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欧异议文学的阅读，使中国文化界接受了一个全新的名词——“萨米亚特”。“萨米亚特”本是一个俄语词，最早被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俄国诗人用来定义自己打字装订的诗集，后来成为七八十年代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东欧国家地下出版物的代称，曾经有一位捷克出版家将“萨米亚特”与官方文学和流亡文学并称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捷克文学的三个组成部分。
与“七七宪章”、“团结工会”等相比，“萨米亚特”这个概念传到中国的时间较晚，但并不妨碍中国式的“萨米亚特”早已存在：从黄翔的诗歌到文革期间的《第二次握手》，从王立雄的《黄祸》到《哈维尔文集》的流传——它们足以证实，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随着印刷技术的改进，“萨米亚特”正在蔓延。
而在中国谈论“萨米亚特”不能不提及另外一个概念：图书二渠道。与“二渠道”相对应的概念是“主渠道”，也就是说从出版社到新华书店的图书定货和发行模式。自上世纪八十年底起，在这种主渠道之外，形成了许多从事图书出版、批发、零售的个体图书经营者，他们逐渐占据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半壁江山。严格说来，二渠道与“萨米亚特”并非一种重合关系，但“萨米亚特”图书的发行，却与二渠道的存在有着直接联系。
在各民营图书批发点上，人们可能不会直接感受到“萨米亚特”的存在，毕竟图书市场长期以来就是政府扫黄打非的重点领域，但对这个领域稍有接触的人都会明白，那些“敏感”的书，实际上处处都是，在一家批发正版图书的书店门面之后，可能就藏有大量的“非法印刷物”，由于中国境内的图书全由国营出版社出版，而出版社的书号须向国家新闻出版署申请，那些想发财而有没有关系和门道的图书经营者，就打起了“非法出版”的主意。一方面，这种非法出版活动中存在许多侵犯版权的现象，另一方面，一些具有思想文化意义而又无法取得出版许可的图书，却也借此走向了市场。
事实上，《哈维尔文集》、《通往公民社会》、《李慎之文集》等“萨米亚特”作品，都以不同方式流向了市场。有趣的是，经常可以在城市的大街上看到完全属于禁书的印刷品，比如说我在青岛海边散步时就买到过包遵信先生《六四的内情》，至于《中南海幕僚》、《中共第四代》等违禁作品，也很容易在各城市的图书市场买到。
除此之外，各种或多或少带有政治意味的民间出版物也在不同范围内流传，尽管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已不似过去那样表现出对违禁出版物的强烈兴趣，但朋友之间见面时，仍然会为交换一本市面上不容易见到的图书而喜上眉梢，我就曾不同的朋友处借到过《杨宪益传》、《林彪罪案重审》、《方舟》、《大风》等图书或刊物，一般来说，拿到之后总要一气读完为快。至于文学艺术圈子里的“萨米亚特”出版，更比比皆是。根据个人有限的接触，可以断言，目前中国的“萨米亚特”出版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二十年前的东欧。
但另外一种形式的“萨米亚特”出版物却往往被人们忽略。据海外媒体报道：陈良宇涉嫌上海社保基金案免职、查处后，不仅吸引海内外媒体的关注，还延伸出另一种社会现象，是凡有关揭批陈良宇案的书籍近日都成了畅销书，在上海市的地摊上十元一本，生意络绎不绝，有市民还因此发了一笔小财。
香港《大公报》的报道说：临近年关，年初才来上海打工的小李，正愁着没钱回家，没想到“陈良宇案”却让他发了笔小财。原来，他最近悄悄地搞到一批“揭批陈良宇案”的畅销书，《超级大贪官陈良宇》、《陈良宇最后的判决》、《揭密社保案真相》等等，往地摊一摆，十元一本，生意络绎不绝。而且在上海人流集中的地方，像小李这样的卖书人还不少，可谓“满城尽带《陈良宇》”。
可以断言，无论《超级大贪官陈良宇》，还是《陈良宇最后的判决》，或者《揭密社保案真相》，都不会是合法出版物，目前的图书审查机制，决定了没有哪家出版社会批准这样的选题。
