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迪亚·森教授的启示

一九九八年十月五日,中国政府正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十月二十一日,中国首次举办多边国际人权会议“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人权”研讨会。在此期间新华社的报道与专论仍然强调中西国情不同,首要的人权问题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足见中共仍然罔顾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仍然坚持其一贯的人权观念,即认为只要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就能够得到保证。

其然,岂其然乎?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人是印度学者阿马迪亚·森教授(Prof Amartya Sen),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赞词中说,阿马迪亚·森教授因为“对福利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贡献卓着”而获奖,“在实验研究中,森运用他的理论方法,让我们更了解引发饥饿的经济机制。”阿马迪亚·森对饥饿、贫困与独裁政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经过实践的证明而得到公认。他从七十年代中期就一再认定独裁统治可能导致大饥荒的发生,而言论自由和公民政治权利的存在和实行,能有效地避免饥荒一类的经济灾难。

他指出,有关饥荒的一个瞩目的事实是,在拥有民主政府和新闻相对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饥荒。饥荒只出现在原始部落、古代帝国、现代极权社会的独裁政权,以及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和专制领袖与一党统治下的新独立国家。然而,饥荒从来不曾困扰定期举行选举、允许反对党存在、容许媒体对政府政策提出质询的独立国家。

阿马迪亚·森为了说明他的论点,特别举了中国的例子。他说,中国在五十年代末实行的所谓“大跃进”一败涂地,但是中国政府在以后三年里继续推行这个灾难性的政策。据估计,中国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有将近三千万人被饿死。这种情况在一个定期举行选举、拥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是很难想像的。缺乏新闻自由往往会导致政府本身、政府对自己的宣传机构和地区官员描绘的图景深信不疑。事实上,当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中国当局还把自己的粮食储备高估了一亿吨。

为了核实这个论点,美国之音的记者打电话给中国驻美使馆,希望知道中国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但中国使馆没有给予回答。

中国官方始则不承认有大饥荒,后来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中共一向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毛泽东声称“从不下罪己诏”,讳疾忌医,不会去探索大饥荒的根源。中国驻美使馆不予回答,自不足怪。但是,中国人民,特别是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无不可为阿马迪亚·森的论点作背书。

先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海内外均有不同的估计。我认为根据官方的资料测算比较可靠。中国人口总数一九五九年是六亿七千二百万人,一九六○年是六亿六千二百万人,即减少了一千万人,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一千三百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的千分之二十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一九六一年应比一九五九年增加二千七百万人。两者相加,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在三年内,四千万人被剥夺了生存权,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对于“大跃进”,不仅群众间,在党内高层也有不同意见。一九五六年周恩来、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次年竟被毛泽东批判为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毛并称永远不许反冒进。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把五十多万敢于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因指出“大跃进”中的失误而被打成反党集团,接着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意见的人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全国戴帽子的共达三百几十万人。

从此,毛泽东被认为一贯正确,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形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树立了毛的绝对权威。以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为标志,毛泽东成为中国的不折不扣的独裁者。

我们不能说毛泽东主观上要制造大饥荒,但是他狂妄自大,自以为是,不容许不同意见,也听不到不同意见,又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人民又没有个人政治权利,没有言论自由,因此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使领袖的错误导致全局性的错误而不能纠正。正如阿马迪亚。森所说中国政府在以后的三年里继续推行毛泽东的灾难性的政策,导致剥夺了四千万人生存权的大饥荒。

不但如此,因为中国人民没有政治权利,毛泽东的独裁继续犯更大的错误。他错误地领导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的错误和灾难长达十年不得纠正,直到他逝世才告结束。文革中又有上千万人被剥夺了生存权。

中国的例子,不但说明阿马迪亚·森关于独裁和饥荒的关系的论点,而且说明人民没有人权、民主、自由,连生存权也不能保证,更不要说发展权了。

一九九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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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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