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当我看到他人痴痴地，傻傻地，一脸幸福地沉浸在初恋遐想中时，就想起自己的初恋。我不确定这是否算初恋——因为我们从未手拉过手，更没有拥抱接吻之类的肢体语言。我和他只是纯同学的友谊加一个‘红粉知己’的元素。
那是一段昏天黑地的日子。被红太阳亲切接见并全身心投入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小将，突然接到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一霎间，小将如炸窝的黄蜂，嗡嗡乱飞中没了方向。
因为我有一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父亲（解放初任区长）；因为我有一个未曾谋面的汉奸舅舅（日本翻译），被红卫兵排除在外的我，既不参加大串联，也不参加大批斗。就在上山下乡的前夕，母亲去世，于是我幸运地分配到上海炼油厂。
一个寒冷的冬天。剪一头短发，围一条围巾，模仿江姐造型的我，胸口托着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兴冲冲去他家。明天，我的班长兼团支部书记就要去黑龙江农场。同班四载，他只和我说过一句完整的话：“很遗憾，你的入团申请被组织拒了。”
那句让曾让我涕泪四溅。我暗暗发誓，一旦我加入共青团，我将在第一时间里通知他。
敲开那扇黑黝黝的大门，迎接我的是一张大大的嘴，意外的见面让他惊讶不已。
我们像中美谈判，端坐在长桌的东西二端。我们谈了萨特的存在主义，谈了巴金的无政府主义，谈了黑格尔哲学，谈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什么都谈，又什么都没谈。囫囵吞枣地咽下食物，再反刍给对方。反刍的食物中，甚至没有消化酶。谈啊谈，当谈到世界革命，中国革命时，我们血脉卉张，热血冲脑，有振臂高呼的冲动，有风萧萧易水寒的悲壮。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谈论的首中之首，重中之重，急中之急就是台湾。“一定要把台湾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这是我们铮铮的誓言。
西边的晚霞，斜斜地射进天井。残阳狭窄而执着，长久地停在花圃上。像我们懵懂而狭窄的青春，像我们萌动而执着的青春。
“明天……”凝视着那抹残阳，他有了伤感。
“明天……会更美好！”我言不由衷。
“对！明天一定更美好！让我们在城市和农村，燃烧炽热的青春！”他一改伤感，亢奋起来。
我站起来和他挥手道别。没有握手，没有拥抱。在我们的脑海里，定格着毛泽东在城楼上挥手动作，这个动作，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动作。
我走出巷子，他从后面赶来，递来一本用报纸包裹的书。打开报纸，《共产党宣言》的白皮书赫然入目。我最喜欢这本书里的一句话：“干的好啊，老田鼠！”
我怀着虔诚带着感动，把白皮书托在胸口，这是红宝书恒定的位置。红宝书既在神龛上，又在年轻人滚烫的胸口。突然，我看见报纸边沿有一群蚂蚁般的字。这不是批判稿，也非决心书，而是一个人的名字。密密麻麻的字交叠在一起，其实只是三个字：孙宝强。
我的心，慌如撞鹿。我把手，使劲摁在胸口。
我住进上海炼油厂的集体宿舍。撩起蚊帐，战天斗地的一天开始了，放下蚊帐，深揭猛批的一天结束了。蚊帐里，是我的空间我的天地。写信，成了蚊帐里的一盏灯。我喜滋滋地告诉他，我被评为学毛选积极分子；我不经意地述说，我的入团已被批准。而他，则兴冲冲地告诉我，他被评为青年突击手；他不留意地泄露，他已加入了共产党。鼓励，勉励，激励，是信的核心；格言，诤言，誓言，是信的内存。在狂热中，我们匍匐在图腾下；在崇拜中，我们丢失了自我。
一旦把信投进邮筒，我就成了孵蛋的母鸡，渴望新生命的变化。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在门卫室那一排不甚明亮的玻璃前寻觅。一旦拿到信，一口气奔到黄浦江边安静的码头上，怀着接受圣诞礼物的喜悦，慢慢撕开信封，让一颗心，跟着风飘上天。
