理，那么，对文明社会而言，农耕文明无疑是一个幸福感最为强烈的阶段。它在宗教观念的成住坏空的成住期。它在温饱线上下浮动，人们自我规定，虽然要纳皇粮，但更多时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确，尽管史不绝书的战争、吃人令后人叹息，但我们想象一下先人的生活，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生活得比我们更宁静、更有成就感，更有投入效用，而不是今天专家学者在研究幸福感时一致采用的收入效用。
投入效用远比收入效用更切合幸福的源起。我们把自己投放到田野大地、山川花草之间，我们就有一种愉悦收获；我们投入，就有收获。这是一种实在而有待展开的生活世界。我们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投入效用的幸福感是一种与因果律若合符节的感受。
*
即使西方人冲破中世纪的黑暗，要进城生活，“城市空气使人自由。”那种幸福仍然是投入效用式的。
但城市生活很快被政权接手、规定，人们在围城里生活，城里的一切都可以看见，可以想见，人们的生老病死都成为档案上的一个符号。收入、成就等等成为硬指标，决定了人们的喜怒哀乐。个人的投入也好、内心生活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也好，都不在大众的视野之内。
在当代，被量化的生命，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他用于解决马斯洛所说的生存、安全等基本需要的时间大大延长。一个人在农耕社会里，十来岁时即可以形成的坚定实在的生命感受，在今天需要几乎一生的时间。被量化的生命跟生活的关系几乎永远处于紧张状态，不得松驰，一直处于虚拟而不确定的状态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投入效用在今天不得不被置换为收入效用的原因，这也是不少人把生活定义为个人占有资源而非个人付出劳动的原因。
专家学者为国家社会服务，竭力要从人们的生活中找到幸福的标准，以影响国家决策或社会走势。在合理性之外，他们在各项指标间加加减减，得出幸福的多少大小，有如前人说的饾饤之学。其幸福结论自然也离个体感受相距甚远。
因此，对主流生活的反抗产生了。志愿者、NGO组织，等等，都是要远离主流生活方式，重构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个人行为，在突破温饱线时，在二次城市化中，甚至在与统计的温饱线或其他经济指数无关的情况下，也越来越寻求个性的存在方式。他们都是对国家政权看管下的幸福的城市生活的抗议。
*
文学家们更有冲击力的表达安慰人心，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阿辽沙，他在佐西马长老死后，决定到尘世中去生活之前仆地哭吻，“有什么人在这时候走进我的心灵里去了。”他的幸福不可量化。还有那动人心魄的《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与索尼娅共读圣经的场景：“蜡烛头在破烛盘上闪烁着，在这穷相毕露的房间里，朦胧地照着这个凶手和这个妓女，他们那么奇怪地在一块读着这本不朽的书。”凶手和妓女的幸福不可量化。
麦克尼斯有诗，《仙女们》，写透了现代都市男女们的生活。
这样他们结了婚——为了更多在一起——
却发现再也不能真在一起，
隔着早晨的茶，
隔着晚上的饭，
隔着孩子和铺子的账单。
有时半夜醒来，她听他的均匀的呼吸
而感到安心，但又不知道
这一切是否值得，
那条河流向了何处？
那些白花又飞到了何方？
奥登有诗，《不知名的公民》，写透了现代国民的生活。
据国家统计局的户册，他是个好公民，
从没有制造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故，
各方面对他的品行的调查都指明：
。……。……
而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家经过调查，
发现他爱喝点酒，和同伴都处得不坏。
新闻界确定他每天都买一份报看，
对广告的反应也很正常，不管哪一方面。
保险单有他的名字，证明他完全保险了，
医疗册写着他住过一次院，但病已痊好。
厂商研究所和高级起居促进会宣称
他对分期付款办法的优点完全看得清，
并且具有一个现代化人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架电唱机，一辆汽车，电冰箱和收音机。
我们的社会舆论调查员表示欣慰于
逢年论月他的见解都是恰如其分：
。……。……
又据教师反映：他从不干涉他们的教育。
他自由吗？他快乐吗？这问题问得太可笑：
如果出了什么毛病，我们当然不会不知道。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