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土改受害者董存英一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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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前奏

直到从70岁的的放羊娃身上再也榨不出油水,我才贪婪地吞下两口唾沫,中止了录音。我将老头送出门,太阳更红了,犹如一颗橘子,被挤得更烂,山影笼罩下的马鹿塘街面,有一半浸透了太阳的汁水。司机老张在车里打瞌睡,此时探出头发零乱的脑袋问:“下一步?”

我也问:“下一步?”跟在身后的孙如策抬起腕表应道:“快6点了,可下一步还远。不如在马鹿塘先歇,明天一早走。”我脑子里打了个转,就追问到底有多远?小孙吞吞吐吐道:“车下不去,走路要花一个多钟头,我的腿……”

我正拍着他的肩膀表示安慰,司机老张却插话道:“现在离天黑还有两个多钟头,抓紧点,我们还能赶到。”

小孙反问道:“你能找到么?”

老张满不在乎道:“这方圆几百里,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你就放心地给你家亲戚打个电话,让他们腾出床铺,准备晚饭,我和威老师要在那儿过夜了。”

小孙还在犹豫,一个10来岁的孩子却从斜刺里蹦了出来:“我愿带路!”

我和老张立马欢迎,于是两大一小在寒风习习中上车。小孙扒住车窗,挺遗憾地与我握手,连说“还没有办招待,还没有好好聊”。我晓得他的心思,就拍着他的手背许愿:“我会把你的悲情故事告诉更多的人。”

车开动时,小孙还跛着腿往前跑了几步,我不忍心,就冲他大叫“明天见”。其实明天见了又咋样呢?在如此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中,我这种自身难保的异类文人除了耍耍嘴皮子,能起到什么作用!

沿着盘山公路,车开得风驰电闪。这是盛夏,可在路两旁,不时飘过裹棉大衣的农民。斜阳在云里忽隐忽现,穿行得极快,令我蓦然回到早年在川藏高原驾驶卡车的时光:几十里不见人烟,除了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声,啥也没有。地球空寂得要命,雪坡平缓向上,似乎打一个盹,车就开进天幕了。有时风一起,太阳就变得脸色煞白,断线风筝一般哗哗晃动,眨眼就坠下雪峰。接着,星星或银鱼浮现在深蓝里,令人的心脏也为之窜动。

当年我20几岁,曾感叹“宇宙是个巨大的鱼缸”,可余音未散,我就40几岁了。而司机老张30几岁,已有两个孩子。眼下,跑了20来分钟的“好路”终结了,他一打方向盘,车就拐上了一条机耕土路。一边岩壁一边深沟,可车鼻子前的空间还越来越窄。我的身体和脑袋不由自主地晃悠开来,有那么两分钟,我死盯着老张,因为三条命都捏在他的手板心里。小孙的弟弟,那个自告奋勇带路的孩子,本来横躺在后座睡大觉,此时也被颠醒,把住车门东张西望。老张笑骂道:“小狗日的,眼睛放亮点。”

一直是下坡,老张的刹车踩得嘎嘎响,有两次,车轮忽地定死在悬崖上,老张伸长脖子,边看边退,而后继续往下放车。我抹了一把冷汗道:“早知这么险,今晚就歇在马鹿塘了。”

老张吐了口气:“险的还在后头啰。但愿上帝保佑夜里别下雨,要不明天车就上不来了。”

小孩在耳朵后插话道:“上不来就多玩几天啰,反正学校放暑假。”

我有点冒火了,可转念一想,风云变幻,谁能左右呢?只好闭眼3分钟,向我姐姐的在天之灵祷告,愿归途顺利。

高度降了几百米,机耕泥路换成了碎石路,车在眨眼间变为淘气的小鬼,蹦着高下行。拐过一个直角山嘴,我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望见一个红彤彤的十字架,精神不由一振。尽管时间非常紧迫,我还是在车过教堂顶时,让老张停住,下去拍照。真是天随人意,一抹阳光刚好从乌云缝隙中透出来,我手指微颤,以陡峭如天门的绝壁为背景,拍下了那交叉着的永远的火炬;还拉拢镜头,拍下距离教堂十几米远的一位安详的驼背老太太。她戴着紫红圆帽,将手作遮阳帽沿,正转眼凝视我。

后来这两张照片成为我这个摄影盲的“经典之作”,被一些朋友吹捧,认为那背景令人忆起劳动党统治时期的阿尔巴尼亚,那个几乎被当代社会遗忘了的“山鹰之国”。可惜还没听说上帝的荣光笼罩过它。

老张还以为我是基督徒,就说这教堂里的人他熟悉,可以进去参观的。甚至住下也行。我却断然说:“上车吧。”

面包车又跳了一刻钟的舞,把个老张搞得咬牙切齿,犹如在驾驶坦克。小孩觉得好玩,故意上下颠屁股,我急忙制止。突然,车不跳了,老张换了个挡,却更加小心翼翼,眼珠子死瞪着右前轮。原来路在眨眼间收拢了三分之一,只够骡马车通行。老张没有退路,就照着绵软的旧辙印,一尺一尺向前挪动。为了配合驾驶,我将脑袋伸出窗外,千仞绝壁自车门齐刷刷地切下去,令人一阵眩晕。我急忙摘下眼镜,狠掐鼻梁。幸好我在现实里没有恐高症,可在梦中,我却一再经历目前的场景,车轮滚动在悬崖上,滚动在塌陷的路面上,我连人带车坠下云端,沉入河床,可还落不到实处;河床也是漏洞,车都嘣嘣摔散架了,还从漏洞里往下掉。我拼命大叫,脑袋挂在一边,看着身子在几十米的低处翻筋斗……

