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其实并不怎么寒冷，窗外还有一些斑驳的阳光，才六十岁的母亲却脑溢血了。母亲闭着眼睛歪着嘴，脸色苍白得像纸一般，她躺在医院的急救室里，一股劲地喘粗气，那模样恨不能将氧气瓶内的氧气一口都呼吸了去。见此情景，我感到凶多吉少，她的末日也许就在眼前了。果然下午五点，她的病情变本加厉，不仅持续昏迷，口角流涎，而且嘴唇鼻孔不时像大闸蟹那样冒出了白沫和气泡。我几个弟妹含着泪水在床边不住地“姆妈姆妈”，叫得人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母亲也许恋恋不舍着丈夫，也许喜欢聆听儿女的哀哀召唤，直到晚上七点，在一阵痉孪之后才撒手西去。
说出来难以置信，母亲死了，不知怎的，我虽有淡淡的忧伤，却没有死去活来的痛苦。而且，这忧伤还不足以挤出我的一滴泪水，我更多的是如释重负。母亲患风湿性关节炎卧病在床30年，已成为我们尤其是父亲的累赘，她的离世，我想，也许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解脱。
父亲在床边搓着手，不住叹气，原先口如悬河的嘴巴此时噤如寒蝉。父亲一向舌头滑络，口齿伶俐，平时，常以长辈甚至教师爷的姿态教训人，仿佛他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刘伯温，此外，还喜欢卖弄文骚，虽则他只读了三年私塾。比如曾考我：一个“水”叫“水”，三个“水”念淼泉的“淼”，那么二个“水”、四个“水”念啥呢？我搔头摸耳很长时间，也不知叫什么和有没有这两个字。父亲看我红着脸，兴高采烈地笑了，他眯着眼说：二个“水”叫“冰”，二点水不也是“水”吗，笨得要死，念书念嘞屁眼里，四个“水”叫啥，你翻康熙字典吧，亏你还是中学生。
我十分恼火，但拿他没办法。我知道父亲就是喜欢出怪题、看人出洋相，不要说儿子，就是单位领导，他也居功自傲，自以为搬运组的栋梁，操弄装卸如庖丁解牛，不把人家放在眼里，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用言语冲撞他们，弄得人家很不愉快，连个班组长都不让他当。虽然过去为了生活补助，父亲不得不强颜欢笑有求于他们。
不过，父亲从来不得罪母亲，母亲只要喉咙拔高，眼睛圆睁，发火时再拍拍床沿，父亲就不言语了。而且他挺会侍候病中的妻子，经常用板车送她去剧院看演出。因此，颇获得母亲的信任和欢心，甘心情愿为他生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等八个儿女，尽管存活率不佳，只有50％。
在我记忆里，父亲早年差点儿被人送进牢房。某年夏夜，一个半老徐娘在家门口乘凉，躺在门板上仰面朝天睡大觉，朦胧中有人登堂入室，深层次刺激了她的肉体，据她说，她误认为丈夫，便闭着眼，忘乎所以地配合了这次操作。事后，她说这人气力很大，身坯很好，好像是老陆（其实是她的公公越俎代庖）。于是上面来人调查，母亲斩钉截铁对人家说，老陆只赌不花，如果是他，我去吃官司。
丧事临头，父亲成了哑巴。几个弟妹盯着他，看他下面有啥主意。老实说，我也以看人出洋相的心情望着他。等了很长时间，我几乎怀疑母亲的遗体快僵硬了，而她的寿衣寿裤仍然无影无踪，于是忍不住说：“老陆，你说怎么办？”在翅膀硬了自立门户之后，我就时常这样称呼父亲。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父亲低垂着眼帘不痛不痒地说。
我料到父亲口袋没几个钱，不要说办丧事，我甚至怀疑他连半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父亲一生爱好赌博，过去喜欢牌九梭哈，退休之后爱上了搓麻将。不管输赢大小，就是喜欢赌。多少年来，天知道有多少血汗钱掉进了赌博这个无底洞（我们的温饱依赖父亲的牌运，这一直让我耿耿于怀）。父亲通常领到工资，先是寅吃卯粮还债，然后将余下的作赌资，如果牌运不错，最后才有幸成为一家子生活费。而且他对钱财比较看得开。前几天，我听见他跟两个生性节俭得近于吝啬的邻居说，省什么钱，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不见得你死了，皮夹子没钱，儿子用盐把你腌起来，把你扔到河里。
