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果以1966年中共中央5.16通知为“文革”的肇始,今年就是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整五十周年了!站在历史潮头,回望悠悠五十年,观今日之中华,宪政无期,民主无望,此足可为民族一哭!

“文革”五十年,我作为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回顾“文革”,心情是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在当时对中国社会的思想、话语系统、价值观乃至人际关系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也必将影响未来中国社会。用当时的话来说,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身处“文革”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人能自外于席卷中国的政治狂飙。

什么是“文革”?“文革”就是领袖崇拜下的无法无天,就是政治迫害,就是无序和动荡。“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就是民族互相绞杀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怀疑,任何人都可以打倒,只有领袖是至高无上的,以领袖的名义可以杀人放火,可以抄家焚书,可以焚毁文物。对领袖稍有怀疑,稍有不敬,可以灭九族,可以斩立决。领袖成了一尊神,成了真理的化身。这是疯狂的年代,是六亲不认的年代,也是人人告密的年代,更是人人自危的年代。“文革”是皇权文化和领袖独裁的杂交,只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才会发生“文革”的丑剧。

凡是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身处今天的社会,审视发生在五十年前的政治风暴,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总结。问题是我们这些理解和总结能否从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寻找“文革”发生的根源,以及“文革”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的戕害。可以说,“文革”充分展示了我们民族最丑陋的一面。当“文革”五十周年来到之际,我觉得,首先应该反思的是执政的中共当局。只有执政当局真诚的历史反思,才能引导全民族认识历史的真实,走出历史的迷思。

如今,“文革”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禁忌。官方的宣传舆论和各种媒体,刻意回避了关于“文革”的所有信息。大多数年轻人基本上对“文革”茫然无知。这本身就是可悲的。历史,当代中国的这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在年轻一代那里成了一个空白,起码是一个语焉不详年代。一个被官方定性为“浩劫”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竟然在官方的宣传话语里成了一个竭力回避的话题。我有理由认为,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共的党代会上所给以“文革”的结论,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或者说,是一个权宜之计。否则,面对“文革”这段历史,执政的中共不会采取遮掩屏蔽的办法。其用心显而易见,那就是一切以社会稳定为最终诉求。“文革”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直面“文革”会摇动执政的基础,这就是根本原因。

(2)

我不知道中国官方是否会纪念“文革”五十周年,或者以何种方式来纪念“文革”五十周年?是否会对“文革”给出一个新的政治判定?这些都是不得而知。“文革”五十周年,绝对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日子,绝对是一个值得全民族来共同反思的历史时刻。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当“文革”五十周年到来,是中国政治十分敏感的时期。如何面对“文革”这个历史话题,当局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再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或者以最高当局的决定继续否定“文革”,那么,原先那些否定“文革”,把责任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的那一套说辞,已经不管用了。一定要开放一些党史档案,真正落实“文革”的历史责任,才能给民族一个交代,才能维持执政的合法性。那么这就要涉及首先是毛泽东的责任,甚至会推翻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现重新评价毛泽东的社会呼声。这看来是一种自我否定的做法,是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不可能接受的。如果最高当局完全推倒当初对“文革”“是一场浩劫”的定论,重新评价“文革”乃至全面肯定毛泽东,借纪念“文革”五十周年,重回“文革”路线,也绝无可能。因为在中国贫富悬殊,官民对立的今天,稍有一点民粹主义的煽动,都可能是山摇地动,整个社会已经承受不起哪怕是微弱的震荡。官方所采取的大约就是压抑和淡化“文革”的纪念,尤其是民间的纪念活动,决不允许“文革”的纪念活动酿成引发社会震荡的的思潮,出现民间力量的聚集。很有可能在整个2016年,执政当局都会高度绷紧政治神经。所以,在中国大地,公开的官方纪念活动可能不会举办,形成规模的民间纪念活动也会遭到打压难以形成。最多只是在官媒上有几篇无关宏旨的所谓纪念文章,聊以打发“文革”五十周年这个历史时刻。

五十年的悠悠岁月,今天中国大地完全实现了毛泽东生前所担心的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走得比毛泽东的担忧更远。现在的中国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还是权贵资本主义,比自由资本主义更罪恶。如果毛泽东地下有知,他会后悔带领中共进行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吗?抑或悔恨当初没有把“走资派”赶尽杀绝?或许毛泽东可以感到聊以自慰的,他所担心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局面没有出现,江山依然还是姓共。只是这一批共产党人,不过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新生权贵罢了。现在的共产党人是老共产党人的后代,垄断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红色贵族。那么毛泽东是应该高兴还是哭泣呢?打江山坐江山,原本就是皇朝更替的题中之义。

(3)