1970年，运动愈发深入，也愈发惨烈。在篮球场的批斗会后，一技术员跳楼自尽，罪证是‘反文革的语言’；在车间的誓师会后，一师傅被囚车送进监狱，罪行是‘风花雪月的诗’。这二件事深深刺激了我，从此，通信的内容变了。我避开火热的政治，开始谈世界文学，谈游泳的物我二忘。而他，则谈诗歌的韵律，农场的枯燥，偶尔，也流露出惆怅。
这样的通信，继续了五年。五年里，信的抬头一直是‘某同学你好’；信的结尾一直是‘致以革命的敬礼’。1974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一个硕大的信封，一张白纸上有一行大字：我已经被上海医科大学录取。接下来的交流，不在纸上而在嘴上。我们有争论，有共鸣。或嬉笑怒骂，或打诨插科。或欲言又止，或一吐为快。时而，他才说出上半句话，我已应声下半句。对无知的狂热，对无畏的激进，我们开始反省。虽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却走的蹒跚，走的心酸。
二，
突然间，我们断了联系。他不再联系我，矜持的我，当然也不联系他。我们像断线的风筝，莫名其妙地消失在各自的视野里。
一年后，我到他家门口看了门牌，然后给他写信。这不是信而是一行字：“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字很大很大，不像温柔的鸽子，倒像一个个凶猛的秃鹫。
信发出后，我美美地睡了一觉。一觉醒来，他站在我家面前。他眼眶深凹，面相憔悴，人一下子老了10岁。我大笑：“去西天取经？”他说：“经没取到，罪倒受了不少。”他笑了，笑的很牵强。
他抽出一根烟。“second times.”
“中学读的是俄文，不要在我面前卖弄英文。”我冷冷地说。
“我到黑龙江农场时，答应母亲绝不抽烟。我抽第一根烟，是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第一根是喜烟，第二根是愁烟？”我尖刻地问。他避开我的眼睛，一味地把自己裹在
浓浓的烟雾里。
我们又开始了交流，又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我从不问他失踪的原因，他也从不说失踪的理由。此时，我开始在上海炼油厂厂报，石油部的石化报上发表文章。他对我的文章，时常提出一些中肯的看法。还有一个月，他就要毕业并分配了。他快乐地憧憬着未来。他指着报纸说：“你这篇文章打动了我。我也要写万言书，向校领导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兴致勃勃地走了，纯真的神态打动了。我们被同一个理念所打动，我们相互被打动。
二个月后他又来了。他眼眶深凹，面相憔悴，人一下子老了10岁。我大笑：“西天的经取到了嘛？”他说：“经没取到，人倒被贬到边陲。”他笑了，笑的很苦涩。
原来，万言书发出后，他班上所有的同学，全分到上海各大医院。而他这个成绩优异者，却被分到上海郊区的金山石化厂做厂医。
沮丧的他，依然是我的良师益友。谈笑间，能捕捉到他丝丝缕缕的温情，但一贯拒绝媒人的我，开始去相亲：他曾经失踪过，谁保证在坎坷的岁月中，他不会再一次失踪？
1978年，政治形势开始变化，他对我的热情也与日俱增。五一劳动节，他破天荒请我去看《百万英镑》的电影。电影结束后，我们沿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来到外白渡桥上。五彩斑斓的灯，给黝黑的苏州河水镀上了一层金粉。他深情地看着我，我慢慢地垂下眼帘—外面的世界，不是水深火热的世界；镀着金粉的河水，也不是真实的河水。
我抬起头，再一次看见他渴望的眼神。我用眼神告诉他，曾经沧海难为水——沧海是他，水亦是他。
1980年的大年初二，我和丈夫举行婚礼。对于我来说，婚礼不是白头偕老的平台，只是一个女人必然要走的程序。我不确定我的终身，能否托付给丈夫？我不能确定，丈夫就是我一生的挚爱？我穿着喜装，心里却没有真正的喜。
