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7月

七十九、关于“阶级路线”

问:六二年秋天,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六三年春天,毛泽东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这意味着短暂而有限的政治松动已经结束,中共又在重新加强政治控制。你当时是否意识到这种变化?

答:那时候,人们对政治气候的变化远远不象后来那样敏锐。我们会注意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会从中发现出它们的政治含义。例如家庭出身问题。本来,中共在建国初期,对所谓“黑五类”子女的歧视还不算太明显。那时,“黑五类”子女在升学、入团与就业等问题上还不至于有太大的困难。可是越到后来,情况越恶化。我姐姐在五六年入团,当时她还不满十五岁。然而到六零年她高中毕业时却未能考上大学,后来被分配到成都师范专科学校。我清楚地记得在等候大学发榜通知的那些日子里,姐姐是何等的焦虑不安,知道没被录取,姐姐伤心地在家里哭。我从小就非常爱姐姐。姐姐最早教我认字、教我读书、教我画画,教我唱歌。五五年,母亲领着我和妹妹从北京迁往四川,姐姐一个人寄居在舅父家里,继续在北京上中学。在这段期间,姐姐常常给我写信,给我寄来她自己画的贺年片。五九年夏天,姐姐也来到成都,从此以后我们姐弟关系更密切。我一直很佩服姐姐,觉得姐姐样样都好。姐姐也特别喜欢我,很为我这个弟弟感到骄傲。如今看到姐姐伤心,我也十分难受。

问:如果说在掌权初期,中共由于担心“黑五类”家庭对其子女还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因此对“黑五类”子女不放心、不信任,采取了明显的歧视与排斥态度,那还勉强讲得过去。照理说,伴随着新政权的日益巩固,伴随着共产党对青少年思想教育的日益成功,这种歧视与排斥应当逐渐弱化才是。为什么偏偏是越到后来,对“黑五类”子女的歧视与排斥反倒越见加强?

答:正象共产党需要不断地为自己制造“敌人”一样,它也需要不断地在所谓“人民”内部制造等级,制造政治待遇上的差别。唯有借助于对一部分人的歧视,才能衬托出对另一部分人的抬举,从而赢得后一部分人的感激与效忠。此其一。第二,你是否注意到,我们恰好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属于同一代人。我们同时面对人生的各种关口。中共领导们既然希望他们的子女在同代人的升迁竞争中保有优势,而共产党标榜的那套理想和理论又不允许他们公开地主张特权,于是他们就提出所谓“阶级路线”。强调阶级出身,看起来是对整个“红五类”子女都有利;但实际上,它必然是对干部子女更有利。且不说按照“阶级路线”,本身就很容易推导出干部子女在政治上更可靠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它还把一般人奉迎权势之心合理化了。如果你说“某某的父亲位高权重,所以我们要对某某格外优待”,这话听起来总有几分刺耳;如果你说“某某自幼深受革命思想熏陶,因此我们应当对他重点培养”,那就冠冕堂皇得多了。

八十、填写升学志愿

问:既然你已经注意到了家庭出身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在报考高中时,你不担心自己会遇到麻烦吗?

答:不但我自己不担心,连我周围的人也都不担心。毕竟,考高中比考大学容易得多;另外,升学也不同于入团,在这里,分数总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在入团问题上的挫折,姐姐考大学的前车之鉴,都没有影响到我的自信和乐观,当时成都市最有名的重点中学有三所:四中、七中和九中。按规定,每个学生要在升学志愿表上填写五所学校。我第一志愿填的是四中,第二志愿是九中,其余三个是离家较近的学校。我的班主任,还是个党员,见到我填的升学志愿表后,把我叫了去,问我:“你为什么不填七中?”我推托说“七中太远了。”“远?你怎么能嫌远呢?”于是,她替我把第三志愿改填为七中。其实,我不填七中倒并不是嫌远,而是因为我根本就没认真想到过我还会有考不上四中的可能。

