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历史主义、技术主义和《读书》定位等问题的讨论
时间：1997年2月19日晚
对话者：黄峰、廖亦武、李亚东、宋琳、杨远宏、向荣、冉云飞、查常平、蒋浩
黄峰：相信在座各位都注意到了，国内几乎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刊物《读书》在去年第9期和12期，不惜页码、连篇累牍地登载了两组多篇谈论考古的文章，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对考古学的热衷，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当然，如果这类文章发表在考古杂志，就再自然不过了。问题在于《读书》不是。我把这种感觉说给亦武，他认为有必要召集一批色彩不同、思考方式各异的同道展开讨论，名单是我们共同拟定的。虽然仓促的聚会有许多看得见的弊病，甚至会造成突然遭遇问题的尴尬，但尴尬之境的另一面或许就是思考的灵感，绝路逢生，鲜活的、富有挑战性的机锋。让我们尝试一回吧。
廖亦武：作为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参与者，我对考古话题并不陌生。那时的“考古热”带有强烈的文学想象的性质，扩展到文化和社会，产生了“优根”和“劣根”之争，“海洋文明”和“陆地文”的交战，刘晓波的“危机说”和《河殇》。
也许有人会说，这和《读书》的考古文章不相干，但我认为两者之间有某种潜在的联系。我承认《读书》的文章更学者化，更科学、并且和城头山遗址的发现密切相关，——但它到底向我们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呢？我不是考古学者，我同《读书》的许多读者一样，只能从现象上去看；恰好我不久前又在《南方周末》上看到整版的考古话题——这是偶然的吗？《读书》这样高层次的精英刊物和《南方周末》这样发行量很大的群众报纸不约而同地热衷于考古？并且是在世纪末？考古令人联想到怀旧，如果把怀旧作为考古的一种外部氛围，那么从上到下，中国人的心态都老了，这种“老”，是一种横贯古今、历史包袱沉重的“老”。漠视现实生存，漠视动物性的物质搏杀，这个种族的肖像显得如此怪异：脑袋在远古寂静的坟场里遨游，肉体在追名逐利的时代茅坑沉醉，而脑袋与肉体之间，是巨大的遗忘真空。如果有谁想进入或填补这种真空，那他不是被消解，就是被意识形态化；如果抵抗住了这两面墙的挤压，那他只能作为不识时务的“废物”而忍辱偷生。
杨远宏：《读书》上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与亦武有大体相似的感觉。置身于空前冲突、震荡、变革、焦虑、迷茫，与各种社会/文化思潮、问题盘根错节、纠缠成堆的世纪末，我们需要严肃认真地关心、思考、检讨、梳理、剔除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否则，我们不但于有意无意中将被全社会的集体迷幻和集体谎言中最时尚而又最腐朽、最销魂而又最危险的双刃剑。一个后现代专制时代，甚至已经毋需钢铁狂暴，只需此起彼伏的集体致幻后现代八阵图和一大堆这样的双刃剑就足够。说到《读书》组织的讨论。我宁愿相信《读书》的目的确是“提出问题，引发思考，深化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反思我们的知识前提”。如果“编者按”的这个表达是清楚、真诚的，那么，实现这个所指的文本能指，却是模糊而虚妄的。这个能指橡皮对所指的反向磨擦，反倒使所指的清楚、真诚，变得模糊虚妄起来了。
简要地说，我以为《读书》的真正目的在于将考古话题转化为“历史和现实”话语，演绎为一种转喻或隐喻。果真如此，那将比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意义和价值都大得多。遗憾的是，《读书》既没有将他们的考古话题转化为反思、批判性历史话语，并由此引领出一种启示、寓言或预示性思想/精神背景，也没有将彼转化为洞察、扬弃性现实话语，并由此引领出对当下中国的整体性、方向性思考。对一位精神、思想、人格独立而又具有（如果还有的话！）良知和使命感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前者是“祛魅”／承担，后者是清醒拯救。我想说，我们必须站在这两个深渊或两面镜子之间并由此出发，面对世纪末当下中国，重构我们的思想、话语和行动。