在我的婚礼上，他疯疯傻傻，癫癫狂狂，似醒非醒，似笑非笑，完全失去了他一贯的君子风度。当我和丈夫向他敬酒时，他端起酒杯的手在抖，抖啊抖，抖的没有规律，抖的一塌糊涂。这一刻我确定，他爱我，他非常非常地爱我。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我默默地转过头。
今日是什么？当初是什么？他用眼神询问。
好在我不是秦香莲，拖儿带女死死等候，非要讨一个说法。我努力牵动脸上的笑肌。
我有我的苦衷！不得已的苦衷！他的眼神里有了悲伤。
同学一场。知已一场。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我们把最好的女生托付给你，你一定不要辜负她。”他慢慢端起了酒杯。
丈夫笑了：“怎么会呢？”
“以酒践约！我这辈子从不碰酒。为了这个盟约，干了！”当他咳嗽着放下酒杯时，我的心一酸。
丈夫傻站着不动，我知道他这辈子从不碰酒。于是我拿起酒杯：“我替丈夫干了！”
同学们起哄：“不行！不行！那是盟约，那是二个男人之间的盟约！”
丈夫抢过酒杯一饮而尽。放下酒杯，大咳不止。
“为了一个盟约，二个滴酒不沾的男人喝了生平第一杯酒。”同学会的朱会长郑重地说。四周突然安静了。看了看脸红的他，又看了看耳赤的丈夫，我百感交集。
*
二个月后，他送来结婚请柬。
“这么快？”
他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神如大海中的涟漪，一层层荡漾，一层层涌动。怨忿中的无奈，痛苦中的愤懑，哀伤中镇静，凄凉中的冷漠，让我的心一颤。
“好一个闪电战。”我寒暄着，避开他的眼神。
“……既然你已经结婚，我和谁结婚都没有关系了。”他声音很轻，轻如一阵风。
“不至于吧？”我佯笑。
他走了，寂寞地走了。
在结婚筵席上，他把自己灌个酩酊大醉。同学们夺下酒杯：“天下只有客人灌新郎，没有新郎自己灌自己的。”
眼看一个完美的绅士变成一醉鬼，我没心没肺地笑起来。
朱会长撇我一眼，凶狠地说：“你毁了他！”
“开什么玩笑！”我大怒。
“他一年不找你，是压力。组织不同意他和你恋爱——因为你的父亲，因为你的舅舅。”朱会长的话如炸雷，打在我脑门上。
他醉醺醺地走到我们面前：“这杯酒，祝你们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四周一片哄笑：“错！错！错！只有新娘新郎接受他人祝贺，哪有反主为客宾主不分的？”
“喝了这杯酒，让新生活翻开新一页。”我一仰头，干了这杯酒。
“好！喝了这杯酒，让新生活翻开新一页。”他一仰头，干了这杯酒。这一刻，他读懂了我的良苦用心，我也读懂了他的百般苦涩。
三，
婚后仅一天，朱会长就接到他妻子的投诉：这哪是丈夫，整一个冷血动物；这哪是蜜月，整一个中美冷战。
朱会长是政府机关的头目，也是这场婚姻的红娘。当初，朋友把新娘介绍给朱会长，朱会长考虑到他和她都在金山工作，于是把她转介绍给他最好的同学。于公于私，于他于她，朱会长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同学会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召开时，我被排除在外。理由之一，同学会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而我不是；理由之二，法律上有利益冲突廻避法，规定利害关系人申请廻避。考虑到冷血和冷战源于他的‘人在曹营心在汉’，于是我成了需要廻避的利害关系人。
会议结束，向新婚夫妻下达红头文件。文件中论点清晰，措施有力，不但在经济上有制约，更在男方身体上作若干规定。文件下达后，夫妻分裂的局面得到控制，夫妻弥合的可能得到扩展，不但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妇女权益，也为稳定家庭稳定社稷做出了贡献。