在那时,只有一个人向我表示过不同看法。班上一位年龄略大、世故较深的同学对我说:“你的学习的确很好,就是重点中学的优等生也未必比你强,可是现在做什么都讲家庭出身,所以你不一定能进得了重点学校。”他提到前两届毕业生的几个例子,都是学习成绩极好而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没有考上好学校的。我知道他讲的都是事实。但我仍旧不以为然。我以为我的学习成绩比那些人更优秀——这多半是真的,我的政治表现也比他们更突出——这大概也是真的。我不怀疑我会成功。

八十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问:在六三年,共产党已经提出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报纸上已经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号召中学毕业生扎根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当时是否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呢?

答:没有认真思考过。在班会上,每一个同学都要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果考上高中,一定要努力学习;如果考不上高中,一定要服从祖国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当时也表示要“两种准备”,尽管我心中实际上只有一种准备即升学的准备。在发言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有意识地避免谈到下农村,而宁肯含糊其词地说:“服从分配。”在我们学校,还没有谁一开始就坚决表示要下农村的。后来有几个没考上高中的同学终于下了农村,都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当时他们的处境是,一方面,他们若是坚持到来年再报考高中,被录取的机会只会更小;另一方面,他们若是以社会青年的身份留在城里,也很难分配到什么象样的工作。与此同时,上面千方百计地动员他们下农村,不厌其烦地讲述革命大道理,利用他们在政治上被排斥因而急于被接纳、被肯定的心理,慷慨地许以包括“火线入团”在内的种种荣誉,从而使他们半推半就地戴上大红花奔赴农村。当然,也有些出身不好的落榜者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我一位同班同学,在落榜家居的日子里,任随你前来游说动员的人讲得唇焦口躁,他只是在一旁笑眯眯地一声不吭。上面拿他无可奈何,最终还是在差不多一年之后给他一个在川南小城的油井队的工作。在我熟悉的人中间,也有人是起先志愿下农村,在农村呆了一年半载后来返回城里再不回去的。大体上说,在六三年前后,在我耳目所见的范围里;一般人对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的反应显然是不够热情的。

问:这岂不和报上的宣传相矛盾了吗?你是怎样看待这些现象的呢?

答:“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并没有否认升学读书的正当性。所以对于象我这样有把握考上高中的学生来说,接受这个口号并不困难。我们实际上可以只做一种准备而心安理得。那时候号召下农村,更多的是强调“大有作为”而不是“接受再教育”。下农村被看做是更积极、更先进、更革命和更光荣的事;而不下农村则不一定等于不革命,不一定等于落后。当农民更苦更累。要一个城里长大的人扎根农村,免不了会有适应上的巨大困难。因此,我对于一般人把上山下乡视为畏途是很谅解的。另一方面,正因为农村的艰苦,它又激起了年青人的理想主义冲动。志愿下乡成了一种英雄般的壮举,所以我又对之很敬重。只是在敬重之余,我也有些困惑,因为我不大看得出这种英勇壮举到头来有多少意义。

八十二、发榜之前

问:在结束了初中学业、迎接升学考试之际,你的心情如何?

答:很好。好极了。那时,我开朗、自信;真诚地爱着大家,也得到大家同样真诚的爱。我给每一个教过我的老师都赠送了照片,表达我的感谢。我得意我在全校七、八百学生中有着最好的人缘和最多的朋友。我是如此地留恋我的二十四中。可惜她没有高中部。否则,我宁肯不去那些大名鼎鼎的重点学校而甘愿继续留在这里。我家和二十四中只隔一个街口。我想我以后一定要常常回母校的。人在顺利的时候,感情似乎也特别丰富。

当时,我仅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我没能在初中阶段被吸收入团。当我最后一次和我的入团介绍人老师谈话时,本来心里很有点抱怨的,可是听到他的一番热情的鼓励,那些抱怨就都不好意思再说出口了。你知道,那时候发展入团,最强调的是入团动机要端正。你不应该为了入团而入团,不应该为了团员的光荣称号而入团。你必须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即使一时间没有得到团员的称号也不应该抱怨。任何抱怨,不管它多有道理,都有动机不纯的嫌疑。这个观念对我们的影响极深。它使我们变得更高尚、同时也使我们变得更愚蠢。