我相信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历经“文革”的人,都不会希望“文革”再次发生。“文革”结束后不久,全社会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记得在大学里,同学们在一次文学赏析课里,讨论了一个问题:“文革”还会不会再次发生?许多同学都一致认为,“文革”绝对不会发生了。这是一种社会普遍认识,既然“文革”已经给国家民族造成了那么大的劫难,中国人民还会让它再次降临中国大地吗?但是,这多少带有主观的愿望。我相信他们早知今日中国的现实,对“文革”就不会那么单纯的否定了事。我和个别同学就认为,“文革”还是会发生。我们说不出具体的论据,只是感觉产生“文革”的社会条件没有根本的改变。现在的认识可能清晰了,那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没有变,没有法治,没有民主,“文革”土壤并未被铲除。任何一个专制政体,一定会酝酿着社会动荡,不可能摆脱社会失序的危机。所以说,“文革”结束四十年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走出“文革”的阴影。

四十年来,执政的中共从来没有真正直面“文革”发生的原因,因为中共的执政还需要毛泽东这尊神位,还需要一个被虚化抽空的毛泽东,才能使自己的执政合法化。只有使自己成为毛泽东事业的继承人,才能凝聚中共政治集团的力量,获得执政资源。精明的邓小平看清楚了这一点,尽管他本人在政治上与毛泽东彼此敌视,可是,他还不能丢掉毛泽东这把刀子。所以留下了彻底“非毛化”留待二三十年后再做的遗言。当然,二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就更难做了,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

真正清算“文革”,绕不过毛泽东,你想要评价“文革”又想要保留毛泽东的神位,结果就是如此,清算“文革”错过了历史时机,也错过了清算毛泽东的历史时机。现在,我们的民族,包括执政的中共处于这样的尴尬处境,对于中共建国以来的所有政治事件,包括“文革”,都不可能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因此对待历史采取的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做法。之所以如此,根子就在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正统权威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政治集团,用暴力武装的方法,建立了共产党政权。在毛泽东的那些共产党同志看来,毛泽东就是开国皇帝,他们的荣华富贵都是毛泽东给与的。毛泽东在长期的对内对外的残酷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尤其是在建立政权之后,毛泽东成了凌驾于中共头上的不容挑战的领袖。不能全怪邓小平,即使在“文革”结束之初,邓小平有心进行彻底的非毛化,在党内也很难获得通过。所以就错过了中共转型的最佳时机,错过了中国逐渐转型的历史良机。

(4)

“文革”结束四十年以来,一致公认胡赵时期是中国最为宽松最为宽容的时期。那时候整个国家处于复苏期,执政者颇有信心,对于民主自由思想有一定的宽容度。胡赵本人也是公认的中共民主派。我们现在没有根据说胡赵就一定会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但是,如果假以时日,他们能平安执政的话,经过几代人,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一定会比现在强,中国社会的多元化一定能逐步形成,为国家的转型打下基础。如今中国目前社会的自由度,已经倒退到了“文革”结束以来最差的,这是令人跌足长叹的。

分水岭是1989年的六四。我们现在来回顾二十七年前的这一场政治运动,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模糊了。粗略的讲,这是一场真正民众自发动员,参与热情最为高涨的民主政治运动,也是几代人对中国宪政理想渴望的一次总爆发。时过境迁,我们现在叩问自己,人民已经做好了中国转型的准备吗?答案可能是犹疑的。谁也不知道中国的民主转型是什么样的。但是,我敢说,在1989年的那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对于民主渴望所展现的民主素质,一点也不比任何一个转型国家来得差。在那些日子,我看到街上的民众对理想渴望的真诚,迎接新社会到来的热切。我敢说,中国人民是应该也是能够享有民主的。做一个假设,在那个初夏,如果没有发生大屠杀的话,现在的中国一定是另一番景象。不会像某些政客所恐吓的,不会是军阀混战,不会是天下大乱,而应该是像所有转型国家那样,实现社会和解,民族共赢。因为,在那个时期,中国社会还没有分化,社会还没有撕裂,我们的民族还没有堕落,还有希望。

历史没有如果。枪声还是响了,按照中国共产党人的逻辑。整个民族都输了,包括它的统治者和子民。从此以后,人民被鲜血吓坏了,执政者被人民吓坏了。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这是他的恐惧,但是中国从此倒退了。尽管六四之后邓小平加快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加快了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融入。江胡两代二十三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奇迹,官方舆论唱出了大国崛起的赞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环境,牺牲平等,牺牲公正,牺牲民族和解,牺牲政治包容为代价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加速了财富向权贵集中,加速了社会总危机的总爆发。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过是对绝大多数人民的掠夺,不过是权贵们的饕餮盛宴。中国的社会的幻灭化以及溃败,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严重。中国社会解体的危机空前严重。大国崛起的盛世赞歌,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自我陶醉而已。

(5)