婚后，他的烟抽的越来越凶，酒喝的越来越猛，话倒是越来越少。同学问他咋了？他妻子一撇嘴：“整天攥在故纸堆，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研究诸家谋略，竟把一根长舌阉短了。”
自从长舌变短后，他从一个小小的门诊医生，荣升为院长行政助理。从此，夫妻携手而入，并肩而退的靓影；夫唱妇和，琴瑟共鸣的连体成了同学会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同学会沸腾了，贺词如雪片飘去：好一个贤内助，好一个旺夫命。
夫妻俩同时鸟枪换炮。她珠光宝气，玉环叮咚，20个手指脚趾红彤彤赤丹丹；他则是西装革履，皮带铮亮，夹公文包还带一马弁。
我冷眼横目：“你应该带上一镖局。”
他呐呐着：“此乃司机。”
“你再带马弁参加同学会，我一定退会。”
从此，他讲话的腔调，抽烟姿势，言行举止，越来越格式化。从此，他说话的内容，议论的话题，笑声的节奏，越来越规范化。
有一次同学聚会，一贯准时的他姗姗来迟。正要罚酒一杯时，他妻子怒冲冲闯进来。他一见她，赶紧让座，置筷，倒酒。
他妻子用手挡杯。“以前你让我韬光养晦，贵为官太太当然从命。现在官职已丢，还要这劳什子的假面具干嘛？”
他看着妻子，眼睛里满是哀求。
“他的院长行政助理已被捋，一捋到底，还原成一门诊医生。”
“你也还原成医生一婆娘。”姜同学笑着。
“我让同学评评理。出租车经过这里我要下车，他说，同学聚会已取消。把我哄进家后，他偷偷乘出租车赶来。”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偷偷打的赶来，你打的气呼呼赶来。”姜同学话音未落，同学已前仰后合笑成一团。“哪里哪里，我还怕请不动你呢！”他把剥好的虾，送到妻子嘴里。
“呸！”妻子一口吐出虾。“在家，我们话都不说，在外，却齐眉举案乐融融。”
朱会长干笑一声：“你这身衣服首饰，可上时尚杂志。”
“这是封口的代价。”
“此话咋说？”姜同学伸长颈。
“他和我约法三章：只要把戏演到底，私房钱归我。这根手链，是半年的演出费；这根项链，是一年的稳定费。”说到这，她哽咽了。
“你在演戏？”姜同学笑了。
“你们都是睁眼瞎——演戏时看的津津有味；不演戏时反觉不自然。”
“这叫假作真时真亦假。”姜同学一伸舌。
“我一直要求结束这死亡的婚姻，他不肯。我骂他伪君子，他说，他就是《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卡列宁。”
“你真会说笑话，喝酒喽！”朱会长破天荒给她夹菜。
“有了女儿后，他碰都不碰我一下……我们不是夫妻，只是二人转的搭档。”说到这，她潸然泪下。
我默默地把面巾纸递过去。
“今天，请在座的陪审团，给我一个说法。”她猛地站起来，转身对着他。
他也猛地站起来，不是转身对着她，而是一溜烟窜进卫生间，然后‘乓’地锁上门。朱会长拖长声音：“被告缺席，庭审终止。”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我曾爱过的人，竟这么虚伪，这么卑劣。
四，
1989年6月4日。因交通瘫痪，我没去上班。他和朱会长到我家。我冲他们嚷着：“共匪终于动手了。”
他慌慌张张地锁上门，关上窗，还伸出手，准备拉窗帘。
我说：“拉什么窗帘，又不是我们杀人。”
他把手放在嘴边，嘘声不断，眨眼连连。
我一锤桌子：“共匪杀人不眨眼，你眨眼连连为哪桩？”
“啊呀呀！别说了！”他不断摇手，又掏出手绢去擦汗。
朱会长说：“这二天，你一定要去上班。就是交通瘫痪去不了，也千万别上街。”
“在屠杀前，所有人都保持沉默？”
朱会长喝了一口水：“你丈夫留学澳洲的事办的如何？”
“录取通知书收到，学费已交……”
“闭上嘴，抓紧办。”朱会长吐出六个字。
“面对屠杀，集体封口？”我生气地问。
“走吧！我们走吧！”一贯喜欢和我聊天的他，表现出十二万分的不耐烦。
“别上街，少说话。”朱会长留下六个字，和他走了。
6月5日，我走到海宁路，“传播谣言进行煽动”；6月6日，我继续走上街头，“传播谣言煽动群众，并带头设置路障”。当晚，我被一个电话诱捕。二个月后，在上海市邮电俱乐部召开的公判大会上，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三年。
