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b9%a1%e5%9c%9f%e6%96%87%e5%ad%a6%e4%b8%93%e5%88%8a一个民族的文学教育,总是首先、而且主要地把自己民族的文学,当作主要的教师和教材,使那个民族的文学之独特的民族风格,得以代代传续。

然而,在我们这一代,外国的、别的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特别是现代美国的颓废的文学作品,成了大多数文学青年的榜样和范本。

我们的民族,是富于文学资产的民族。然而,在大部分我们这一代作家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却只能在一大堆外国的、世纪末的作家和作品中,如饥如渴地把别人的东西,当做自己的“传统”。

每次想着这些,总是感到无由言说的怆痛。而这怆痛,因着眼看今日的青年朋友大抵依然过着文学的亡国者的生活,而仍旧或者益加深沉。

也正因为这样,我曾在一篇简要地讨论三十年来在台湾成长起来的中国新文学的文章中,给予一些和我属于同一时代的文学工作者以肯定的评价。这些作家,都是我所尊敬和信赖的朋友。我知道他们的谦虚和诚实,足以使他们自知他们都还没有写出最伟大的作品;然则,在他们已经发表的作品中,他们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国语言,表现了世居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生活中的欢笑和悲苦;胜利和挫折……。这些作家也以不同的程度,挣脱外国的堕落的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扬弃了从外国文学支借过来的感情和思想,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生动活泼地描写了台湾——这中国神圣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正是他们的文学,使三十年来台湾的中国文学,头一次有了生动的、具体的社会生活,和亲切、感人的,为生活而辛勤工作着的同胞的面貌。这些作家们,更以描写外来经济和文化的支配性影响下农村中的人的困境,和被外来经济和文化所“国际化”了的都市中的人的诸形象,批判了台湾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殖民地化的危机,从而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上,高高地举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鲜明旗帜!

“你们有偏狭的地域性!”

对于这样的批评,我们回答以庄严的、铁一般坚定的“不!”

台湾的生活,对于目前生活在台湾的一切中国人,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中,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的生活。但是,有些人,不论在台湾生活了多久,但在他们灵魂的最深处,从来就没有把台湾真正地视同自己国家的一块宝贵的土地;也没有把广泛的、在台湾为生活而辛勤工作者的民众,看成自己骨肉相连的兄弟同胞。一个对于每日生活于斯的自己国家的土地不抱有一丝情感;对于衣之食之,日日相接的民众不怀有一点点同胞的爱情的人,怎么能从心灵的深处真正地关切整个苦难的中国,又怎么能真正地爱七、八亿伟大的中华同胞?而正就是这些骨子里对台湾和生活在台湾的中国同胞没有一丝一毫感情的人——不论其籍在大陆或本省——每每于全民族都在为自己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做着最艰苦危难的奋斗的时候,争相脱产逃亡。而当他们指责“你们有偏狭的地域性”时,他们自己早已不把台湾当做中国自己的土地,也早已不把这土地上的民众当做中国自己骨肉相连的同胞。

然而,一个中国人要当中国人,是他神圣不可侵夺的权利,是不假手别人的认可和批准的。同样,在台湾的新一代中国作家,要以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在台湾这块中国的土地上,描写他们每日所见所感的现实生活中的中国同胞、中国的风土,并且批判外国的经济和文化之支配性的影响,唤起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精神,是断然不假手别人的批准和认可的。

“你们搞写实主义,写社会上的小人物,是揭发黑暗面,搞阶级文学,搞工农兵文学!”

比起前一种指控,这是用心最为阴狠,最能暴露出指控者心灵之黑暗的罗织和诬陷的。

黄春明、王祯和、王拓、杨青矗和其他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家们笔下的人物,散落在广泛的农村、渔村、学校、市镇和工厂,勤劳地生活,殷勤地工作。藉着这些作家的作品,我们看见了这些人们素朴、正直的面貌;看见我们自己民族最真切的喜、怒、哀、乐。正好是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教育了作家自己;教育了知识份子;教育了更广大的读者:必须首先和我们所日日居息的土地、和我们所日日相与的同胞有心连着心的感情,我们才和自己的民族血脉相通,才能在弥漫的外来影响中,为淡漠、漂泊甚至失丧的民族感情,找到一个稳固的、中国的归宿。

然而有人竟然说这样的人物是“小人物”;说他们的生活是“黑暗面”!让我们问:有什么样的污蔑、什么样的羞辱比这个更大、更粗暴。

事实正好相反:这些“乡土”的人物,集合起来看,尤其是当他们在启发我们从他们身上贴切地看见几千年来同其素朴、正直、勤劳和勇敢的中国民众伟大的容貌时,这些人物,便有了巨大而庄严的形象;他们的生活,也成了激发我们不断创造和革新的、光辉而极具启发性的生活。

至于什么“阶级文学”、什么“工农兵文学”,让我们问问:是那一个作家,在什么时候,在那一篇文章中的那一个部分,主张或宣传了什么“阶级的文学”,什么“工农兵文学”?我们再问问,这些作家的那一篇作品里,表现了这些内容?

杨青矗,一个在自由的社会里自学有成的,专写“工人小说”的作家,曾在“写作人权——兼谈知识份子的过敏症”中勇敢而沉痛地说:“……中共提倡农、工、兵文学,我们的作家就过敏而忌讳写工人的作品,不去关心工人生活的苦乐,好像一沾上写工人的东西,就是共产党似的那样令人恐怖。好多朋友警告我,你专写工人的东西,你要小心。甚至在某些文艺座谈会上有人公然叫嚣‘某某人专写工人的东西,我们要注意他居心何在?有何企图?’……讲这种话的人,不乏有人故意藉有关单位和知识份子因忌讳而患过敏症来戴人帽子,……为要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不管别人的疾苦;……藉机戴人帽子以求表功……。”他还说:“有些人动不动就以‘会落入敌人口实’的大帽子扣人,吓唬得一般人只好歌功颂德,掩饰真相。” “一味以会落入敌人口实为藉口,贪官得以掩护,民瘼难于上达,民怨难伸”,这才真是容易为敌所用。

“你们不谈人性,何来文学?”