不能不敬佩某些图书出版商的反应速度及组稿能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选题、组稿、排版、印刷、发行诸环节，可谓神速，这样的市场反映速度，绝不是正式出版物能够比拟的。
这些出版物往往随便借用一家出版社的名称（有时直接就连这点小名堂都不做），组稿后直接拿到可靠的印刷厂，神不知鬼不觉就印刷出来，然后借助二渠道的关系网络，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向市场，等扫黄打非办公室的人反应过来，书可能就卖个差不多了。
类似陈良宇案后的《超级大贪官陈良宇》、《陈良宇最后的判决》、《揭密社保案真相》等图书的大量出现，记忆中至少还有两次类似的出版“风暴”，一次是陈希同案发后，一次是赖昌星案发后，都是一夜间铺天盖地地冒出许多与案件有关的书籍。买来翻看内容，半真半假，不可全信，却也不可不信，其中，信史与传言混杂在一起，通过作者的文字加工，往往很容易使人信以为真。我曾在图书市场上买了一本有关高岗的“真相揭密”，回到家读了二十多页次确定为杜撰之作，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想象力之丰富。
这些图书一般都自觉注意保持“政治正确”，毕竟目的在于赚钱，而不是招惹政府不快。但涉及到官员们的腐败生活，则揭露起来毫不留情，甚至添油加醋，很容易在“政治正确”的背后，直指权力体制的弊病，激起民众的愤怒，而其中往往又穿插官员们淫乱的私生活描写（不能只怪这些图书的作者们庸俗，现在的官员只要犯案，谁不被查出十个八个情人来呢？），增加了图书的趣味性和娱乐性，迎合一般市民阶层的欣赏口味，因此销售量往往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些消息灵通而又想象力丰富的图书，瓦解了民众对官场生活的神秘感。王跃文《国画》出版之后，《油画》、《彩画》之类的仿作一时遍地开花，而且直接标有作者王跃文的名字，一开始往往也卖得不错，透过这些真实或虚构的官场现形记，人们对于腐败形成了更强烈的义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并不严谨的“萨米亚特”作品，似乎起到一些“以其昏昏，令人昭昭”的作用。
有一次，我在深圳的一家繁华超市门前遇见一位公开出售各种政治秘闻的小贩，他自己编辑印刷了一本载有各历史时期敏感人物的小册子，文章有的直接选自新华社报道，有的则是从互联网上下载的“反动报道”，其中有对魏京生和王丹的介绍，买小册子的人络绎不绝，也不见工商、城管来人干涉。对许多购买小册子的年轻人来说，这本小册子或许给了他们第一次接触魏京生和王丹名字的机会，也算是一件趣事吧。
不过，任何判断都应该建立在真实信息基础之上，这种完全以赢利为目的的快餐式“萨米亚特”作品，往往只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发泄欲，出于抢占市场能够的商业目的，其写作和编辑时间过短，不可能抱有很严谨的出版态度，它们对事实的描述不够准确，对其中一些腐败案件的揭露，也往往失真，比如陈希同案发后，模仿陈放作品《天怒》的《人怒》、《神怒》等，就有许多不实的描述，夸大了陈希同本人的涉案金额。这种失真当然影响了图书的价值（但不能否认其中也透露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于是，它们往往昙花一现，就被社会遗忘（何况总还有新的更大的案件密闻被披露，没办法，贪官们前赴后继啊）。
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些以商业为目的的官场现形小说与严肃的“萨米亚特”作品相提并论，但是它们都是主流言论渠道不畅的产物，在不同层面上，都是对信息封锁的必要冲击。而这另外一种的“萨米亚特”作品，以其发行数量上的优势，在形成民间反腐的压力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样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化的人士应该加以留意的。
首发议报第284期
20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