七月份举行升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有政治、语文和数学。报考重点学校的再加试外语。我考得不错。记得语文考试中的作文一项,题目是给亲友的一封信。我把自己在学校里如何受表扬、如何考第一都写了进去。考完后又有些不安,觉得是不是太眩耀了点。

考试完毕,母亲给我买了张火车票,让我带上十块钱,我只身去了西安。那里有我的亲戚,有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子。小时候我母亲曾带我去过西安。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也算是旧地重游:既有熟悉的感觉,又有新鲜的印象。亲戚们领我游览西安的名胜,还远足到了骊山。我当时也惦记着发榜的事,不过一点不紧张。

八十三、意料之外的沉重打击

问: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随之而来的打击对你是何等的沉重。

答:八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家里拍来的电报,上面只写了“已考取高中”几个字。我立刻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不写明考取的哪所学校呢?我猜想:也许就是四中吧,所以用不着再写上了;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写明四中也不多字,何必不写明呢?我感到出了问题。不过,在还没有查实之前,我没有再说什么。

我回到了成都。继父到火车站来接我。起先,我没有问,他也没有讲。等上了电车后,我才问他我考取的是哪所学校。继父故作平常地答道:“十九中。”我只觉得一股火气直往上冲,因为是在电车上,我强忍着没让泪水冲出眼眶。到家后,我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抗议说:“凭什么不让我进四中?凭什么这么不公平?”家里人都劝慰我。母亲说:“好学生到哪里去也是好学生。”继父说:“十九中就是原先的成城中学,是个老学校,也不错的。”可是这些劝慰对我毫无意义。我并不是嫌弃十九中。我也并不是以为非要上了好学校才能学出好成绩。我不是出于对名校的崇拜,甚至也不是出于虚荣心。我的愤慨是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不公平。

问:你的父母何尝不理解你的愤慨。可是他们除了文不对题的劝慰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答:姐姐和妹妹的心情都很沉重。三年前姐姐遭到了同样的打击。一年前她从成都师专中文系毕业,本来是该教中学的,正赶上教育界普遍紧缩,结果分到小学去。妹妹比我小三岁。这年她报考初中。我妹妹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又是学校少先队大队长。她报考了一所离家很近的女子中学,但被分配到远在城郊的一所新建的学校,显然也是由于家庭出身的缘故。

问:我理解你的愤慨;可是我不太理解你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如此愤慨。这是不是说,一种不幸,除非降临到自己头上,否则就不会产生强烈的反应?

答:是的。但也不完全是。我过去总是力图从正面去理解阶级路线。我认为,实行阶级路线,无非是对出身不好的人要求更严格、乃至更苛刻些罢了。别人考六十分就算及格,我们要考八十分才算及格。我多少已经接受了这套不公平的竞争规则。因为它虽然不公平但毕竟还是有竞争。它还没有完全封死我们获胜的可能。我相信我能考到九十分以上,所以我相信我仍然能够成功。可是现在我发现了,这里其实根本没有竞争。仅仅是由于那个我们无法选择的家庭背景,预先就注定了我们将被排除重点学校之外,不论我们考出了多高的分数。