被押进提篮桥时，正值滴水成冰的三九严寒。朝天鼻管教退回丈夫送来的御寒物（《上海女囚》里有介绍），我只能在单薄的外裤里套上五条短裤。当我在监狱被禁闭，被呵斥，被辱骂，被虐待时，我多么渴望亲情，温情，友情啊！哪怕一句话，一行字，一个眼神。但在漫长的三年中，除了收到某一个同学来信，我竟没收到同学会任何的一封信，任何的一个问候。
至于他么，不言而喻！
三年里，我感受到丈夫的爱。那生死挈阔的爱，弥坚如磐的爱，生死不渝的爱。宽阔的爱带着信仰；宏大的爱带着理念。没有这一份爱，我可能死在提篮桥监狱，也可能死在出狱后的社会大监狱里。
1992年4月底，我提前二个月出狱。一个月后，我接到同学会的邀请，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丈夫说：“毕竟是几十年的老同学，还是去吧！”
“不！”我怒吼着。
“你有勇气抗议屠杀，不等于同学也有这份勇气。我们坚守的信仰，不能要求同学也有这份信仰。”
“不！”我抽泣着。
“红色恐怖，腐蚀了人的良知。这么多年，你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嘛？”
我的心，实实在在地一痛。不要说寻觅盟友，就连当初支持我的姐姐，弟弟，都不是我的盟友了。旧的不复，更况新的？
我的心，好痛！好痛！
我克制着自己的爱憎，屏息自己的喜怒，雪藏自己的理念，带着一颗冰冷的心，再一次走进那融洽却生分，热闹却荒芜，欢笑却不欢乐的同学会；走进那有寒暄却没有同声；有问候却没有神游的同学会。
三年后看见的那双眼，依然带着些许的惊恐，间或还有一丝愧疚。但愧疚是惊鸿一瞥。他热情地向我伸出手，我没伸出手。我的手虽粗粝，但干净。
他先向我致意，接着问候我丈夫，仿佛断交非三年而是三天。他热情中带着矜持，带着居高临下。西装革履的他，已是金山卫生局办公室主任。三年前窜进卫生间的耗子，已熬成耗子精。
“人模人样。”丈夫朝我一眨眼。
“人模狗样！哈哈！”我放声大笑。银铃般的笑声震撼了他：一个刑满释放分子，还能这么高兴？
出狱后，我依然在挣扎。我颈上戴着二副枷锁。一副是生存的，一副是良心的——儿子因我而刻上红字，受尽歧视；丈夫因我而拼命打工，摔地受伤。
隐瞒了‘暴徒’的身份，我去打工，打二份工；我去读书，读财会证书；我去医院，为丈夫配药；我去学校，听老师训话：你儿子扭曲的很，叛逆的很。
能不扭曲？全中国都在扭曲。能不叛逆？他有一个刑释的母亲。
我的心，时时都在流血。在夜深人静时，在无人的树丛后，我嚎啕大哭，涕泪四溅。仰望苍穹，苍穹只洒下满天的碎钻。碎钻不能买药不能买米，不能买回我丈夫的身体健康，不能买来我儿子的心理健康。于是，我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啊走，走一路，洒一路的血。
1998年8月，某市人大代表走进小区，发现天井里不是花卉起舞，而被搭建成小屋。塑料花瓶当即发飙：改变天井性质，这还了得？
第二天，如狼似虎的警察和城管，开着铲车进来。逢屋就铲，逢物必毁，比当年的日本鬼子还猖獗。
我带领群众，反强盗，反强拆，反罪行。我对小喽啰说：“当官的妻妾成群，房屋成群。百姓只在自家天井搭屋栖身，何罪之有？”小喽啰闻之停了手。耳目一溜烟去汇报主子：“有个女人口舌了得，具有特强的煽动性。”
就在铲车离我家天井咫尺之遥时，突然接到上级‘撤’的指示。‘撤’非善念义举，只因强盗明天要到人民广场去对付法轮功。
鉴于我‘非同寻常的煽动性’，当晚，派出所所长和我约谈。当天下午，已有一女人因反强拆而拘留十天。我知道所长来者不善，但我据理力争，侃侃而谈。他听完后说：“久闻其名，今见其人。孙宝强，以后你有困难，尽管来找我。”
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中，握手道别。
回家后电话响了，是他打来的。他环左右而言，欲言又止，欲止又言。“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
“是城建局拆房队队长让你打电话的？”我捅破了这层窗纸。
“朱会长和我们……很担心你的安全。”他斟酌着。
