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擅长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排名、站队,把人分成三流九等,在国际上,有“三个世界”之说;在国内,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大阵营;人民内部矛盾中,还要划出“地、富、反、坏、右”。“文化大革命”中,人民内部矛盾的划分更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随时调整,比如,人民教师就很不幸被排成“臭老九”。党员、干部的级别就更多、更复杂了,有些问题直到今天还理不顺,常常能见到一些人的名片上写着“相当于副处级”、“享受厅级待遇”、“挂职正科级”等名衔,职务不像职务,职称不像职称,很是滑稽。“三个代表”大手一挥,一党独大代表了全体中国大陆人民的各种利益,但在其内部,谁代表谁还是个问题呢,哪能尿到一壶!

改革开放的一大特征,就是人的身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的多样性令社会学家也目不暇接,几乎每隔3、5年,就会有人把划分出来的最新结果公布出来,使人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越来越迷惑,越来越新奇,也越来越陌生。

许多名称是媒体发明出来的,主要集中表现在体育和娱乐方面,比如“娱记”,通常文化、艺术、娱乐是定在一个部门里的,多由1、2个人集中担当,后来就细化出来,甚至文化记者看不起娱乐记者,认为后者“没文化”。过去公、检、法、司、纪检是一个大口,但由于各部门职能相对独立,记者的分工也不一样,从最早的“时政”、“要闻”分成“政法部”,再到“公安口”、“法院口”,其中以写批评报导为主的记者,因“砸”前者其他人的饭碗,又被分离出来,成立“特别报导部(组)”、“记者调查部(组)”或“热线新闻部(组)”等等。

媒体分工的细化、新闻角度的不同,所引进的各种新词汇也就丰富多彩。加之,媒体间的交流、协作、模仿和抄袭极其密切,渐渐地,这些新名词就堂而皇之登上“党和国家”各种媒体的版面上,进入千家万户,成了主流话题,成了权威话语。比如:“农民画家”,难道画家前面还要加上职业背景吗?一个卖馒头的小伙子业余时间做画,前面要加上“馒头”两个字吗?比如:“美女作家”,像张海迪这样的残疾作家还要加上“残疾”两个字吗?比如“打工仔”、“外来妹”等等,细细推敲,甚是荒唐。

这种现象,和中共意识形态中固有的“站队”思想其实异曲同工。比如,中共经常把上访的群众称为“闹事者”、“刁民”;御用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发明了一个词叫“弱势群体”。听似准确、贴切,实则饱含了既得利益者高高在上、蔑视众生的傲慢心理,充满了虚伪的优越感。在众多的媒体宣传口径中(当然像《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除外),这些个词语往往是政策性用语。媒体所站的角度是政府一方,或者说,媒体根本无法在本质上成为所谓“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再说说“异议”这个词。这个词语好像是从海外引进的。在外电的报道中,最早用得比较多的是“持不同政见者”。看台湾柏杨、李敖的文章,知道了“党外”这个词。现在用“异议”的也多了起来,比如“异议作家”、“异议诗人”、“异议学者”等等,但我认为,异议者,不同意见也,尽管通常意义上所指针对中共当局,但各位“异议人士”之间的“异议”又如何界别呢?有时候,看到网上海外一些“异议人士”之间的争论很有意思。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最近中国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孙中山和黄兴的争吵让人大开眼界)。国内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或道听途说的人深受中共长期意识形态的流毒所影响,就会很失望地或幸灾乐祸地议论说“看看,他们都吵成那样了,能指望他们干成什么事?”本来,“异议人士”之间的“异议”,本着存大同求小异,许多矛盾是可以化解的,许多主张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求大同,就是“持不同政见”,就是反对中共独裁专政;而存小异,就是在实现民主政治、实现新闻言论自由等具体方面所采取的手段、方法和各自所借鉴的模式可以保留,可以争论,可以由选民来选择。其实,大陆许多人之所以对海外

民运和流亡到海外的异议人士有偏见,有误解,有失望,有痛恨,大体上讲,无非是把世界观和方法论二者混淆起来,不能就事论事,或是以偏盖全,要解释清楚很费劲。

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宣传口径上或着书立说中,最好多用“持不同政见者”,尽量少提“异议人士”;从大局出发,从而团结更多的“持不同政见者”,来参与到推翻独裁专政、实现民主政治的“异议”中来!

(2003.5.21)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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