问:你怎么能肯定那便是你受挫的唯一原因呢?你难道没有怀疑过自己?也许是你自己考得并不十分出色,以致于未能越过那条为你们所设下的更严苛的标准。

答:不,不。我早就怀疑过自己很多次、很多次了。我这个人还是很审慎的。我不是那种无论在什么地方都锋芒毕露、永远“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本来,智力上的优势就不同于体力上的优势后者一看便知。前者却总是显得不那么确定。我常常会先自我怀疑,在经历了反复的怀疑之后,我才能建立起某种自信。后来我写文章,论证比一般人更严密,部分地也是得自于这种爱自我怀疑的习惯。脑子里冒出一种观点,直觉上认为它是很正确,但总不敢贸然提出,非得要自己驳斥自己许多次之后心里才会踏实。每次考试下来,我自己的评估都和实际得分相差无几。我知道我那次升学考试考得并不算最好,但肯定是超过了四中的录取指标,即便是那条专为我等设立的更苛刻的标准——只要还真有这么一道标准的话。后来我听说我那次升学考试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同班一位同学考上了四中。开学后不久我们偶然相遇。他告诉我,四中的领导曾经明确对他们讲到,他们这一届新生“政治质量很高”,没有一个“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

八十四、我失去了对公平的天真信念

问: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沉重打击。不过认真说来,它似乎不应是完全出乎意料,当你接到电报时立刻就有了不祥的预感,并且毫不犹豫的就把它归结于政治上的歧视而排除了技术上差错的可能性,这是否意味着你下意识地早就对所谓阶级路线相当反感了?

答:应该说是这样的。应该说这次打击只不过是证实我长期以来暗中担心、但一直不肯相信的东西。

问:面对如此严酷的事实,你打算怎么办呢?

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竭尽想象之所能,也找不出一种做法可以平息内心的愤慨。我说我要去质问教育局凭什么不让我进四中。可是我清醒地知道这样做于事无补。何必去质问呢?难道我还不明白那是为什么吗?我又说我不要去上十九中;我不稀罕上什么高中;我要在家里自学;我要证明我会比那些上了高中的人、上了重点学校的人还学得更好;我一定要考进最好的大学。但就在说这些话的同时,我自己就很清楚那是没有意义的。既然并没有谁在否定我的学习好,我何须去作什么证明?既然我现在的成绩这样好也不让我进重点中学,那么将来要想进好大学岂不是同样办不到?我发现我象是过去的落第举子,面对着考官的有眼无珠或是循私舞弊,立志要打通重重淤塞,赢得一个无可争辩的胜利;或者是象读不起书的穷孩子,发誓要用自己的坚韧努力去跨入那个高高的、但终究是开放着的学校大门。然而我们遇到的实际情况却根本是另一回事。在这里,一切已知的传统的应对方式通通没有任何用处。

问:你不怨恨你的家庭吗?既然是它给你带来了这种难堪的后果。

答:我不怨恨我的家庭。因为令我深感愤慨的,与其说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打击,不如说是我心中的公平原则遭到否定。我确实想入非非过。我幻想过,突然有一天,上面查明了我死去的父亲原来不是“反革命”,我一下子变成了“革命家庭”出身;于是,上面急急忙忙地、想必也是尴尬不堪地,把我重又分到了四中。可是我深知,纵然出现了这等奇迹,我的愤慨也丝毫不会减轻。因为那只是使一件事变成了另一件事,但它并没有使不公平变成公平。

问:这件事是否刺激了你为公平而奋斗的决心?

答:这件事当然刺激了我对公平的追求。不过在当时,它首先是动摇了我对公平的天真信念。所谓公平的天真信念,不是说你主张世界应当公平——当你主张世界应当公平时,那已经表明你知道世界其实存在着很多不公平。过去我对公平持有一种相当天真的信念,我以为世界、起码是我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实际上就是公平的。一切表面上的不公平,都仅仅是出于误会,出于同样持有公平信念的人们彼此之间的不够了解。象我这样没有及早入团,不是团组织对我不公平,而是他们对我暂时还不够了解。然而,如今我不得不意识到,原来,上面早就把我们打入另册,他们根本就不打算认真了解我们,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准备公平地对待我们。这是不加掩饰的不公平,有意为之的不公平,不是作为例外而是定为规则的不公平。

八十五、“想不通”

问:你是否由此而开始怀疑到整个现存制度、怀疑到共产党?