“谢谢！”我很诚恳地说。
“老同学啊老同学，你怎么还是不开窍？正面不能走，可以走曲线，可以搞迂回嘛！啧！啧！”他搓着牙花子，咂的100米外都能听见。“或找人帮忙，或请客吃饭，或让朱会长通融……”他正说的唾沫四溅，我说了一句话挂了电话。
我说的是：“我永远不会和这个肮脏的政府，做任何的交易。”
一次同学聚会，有个在64中的暴发户女人，撇着嘴挤眉弄眼地说：“孙宝强，你一直是同学里最能干的人，能到了今天……”
我冷冷地说：“落难的凤凰飞的没有鸡高。但是，鸡永远飞不到凤凰的高度。”她噎住。我说：“我可以忍辱负重，绝不忍气吞声！我的悲剧，非个人的悲剧。”
我不愿带着假面具重归同学会，我要扯下面具，把它踩个稀巴烂。我想哭，想笑，想唱，想吼。长歌当哭，长哭当歌；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可茫然四顾，除了丈夫孓然一人。“寂寞同学会，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不！我不要苟且偷生，不要憋屈，不要窝囊地活着。我要呐喊，我要抗争，我要宁玉碎不瓦全的生活。2006年12月15日，我终于把20万字的纪实文学《上海版高老头》在《博客中国》上连载。
这是我的破冰之旅，又是我的风险之旅。
他知道后竭力反对：“你触摸了高压线。我不希望悲剧再次重演。”
“难道人生只是‘三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不这样，你还想咋？”
我的回答是“NO”。
五，
不久，任金山卫生局办公室主任的他被卸职。为了补偿党务工作者多年的忠心不二，党组织给了他另一个职务：金山精神病医院的付院长。
妻子对他的感情是潮起船涨，潮落船跌。贬职后，他的日子更难过了。他尽力维持着家庭的假和谐和他的假快乐。但在酒醉时，他会卸下假面具，还原一个真实的人。
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我苦啊！婚前婚后都顶着绿帽子；我难啊！院内院外都顶着压力。”
“现在的医院，藏污纳垢，精神病院，更是罪恶的渊薮。”
“随流逐波，回天无力啊！”他打了个酒嗝。
“为什么不把罪恶昭告天下？”
“什么……你说什么？”他的酒一下子醒了。
“你应该站出来说！”
“说什么？我能说什么？我敢说什么？我可是什么都没说。”他急忙挂断电话，再一次显示了他耗子般的风采。
有一次聚会，他又醉了。他眼巴巴地看着我，眼里满是湿气。丈夫站起来，走到客厅的另一边。姜同学却路见不平了：“凭啥？”
“他心里憋的慌，让他说说。”
“凭啥？”姜同学还是不依。
“倾听他人的痛苦，是仁慈。”
“……我到现在还愧疚，64时，没给你们一丁点的帮助。”姜同学低下头。
“红色恐怖下，谁不恐惧？”丈夫淡淡地说。
“你真以为倾听他的痛苦，是我的仁慈？”回家后我问丈夫。
“难道不是？”
“他的痛苦，靠酒精排遣；而我稍许的排遣，却在他的痛苦中—我高兴着他的痛苦；我快乐着他的痛苦。哈哈！”我发出银铃般的大笑。许多人说我的笑像天堂里的笑。既然进不了天堂，那就模仿天堂里的笑。
有一次他借着酒劲说：“有一句话堵在嗓子里几十年，今天定要问个水落石出。当初你为什么拒绝我？”
“好在拒绝，不然现在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不！如果你是我妻子，悲剧绝不会发生。”他怒气冲冲。
“虽是悲剧，无怨无悔。”我也怒气冲冲。“你这个伪君子！三年里，你竟连我儿子都不去看一眼。”
“谁说没有？我好几次想去看……”他伤感地取下眼镜。
“你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我温柔地说。
“谈谈共性。”他很迫切。
“没有富贵也能淫，没有威武也能屈，没有金钱也能移！”
“你！”
“你现在的格言是：士可辱不可杀！”
*
又一个春节，又一次同学团聚。这一次聚会，让我压抑了很久的火山终于爆发。
那天，他妻子有备而来。她不但精心妆扮自己，还精心妆扮了这份台词。“宝强，你寄到黑龙江的信，现在还躺在我丈夫的抽屉里。”