我们几个儿女看着父亲的窘相，知道石子里榨不出油，就凑钱将母亲的丧事办了。在这个过程中，父亲十分知趣，仿佛知道有钱才有话语权，他收敛了平日的锋芒，放弃了长辈的架子，一切都让子女说了算，并且还乐意做丧事的配角和跑腿。
母亲死后，我发现父亲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是，他不拉胡琴，过去他三天二头“雌狗雄狗”。我说他“雌狗雄狗”，是因为他拉了几十年，一点都没长进，拉得十分难听，我耳朵老是像听见这种声音。并且他只会拉那几只走了调曲子，不是半途而废的《二泉映月》《梅花三弄》，便是虎头蛇尾的“天大地大”《大海航行靠舵手》；二是，他天天坐在母亲的灵前喃喃自语，也不知说些什么。我记得母亲在世时，退休的父亲搓麻将只争朝夕，只有在吃饭时，母亲才能看到他的影子。而今他一反往常。
有一次，他坐在母亲灵前，有一句没一句叫着她的乳名，唠叨着过去带着她四处看病的经过，末了，我听他朝着遗像说：“根生娘，你为啥不带我走呀……”我听了不由笑了，心里反感他这种夸张的悼念修辞（好像子女虐待了他），于是开玩笑说：“你实在要跟娘走，办法有的是，你是聪明人，难道还要我给你指明途径？你走也好，省得娘厌气（寂寞），在阴间无人陪伴。”父亲听了先幽默地说：“你帮帮我。”“怎么帮？”“帮我上吊，推我下河……”我们唇枪舌剑了一会，后来他激动地说：“黑心黑心，可记得你小时候喜欢口琴，在苏州给娘看病，我口袋里只有十块钱，仍给你买了只，4块1角1……文化大革命，你去外地串连，没钱没大衣，还不是我借钱借大衣送你上汽车……我打了个会，帮你结婚成家……在娘灵前，还嘻皮笑脸的，寻老子开心，娘一世养了你们几个，只有你最黑良心。”
父亲是在1948年跟着兄长从苏北老家摇着一条小船，先于解放军横渡长江的。当然父亲不是来江南做地下党或淘金做生意，而是为了逃避国民党的兵役。父亲说，国民党抓壮丁喜欢突然袭击，一不小心睡梦里就给他们五花大绑抓了去。到了江南，具体说到了常熟。父亲人地生疏无处投奔，有时就将他的小船停在东城脚，有时则泊在西城脚，反正见缝插针，到处“滚地龙”（搭窝棚）。谋生的手段不外乎做搬运工和拉黄包车。
父亲谈起拉黄包车的经历总是眉飞色舞的。有一次他对我讲，刚开始学生意，拉一个阔太太，下桥途中收脚不住，黄包车朝天翘了起来，客人摔得四脚朝天，把旗袍都撕坏了。说到这儿，父亲斜着眼，望了床上的母亲一眼，停顿了一会，说，还露出了白胖胖的大腿。母亲听了也笑了起来。
父亲时常说笑话，不仅赢得了母亲的欢心，文革时期还赢得了两大派的谅解。父亲当时是个置身局外的“逍遥派”，双方都想拉拢他加入他们的组织，父亲做痴不癫对他们说：你们抓革命，我促生产，不是蛮好。况且我下班还要服侍生病的家主婆。
父亲结束了半年之久的悲痛和悼念，又开始搓麻将。他早出晚归，最长一个星期不见影踪，也不知他是怎样解决三顿六水的。不过，我发现他手上的戒指不见了，另外，他帮人搬运捞外快的板车也不见了。
那天清早，我听见妻子急促地叫我起床，说爸爸在喊“根生救我！”我急忙奔进他房间，只见他仅穿了短裤汗衫倒在床边的地上，双眼紧闭，嘴巴歪在一边。看模样，他像母亲那样中了风，也不知他躺在地上有多长时间了。
“根生救我！”父亲糊涂之中仍然不断低声叫着。我急忙扶起他，鼻孔马上闻到了一股屎尿的臭味。父亲一只冰凉的手在黑暗中摸索着，终于那只冰凉的手抓住了我的胳膊。它一点儿都不放松，就像幼时的我紧紧抓住母亲的乳头，就像1960年时，饥饿的我紧紧抓住父亲递给我的“高级饼”。父亲一边继续口齿不清地叫“根生救我”，一边嘴里流出了口水。不知怎的，我鼻子一酸，眼睛湿润起来。不瞒大家，我大半生看惯了父亲的扎台型，听惯了他的响喉咙，从来没发现他像今天这般软弱、这般凄惨，这般与儿子唇齿相依。我紧紧抱住父亲的身子，给他脱掉沾满屎尿的短裤，对他说，“爸爸，坚持，有儿子在，没事。”
江苏／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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