答:没有。事实上,我连对阶级路线都还没有产生怀疑。虽然一提起阶级路线我心里就不舒服。我从感情上开始对阶级路线反感,但我还不能从理念上对之怀疑和否定。我的不满是强烈的,但也是单纯的。阶级路线也说要“重在表现”嘛,为什么又成了只看出身呢?我那时的感觉,用当时流行的话叫做“想不通”。所谓“想不通”只是困惑、是苦恼:“想不通”还不是怀疑、不是否定。

问:你是说,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并没有错,错的是下面执行的人。所谓“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

答:不,我当时还不是那么想的。“想不通”意味着对一件不合理的现象找不出一种合理的解释;否则就是“想得通”了。我感到不公平,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怪谁。怪教育局吗?教育局只是在执行阶级路线;怪阶级路线吗?阶级路线本身似乎又是对的;怪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出了偏差吗?那也很难说。想想看,当成千上万考生的资料摆在招生工作人员面前,你说他们该怎么办呢?考试分数只说明学习成绩的好坏,不说明政治表现的优劣。初中生的品德鉴定一般都大同小异。别人怎么能仅仅依据那一份单薄的材料就判明谁在政治表现上更优秀、谁不优秀?谁是真积极、谁是假积极?既然执行者不可能对每个出身不好的学生分别作细致的个案处理,他们就很容易把我们一律归入次一级的档次。我当时的思考自然还没有达到上述那么清晰的程度。我当时只是为自己受到明显的不公平对待而十分愤慨;与此同时,我又为自己找不出这种不公平的责任承担者而相当苦恼。

八十六、十九中的最初印象

问:最后,你还是只有上十九中。

答:是的。最后,我还是上了十九中,带着强烈的不满和困惑。

十九中位于成都东门外,我家住在西城区。从我家乘公共汽车横穿市区之后,还要步行一刻钟才能到学校。家里人知道我心情不好,特地让继父陪我一同去学校报到。刚下过几天雨,天气阴晦,道路泥泞。十九中的校舍又很陈旧。大操场由于荒废了一个假期而长满了野草。我未报到之前就已经听到了不少关于十九中的传闻。这的确是一个老学校,但近几年来名声很差。那时一般人评价一所学校的好坏,主要是依据升学率。据说十九中的升学率在全成都市只排在倒数第二。六二年考大学,全校一百多毕业生只考取了八个——当时成都市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大约在百分之五、六十左右。不消说,我对十九中的最初印象是非常恶劣的。我简直有种被发配的感觉。

不过在这一年,十九中却颇有一番励精图治的新气象。来了一位年轻干练的新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新校长的讲话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讲话简短,语句铿锵,还引用了一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最后,他号召全校师生“共同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办好社会主义十九中。”你知道,一般的共产党干部作报告,要不拿腔拿调,严词厉色,要不婆婆妈妈,拖沓破碎;而且照例都冗长不堪。相比之下,这位校长的讲话的确别具一格。在开学典礼上,学校领导还专门表扬了一位在全市物理竞赛中获奖的高三学生。当时,很多人都有一种兴奋的感觉:十九中这个原先除了在清洁卫生上年年模范而在其他方面乏善可陈,尤其在教学质量上不值一提的学校,看来这回真的要“翻身”了。

我大概是少数几个不曾为学校的新气象所感染的人之一。因为我还在为自己没上成四中一事耿耿于怀。

八十七、在十九中的好日子

问:无论如何,新的生活总算开始了。就象你母亲讲的,“好学生到哪里也是好学生。”十九中既然下决心励精图治,在这种气氛下,你的心情应该会慢慢好起来吧?