“哦！那是同学间的一段往事，也是我遗忘的一段历史。”
“这封信，我能完整地背出来。”她得意地说。“某同学你好！致以革命的敬礼！多美丽的辞藻。”
“倒背如流又如何？我早把这些信付之一炬。”
“我可以为你们今天晚上开一张通行证……”她一撇嘴，嘴巴对着一扇房门。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脑门，我霍地站起来：“你可以开这张通行证，问题是我需要这张通行证嘛？我有自己的丈夫，妇复何求？你稀罕的男人，我绝不稀罕。”声音高亢，一个字是一颗钢球，一个字是一串火苗。
所有人惊呆了——只道牢狱磨去我的锐角，劫难磨去我的刚烈。想不到，我依然是敢爱敢恨的尤三姐。
我在邮件被监控，电话被窃听，隔三岔五‘请喝茶’的状况下，依然在网上发表犀利的时评。我的《上海女囚》，载着我的爱恨交加，载着我的喜怒哀乐，驶向彼岸的伊甸园，纵然江水凶险江波叵测，我，绝不回头！
六，
世博会马上开始了，这个耗资巨大的工程，是政治秀的傀儡，是撅起国的脂粉。纵然它富丽堂皇千姿百态，它只是一个宫廷戏子，一个下三滥的戏子。
为了捍卫戏子演出的成功，撅起国砸下大把大把的银子。这些银子可以让全中国儿童都能上学，全中国病人都能就医，全中国人都有住房。
世博会中的同学聚会，显得气氛诡谲人心难测。朱会长在接到一个电话后，神情肃穆；别的同学见我，眼神闪烁。而他，见我如见麻风病人，避之唯恐不及。突然，我又接到我老板的电话，匆匆而打，急急而挂。疑惑如一团麻，缠的我透不过气了。我在不解中小睡片刻。
回家时，警察拦下车，要求我们出示身份。空气中充满火药味，朱会长的手在抖……
到家后丈夫告诉我，国保已经找了我所有的同学。鉴于此，在我午睡期间，同学会通过一项决议：封口！封笔！不然全体同学和我绝交！期间，他的反应最激烈。他明确表示，不希望受到我的株连。
“21年前，他就是这德行。”我冷笑着。
“21年前，为了仕途还可以理解。可21年后的他，下个月就要退休。”
“懦夫的恐惧，融化在血液中，镌刻在条形码上。”我拎起电话，电话里是一个冷冰冰阴森森的声音。
“解释权在朱会长手里。我们只是极一般的同学。”他在‘极一般’上加重语气。
“我没有和你套近乎的愿望。我只想说一句：21年前我都没株连你，更况今天？”
“可你已经株连我了！已经！现在！”他‘砰’地挂了电话。
我瞠目结舌，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
第二天，我主动联系国保。见面后我郑重声明：好汉做事好汉当——别再找我的老板；别再找我的同学；别再找我同学的女儿。
国保说，只要世博会期间不写文章，不出版《上海女囚》，不接受采访，即可。
我沉吟着，最后咬牙答应。
2010年国庆前夕，三个国保一个片警赶到我单位。一国保处长说：“孙宝强，把你写好的文稿，发到我的邮箱；还要把你尚在构思的，未完成的文稿也发到我的邮箱。”我说：“你是否要劈开我的脑子，检视我脑细胞活动情况？”
他冷冷地看着我。
我说：“……你们在我出狱后，监控我20年。是否准备监控到我死？”
国保处长的回答，是一串冷笑。就在这瞬间，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逃！我一定要逃出中国，把这一切告诉全世界。”
2011年2月底，我和丈夫出走澳洲，二个月后，拿到保护签证；五月底，我在香港出版了我的回忆录《上海女囚》。
出走澳洲后，我给所有的同学打了电话，独唯没给他电话。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符号，是一个病人，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的思索、觉醒、抗争到最后的匍匐、投降所走过的路。正因为中国有无数个苟延偷生的‘他’，这才有了独裁专制的苟延残喘。
我衷心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要成为他的缩影。
发表于2014年1月15日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