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贞:出本书是不容易的——与《自由神的眼泪》有关的故事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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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册书放在书店里出售,成百万上千万册书籍储存在图书馆里供人借阅,很容易使人认为只要书写出来,出版社出版是顺理成章的。孩子出了娘胎,还有不让落地的?

直到我自己写了书,找出版社落地,我才知道出本书有多么艰难,才知道,那怕书已经出了,还要经历多少艰难。更别提不计其数的书尚未见到阳光,便胎死腹中,相信其中不乏写得很好的。尤其在商业化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情况更为复杂,出书的难度就更大了。

对《自由神的眼泪》,我当然未曾期望书商会抢着要,也并未想过靠此捞一把,假如这样盘算的话,这本书就永无出世之日了。

我请一位旅美作家为出版之事提点建议。看完书稿后,他说挺有兴趣,要我再加修改后放好,等共产党垮台了,第一批在中国大陆出版。主意固然不错,但我想,我是等不到那天了。

后来,经朋友介绍,我把书稿寄给美国一家出版社。两个月后,收到该社亚洲部负责人的来信,说此书有出版价值,遗憾的是,因为蚀本,他们已在两年前停止出版中文书籍了。她说,很不幸,严肃的书销量不好,这是当今的潮流。据友人告知,那位负责人的丈夫就是某某知名作家,他的两本书也束之高阁,尚未出版。

看来要靠自己开路了。

我让女儿在电脑上找了香港台湾近二十个出版社的地址传真号等,自己也到附近书店架上抄了好几个出版社的细节。然后毛遂自荐一一发信,介绍书名字数故事内容作者简历等等,努力推销自己。信的最后画龙点睛:贵社如有兴趣出版,请与本人联系……

信发走后,我暗自决定,第一个回信接受我这个无名小卒的,我就把书稿寄去,不加选择。

想不到,第一个给回应的是明报出版社,不是信,而是传真。我想,这个社肯定是个小摊子,小摊子才会如此迫不及待。按照自己早先的决定,我马上把书稿寄给它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根本无肥瘦可挑,所有回信无一不是说no的,好些出版社根本不予理睬,说不定早就关门大吉了。

那天,我在店外帮顾客灌气,随便聊起天来。他说他是香港来的,我说你从香港来,你知道明报出版社吗?他说怎么不知道?我说这个出版社是大还是小。他不正面回答,反问我,你认识查良镛吗?我不认识,他又问,那你认识金庸吗?我说我听说过,他是写武侠小说出名的,我没看过他的书。顾客说:“那好,我告诉你,金庸就是查良镛,明报出版社就是他创立的,后来卖给一个马来西亚商人,十亿港币。你说它是大还是小?”我窃喜,好啊,“瞎眼狗找到一泡新鲜屎”,运气来了。

就这样,我与“明报出版社”在传真上说过去说过来,最后,他们愿意出版,但有条件,这类书市场有限,出版它有一定的风险,需要与作者共同承担,自购六百到八百本,按定价七折付款。他们说,你就自购六百本吧。

我对书市行情一无所知,心想随便一本书一万两万册总该卖得掉吧,六百本算什么。所以,一点不讨价还价,爽爽快快答应,马上寄去近5千美元购买自己生下的孩子。运气不好,书到澳洲,正值GST开始,凭发票再交百分之十取货,付清香港到墨尔本的海运费,从港口到店里的运输费后,只见一辆大卡车把沈沈的每箱四十本共十五箱书送到我店里,我才知道六百本书有多么的多,我才后悔为什么不要求明报按下限五百本算,少一百本少一百本的压力啊。于是,出书的艰难引伸为卖书的艰难。

我在华夏周报上花六十元登了一则设计精美的广告,一位越南华人用信用卡付二十五元买走了一本,唯一的一本。我在澳华时报的免费广告上登了一行字,和那些卖冰箱卖金字典的混在一起,无人问津。倒是女儿能干,在墨尔本大学两届戏剧组里,只差没有用手枪逼,向剧团同学推销掉近百本。

前年五月初大洋文联大洋时报举办的金秋笔会,在王小雨的鼓动下,卖掉二十本,之后通过在大洋时报连载该书,前后售出约三十本,此外,三年半来放在加油店橱窗以及其它两个书店里,也售出少量。

现在,还剩整整六箱——二百四十本。面对这些留在我身边的书,我真的发起愁来。

倒不是我花了二千五百元请人打字,倒不是我花了上万元请人代我上班,倒不是有人认为明报宰了我一笔,倒不是为了这本书这里那里不知花了多少多少额外的钱——哪一个母亲会计较她为孩子花了多少钱——钱总是要花的,有人抽烟,有人喝酒,有人赌博,有人爱打扮,都要花钱,说不定比我出书花得更多。我没有以上嗜好,一辈子不乱花钱,花在书上的钱就当我平日的开销,水似的不留痕迹流走了。问题不在钱上,问题在哪里?这二百四十本书弄得我如此地坐立不安,我好像说不清楚,至今难以说清。

我想,问题在于对这本书劳动的认可,对这本书价值的认可。母亲生孩子不容易,她不会在乎这个,可孩子生下来不被社会接受,她就会痛苦难当了。

现在,我只能等待,等待澳洲有人“抱养”,等待有一天,孩子可以回故乡。在等待中,我不放弃,我还要写,准备着再次经受难产和产后的煎熬,希望,或许会从绵长的痛苦中孕育,诞生。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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