当年我在川藏线开卡车,我们车队里就有一个翻车冠军,5年中翻了13次,每次都从解放牌的车头奇迹般地露出血肉模糊的脑壳来。不知为什么,20多年后,我又在采访途中望见他躺在脚底,躺在夕光笼罩的山谷中。

还有我的保护神姐姐,也于1988年逝于车祸。

但是,现实、记忆、梦魇的界限还是在20分钟后清晰了,车安全抵达了位于山腰的列朵涅村,贴着岩壁,停靠在一户农家的院墙外。不及喘气,老张就跃上陡峭的台阶敲门。指着车与门内妇女交涉了两分钟后,才甩了甩有些麻木的膀子说:“妥当了。”

我们急行军一般穿越这岩石上的村庄。经过一牛马充盈的破落院子,我举起相机拍照。步履稍慢,老张就转过身,不由分说地从我肩上抓过背包,赶在前头。向导小孩此时方显出山地人本色,羚羊般跳跃的同时,还不忘与狭道旁的其他孩子打招呼。我们屁股后照旧跟了一长溜黑黝黝的人和狗,直到将我们送出村尾才刹步。

有一股山泉哗哗淌过村子,在拦腰部位,人们建了一公共水池。一个老人蹲在水池边刮洗洋芋,我拍了照,习惯性地要与他交谈几句。不料刚听清“我今年80啰”,老张和小孩竟齐声冲我吆喝。骇得我也模仿羚羊连蹦几个高。

出了村尾,箭一般射过一片梯级包谷地,夕阳就已稳稳嵌在对面山头了。裸露的山体,犹如几个互相撕扯的疯子,在苍穹的病院里痉挛起伏。我们在疯子连绵的肩头上暴走,鞋底嗤嗤摩擦着尖利的石块,溅起一阵阵粉尘和火星星。又过20多分钟,山体的颜色由黄褐转为铁青,山道也越来越龇牙咧嘴。我挥了若干把汗,又跌了两跤,险些就栽下深渊;可前面那一大一小两混蛋,竟头也不回,反而还连走带跳。我蓦然记起老张说过,他那彝族老家,陡得洋芋也没法种,如果遇上天降暴雨,山头的土就哗哗往山脚倒。

“难怪狗日的越奔越欢,”我想,“刮风的速度,衬衣不脱,连汗也不抹。”

就这样吭哧吭哧了近一小时,我们进入一个长长的斜坡。沿坡一排树林,细细的枝干相互缠绕,密得像铁丝网,而网的里面,是粉白的碎石床。我刚拍了一张照片,那两个又窜出数丈之远,逼得我不得不大叫。他们才如梦方醒,自顶端回首,二目已中蛊一般恍惚。

我们在山腰缓行了几分钟,老张有点抱歉地与我搭话,将刚才出发的地点指给我看。脚下是探不到底的天井,原来我们围着井口,绕了大半个圆。暮霭自底部渐渐升腾,随风在两边拉起一座莫须有的虹桥,令人觉得转眼就可以飘回蚂蚁般蠕动着的彼岸村庄。

下坡的道太陡,犹如一条顺着井壁弯曲滑行的蟒蛇。我跟在两个“羚羊人”的后面,连滚带爬,出尽了洋相。最惊险的一次,我忽地溜出五、六米远,骑在了一棵树桩上。终于,在海拔又降了千把米之际,我们也降入又一个汉彝杂居的村落。接着的村间小道要平缓些,我举相机拍下一面肉红色的土坡,还有背着小山似的柴草归来的村民,他被压得满面愁容,却努力对我挤出纯良的微笑。

天色已混沌了,但能见度不算最差。我抓紧时间,又将一个准备进门的老富农摄入了相框。他已81岁,还目光如炬。他说,几乎全村子都晓得我们要来。

“真的?”我感到惊讶。

“山沟沟,外面来个人就算个大事啰。”

几乎随着最后一线天光的飞逝,我们钻入位于一面缓坡的撒戈铲村之陈家。院墙内,猪狗鸡已归圈,可一见生人,就汪汪嗯嗯咯咯地表示立场和态度。我们上了台阶,一个十分整洁的蓝衣婆婆连胳膊逮住我的手,然后才转过头,听老张和小孩介绍情况。

蓝衣婆婆叫董存英,今年85岁,裹着很精致的三寸金莲;跟在她旁边的反应迟钝的爷爷叫陈义尧,今年84岁。老两口正是我此行的主要采访对象。

我们被请进堂屋,饭菜已经摆上矮桌,有腊肉、鲜肉以及两三样菜蔬,这在山区已十分丰盛了。共进晚餐的有老两口的大儿子陈国良,1945年生;二儿子陈国聪,1947年生;三女儿陈国芬,1950年生。还有五、六口,属媳妇及孙子辈,因与土改相去甚远,暂不记载。

(待续)

首发人与人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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