所有的危机,没有比执政合法性危机来的可怕了。中共喜欢说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其实,共产党人心知肚明,中共执政以来,从来没有履行过人民授予中共执政的仪式。举凡世界各国,绝大多数的国家的政权都是人民授予的。自称比西方民主的中共,执政以来连一次真正意义的选举都没有举行过,甚至连乡镇这样基础政权都不是普选产生,能说人民选择吗?能说比人家民主吗?靠维稳能维持江山的千秋万代吗?习近平政权的权力集中,就是一种焦虑所致。当今中国,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越是位高权重的人,就越没有安全感,就越是焦虑。

“文革”结束四十年了,“文革”却一直没有远离我们。一方面,面对日益尖锐的贫富对立,官民对立和权力腐败,相当一部分的人民和毛派知识分子,怀念毛泽东时代,鼓吹回归毛泽东,回复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毛式的民粹主义。极左派利用他们所操控的舆论阵地,无所顾忌的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明目张胆要以“文革”来解决腐败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声势和影响;另一方面,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对于这些社会政治动态采取纵容的态度。因为在庙堂看来,“极左”是疥廯之疾,“自由化”才是心腹大患。故而对于社会的自由主义思潮和民主诉求,毫不留情的加以打压。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矛盾越加尖锐,社会危机越加严重。中共得以傲人的经济增长放缓,下行的压力加大,人民币贬值和股市震荡,金融危机山雨欲来。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使得习近平政权进一步集权,收紧社会自由度,拘捕维权律师,电视示众,违心认错,恐怖气氛陡然提升。尤其是2016年以来,以春晚为标志,恍然间令人感觉回到了毛泽东时代,人们惊呼“文革”来了!最近对任志强、孙海英、茅于轼等人的打压,尤其是动用官方的舆论围剿任志强,这种政治围剿,如同当年批判《海瑞罢官》的阵势。就今天这种社会政治环境,只要中央一声令下,“文革”立马排山倒海席卷神州大地。这难道还会有疑意吗?

发生在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绝不是领袖意兴所至,举手一挥而发动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追溯起来,要从中共草创之初说起。瑞金时期的肃反,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无不是说明了这个政治集团的残酷和血腥。至于建政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批判武训、反胡风、反右、反右倾,逐步剥夺言论自由,逐步无法无天,逐步确立个人崇拜,煽动暴民政治,这一切都是为“文革”准备了社会条件,都是“文革”的预演。全民族都按照领袖的设计,一步一步走向疯狂,这就是民族的宿命。

(6)

中共给“文革”定性为“十年浩劫”,看似否定了“文革”,实质保留了发生“文革”的土壤,比如保留了毛泽东的神祗,中共一党专制,思想钳制,舆论一律。只有一件事情,邓小平做的比较彻底,那就是迫不及待的在宪法里面删除了“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据邓小平当初的说法是,四大自由的实践证明了坏处很多。为什么邓小平那么急于取消人民“四大自由”的宪法权利,因为邓小平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十分仇视“文革”。“四大自由”这个政治权利,是中共治下的人民最后一点制约公权力的权利。在宪法的规定里,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等基本人权,实际上是一纸空文。“四大自由”既是文革政治动乱的武器,也是人民在一个没有宪政法治的国家所享有的最后的基本政治权利。人民利用“四大自由”,以领袖的名义,震慑贪官污吏。“文革”结束四十年,公权力没有边际,权贵掠夺国家资源,人民陷入相对贫困,社会缺乏公正正义,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人民没有权利约束制衡公权力。法治没有建立,实际上人民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人盼望“文革”到来,希望重新运用“四大武器”来打倒“走资派”。

五十年历史轮回。今天,中国恍若回到了1966年,回到了“文革”前夕。虽然没有“阶级斗争”的血腥,没有“走资走社”的路线之争,没有“领袖崇拜”愚昧狂热,但是,依然是一党专制,依然是没有法治,依然是没有言论自由,依然是没权力制衡。跟1966年相比,官民对立势同水火,公权力更没有边际,权力寻租更赤裸、更普遍、更无所顾忌,贫富相差更悬殊,压迫和掠夺更明目张胆,公平和正义更缺失,民怨鼎沸更普遍。但是,即便是如此,我并不担心“文革”会再次降临中国大地。因为,中南海比全国人民更惧怕“文革”的到来,他们比谁都清楚,中国现存秩序,绝对不可能再次经受“文革”而屹立不倒。二十七年的维稳,不就是为了防止“文革”吗?在“文革”五十年到来之际,中国的前途变得更不可测,更扑簌迷离了。假如“文革”的再一次到来,所有的贪官污吏将会死无葬身之处,别说共产党的制度保不住,甚至连现存的民族共同体的格局也难以维持。在“文革”五十年这个历史时刻到来之际,我相信庙堂诸公一定会有一份清醒,不仅是为了中国,为了这个民族,更重要的是为了他们的荣华富贵。

天佑中华!

(2016年2月29日)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