答:我高中阶段的生活最初是很顺利的。开学不久,我就被选为校学生会的学习部长。这次当选多少有些出我意外。因为我是个新生,同学们还不了解我。这一来得力于班主任的推荐,二来得力于会上主管学生会工作老师的美言。这位老师详详细细地介绍了我初中毕业时的各科成绩,引起与会同学们的一阵赞叹。最后,我以很高的票数当选。当时我颇为感动。本来,我对老师的器重、同学的支持,多少已经习以为常。由于这次的心境不同以往,所以感受也就不一样了。我甚至觉得有几分不安:十九中的老师同学对我这么好,而我却对十九中一肚子牢骚。当然我也明白,我的那股怨气实际上并不是对着十九中来的。

几周后,学校举行第一次半期考试。我的平均成绩超过九十九分。各班把前三名的分数抄上红榜,贴在月台前。我的成绩是最高的。于是,我一下子就在全校出了名。

问:要是你在四中,也许还当不了第一名哩。

答:那倒是。所以我并不敢得意。从小学到高中,我就读的学校都不是什么名牌重点。说不定这倒对我有好处,因为它既容易让你获得自信又不致于使你变得骄狂。

八十八、游离感的萌生

问:要是在四中,大概也轮不上你当学生会部长。既然讲家庭出身,重点学校里出身“红五类”的更多,包括干部子女更多,即便你因为成绩超常而被侥幸录取,在那种环境下,你的日子也许还更难过。

答:我当时也这么想过。一方面,我觉得象十九中这样差的学校本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另一方面我又感到,象四中那样的好学校似乎又不是我适合呆的地方。那么,哪里才是对我这种人既应该又合适的地方呢?

我在十九中的好日子并不长。就在第一年的“一二·九”校会上,学校表扬了一批三好学生,而我不在其内。校会前一天,班主任找我个别谈话。他先是肯定了我在努力学习、遵守纪律和帮助同学许多方面的优点;然后又指出我“在政治表现上不够突出”,因此和三好学生的标准“还有一段距离”。我不服。因为我看不出自己还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好。班主任提到我“没有积极主动地靠拢组织。”意思是说我没有频繁地找团员同学谈心、汇报思想。这种批评我很难接受,但也很难反驳。除去在开学之初,我曾向团支书兼班长询问过我原先的入团申请材料是否已经转到十九中、算是向他表示了一番争取入团的愿望之外,我的确再没有找团组织谈过话。可是,这怎么就能算“政治表现不够积极”呢?组织上不也总是强调政治表现要看实际行动,不靠口头上的漂亮话吗?你知道,所谓向组织谈心、汇报思想,无非是先讲一通自己有什么思想问题,然后又如何通过教育得到提高;并且作出十分谦卑的姿态;恳请组织上多多批评帮助。在当时,我虽然还不至于把这些做法视为装假和谄媚,但下意识地不喜欢这一套。从幼儿园到初中,我一直是公认的好学生。没有一次评选优秀把我拉下过。如今,我第一次被排除在“优秀学生”之外,虚荣心受挫尚在其次。重要的是,我再一次强烈感到自己受排斥。

问:问题的症结恐怕还是在家庭出身上吧?

答: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我的表现丝毫不比其他任何三好学生逊色。

在经历了升学那场重挫之后,我对这次挫折的反应已经要淡薄得多了。不过在心底里,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被游离、被边缘化。过去,我总是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归为“先进的”、“积极的”一类,如今我被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与此同时,我又不承认自己属于“落后的”、“消极的”或“只专不红的”。不少出身不好的学生,早就放弃了在政治上积极表现的愿望,转而安分守己、只在学习上默默努力。而我却不甘于接受这种安排。我总觉得我和他们还是不一样的。

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当我被排斥于所谓“先进分子”的圈子之外时,我自己还没有一套独立的关于“先进”和“落后”的不同的价值标准,因此我仍然希望自己被对方肯定和接纳。然而,一次又一次的被排拒,又使我不能不意识到,在我和那个号称“先进”的群体之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道裂痕,而这道裂痕未必只是误会的产物。象一位真诚的求爱者,屡次被拒也许比轻而易举接受反而能激起更强烈、更纯正的追求愿望;但与此同时,由于被拒的理由是如此的缺乏说服力,于是他不得不开始暗暗地怀疑对方是否真的那么完美无暇。□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3年7月号(总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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