在一个强国欺凌弱国的时代;在一个大约有五分之三的人口还生活在长期、慢性的贫困、饥饿、无知和疾病的地球上;在跨国性产业和银行集团支配缺乏生产资本和技术的弱小民族和国家,从而斲伤了这些民族的心灵、污染了这些民族的自然环境、掠夺了这些民族的物质资源的时代,人性的问题,集中地表现在人怎样挣脱这一切的枷锁,夺回失去了的、被创伤的人的尊严,以释放人在创造和革新上最大限度的能力,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有人味的、自由、公正而幸福的世界。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有多少志士、多少仁人,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其中最为杰出而伟大的一位。在这一时代中的中国的文学家,也个别地用他们的笔,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而,如果当代的年轻一代的作家没有刻意去歌颂“繁荣”、“国民所得”和舞台歌榭,不因为别的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在冰冷的经济指数、繁华但寂寞的城市建筑和颓废的夜生活中,看不见温暖的人性。他们描写在激变中的台湾农村、渔港和无数的厂矿中,为生活而奋斗的人们;描写处在社会转型期中乡村同城市中人的困境;描写外国的经济和文化的支配性势力下中国人的悲楚歪扭反抗和胜利,不为别的什么,而为的是他们在这一切之中,看见了人性至高的庄严,从而建造了以这庄严为基础的自己民族的自信心。

关心民众的疾苦,与自己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份子重要的传统操守之一。这一代在台湾的中国作家,谦虚地、严肃地秉承了这个传统。他们相信,中国的文学,和世界上一切伟大的文学一样,侍奉于人的自由,以及以这自由的人为基础而建设起来的合理、幸福的世界。因此,中国的新文学,首先要给予举凡失丧的、被侮辱的、被踏践的、被忽视的人们以温暖的安慰;以奋斗的勇气;以希望的勇气;以再起的信心。中国的新文学,也要鼓舞一切的中国人,真诚地团结起来,为我们自己的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努力奋斗。

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有过一段悲壮但却光荣的历史。在一九三○年代,在日本铁蹄下的中国作家,用中国自己的语言,写下在异族凌辱下中国同胞的生活。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便是在这种悲壮的条件下诞生在宝岛上。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以无比的民族尊严,面对面和庞大的,不知以暴力为耻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抗,产生了一些优秀的、抗日的民族主义文学。日本侵华战争扩大,这些爱国的文学和文学家,横遭锢禁,一时只剩下侵略者的文学、汉奸的文学和唯美的文学。

光复以后,中年代的台湾文艺作家,从头学习了祖国的语言,立刻拾起自己的笔,写下甫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中取得自由的台湾。感谢三十年来自由写作的环境,光复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能使用优美的中国话,初步写出他们献给中国文学史的,比较好的文学作品。

对于这样的文学,应该予以全面的肯定。少数几个人粗暴的、政治性的诬陷和攻讦,应该立刻停止。这些攻讦的文章,很不得人心,使一大片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心怀伤忿。让我们安慰这些受到委曲的作家:除了那么几个粗暴、无知的打手,全部已经读过你们优秀作品的海内外同胞,都衷心地为着你们坚持在自己的文学中表现中华民族的灵魂;为着你们选择在自己的土地和同胞中吸取永不枯竭的创作泉源;为着你们在滔滔而来的外来文化、外来文学的支配性影响中,竖立起中国文学自立自强的精神;为着你们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使我们惊喜地、感动地重新去认识、重新去爱自己的土地和同胞,并且经由文学的快乐和感铭,在我们的心中,栽种了对自己民族又轩昂、又自在的信心——为了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深深地感谢你们……。

从中、外、古、今的文学史去看,向来没有一个或一派作家,可以藉着政治的权威,毁灭、监禁别个或别一派的作家及他们的作品,而得以肯定或提高自己在文学上的地位的;也从来没有一种有价值的文学,可以因杀害或监禁了那个文学的作者,禁止那个文学作品,而铲除他在文学上的价值的。毁灭一个作家、监禁一个作家或用行政命令禁止一本文学作品,都非常容易,但这毁、这监、这禁为一个民族所带来的在心灵和元气上的斲伤,却要以长远的时间中民族心灵的荒芜和枯滞,作为不易补偿的代价。

然而,我们永远不会让那些对“乡土文学”做了不幸的、粗暴而无知的诬陷的文章,使我们悒忿忧滞,而不当地产生分裂主义的情绪。

正好相反,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享有过的这样的经验:当我们读完黄春明、王祯和、王拓、杨青矗,以及许多其他富于才华的作家作品后,掩卷感动、心怀激荡的时刻——在那个光辉的、温暖人心的片刻,我们忘记了什么省籍的分别,忘记了一切平时的分别,而溶合为一。

是的,让一切海内外中国人,因着我们在对于台湾的中国新文学共同的感受、共同的喜爱、共同的关切的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从中国新文学在台湾自立自强的精神中,进一步带动我们在思想上、文化上、科学上、连带地在社会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展开一个中国的、自立自强的运动,来战胜一切的艰难,为我们自己民族的自由,和国家的独立,做永不疲倦的奋斗!

台湾文学研究社《乡土文学专刊》台湾文学研究社《乡土文学专刊》

来源:观察者网

(本文发表于1977年10月台湾文学研究社,《乡土文学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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