廖亦武：我赞同老杨的这个思路．我想，这次谈话是—个非常好的起点，希望大家能把汪晖等人没有说出的话说出来，把他们没干完的工作接着干下去。
记忆打捞与意义打捞
杨运宏：从考古学讨论，我想至少可以引出三组话题，这就是：遮蔽与遗忘；缺席与在场，逃避与苟活。
先说遮蔽与遗忘。地下埋葬是天意的、可见的遮蔽，发掘出来也就重见天日，水落石出；而灵魂的埋葬则是人意的、不可见的遮蔽，这样的埋葬极可能是深不可掘的腐烂而暗无天日。这使我想起黛玉葬花。黛玉葬花是绝望而留得玉洁冰清，而我们时代的男女林黛玉们，葬下的是血流和骨架，浮起的是贪欲的肉团。这已经成了我们时代所谓“转型”的时尚。我说的遗忘园既指对先在苦难和流血的遗忘，也指对当下个体负压和血流的遗忘；前者是对历史或其实尚未成为历史的断裂，后者是在与现实的游戏、合谋中。对现实和个体生命的断裂。两者都是对尖锐和严酷缺乏承担的精神和人格力量。既无过去，也无未来，我们就这样没有时间感没有历史感地浮沉于当下／瞬间的碎片之中。
缺席是遮蔽与遗忘的逻辑结果。我说的缺席既指存在论意义上存在真理的缺席，也指社会学意义上世俗真理的缺席。前者使我们浅薄无根而缺乏生存的精神指向和背景，而没有终极关怀；后者使我们水性扬花甚至无恶不作，而只有俗世按摩和催眠，其实也没有真正的世俗关怀。“潇洒”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在舔自己的黑暗和伤口。然而，从根本上就是既威胁存在真理、俗世真理，也威胁人性和个体生命的权力语境的达摩克利斯悬剑，却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地悬在我们头顶。当下这柄悬剑只不过在与金币的接吻、打磨中成了一柄双刃剑，采取了诱人和更加隐蔽的姿态与形式。
我们就像一群蜜蜂站在这剑刃上。
黄峰：老杨的谈话扩充了我们的思路。由此接下来，“逃避与苟活”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不言而喻的话题了。请接着谈。
杨远宏：对！逃避与苟活其实早已不单纯是理论问题，而是随处可见的现实。为此，我想列举一些发生在我们民族精神支柱——知识界中的事件也就足够了。大量随笔、散文成了漫天平庸、流俗的生活碎片，或者成了酸文人、小太监笔下没有体温和精神指向的“博物志”、“新聊斋”。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不但没有构成震撼和启蒙，反倒在连“文人精神”也沦丧的实用主义冰水中，加速地遭受灭顶之灾．关于“东方主义”，“西方主义”、“后殖民文化”的讨论，对我们这块持殊的土地，本应引发预设、预防的瞻前相反思、批判的顾后思考，我们却无视首先发生在他国的这场讨论的不同文似专统、文化格局、文化制度和社会／政治结构，昏头昏脑地搬来这场讨论的异置背景和道具，一场虚惊、愤懑和声讨之后，重新跪拜中国线装书甚至巴不得连屁股也或者钻进后现代主义，或者钻进孔子、《易经》、八卦图，等等等等，够了！其实在这一切中，或精装或平装，或隐或显地有着“逃避与苟活”的主题浮现。
我想说的是。当下中国思想／意识的糊涂和沦丧，价值的混乱和苍白，在世界史上如果不是绝后，那么，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空前的。
冉云飞：刚才远宏谈了很多。《读书》上考古方面的文章呢，我也看了一些。我的感触呢，当然不仅仅是远宏所谈的那些、这其中有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当下之所以重视考古，尤其是重视田野考古和实物考古的话题，我认为这是—个民族虚弱的表现。因为我们整个民族的心理定势，包括我们的考证，实际上就是去阐释和炫耀历史的深度和长度。历史的深度和长度实际上不用怎么去费力就可证伪，置于这样一种背景下去考证是毫无意义的。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去干呢？这就说明我们文化的根基已经在衰败，在完结，它才以这样一种演义的方式来进行延长。第二呢，就是当下没有那种坚实的、可言说的话语情境。比如谈人文精神就都流于一些口号，流于一些道德意义上的谴责，留下一些黑马和黑驹之类针锋不接的讨论，等于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当下确实不具备一种更深入探讨的语境。第三，就是说整个文化界，包括知识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怀古倾向。这种怀古倾向也是在没有证伪与证实的基础上来进行怀古的，包括现在的一些杂志，比如山东的《老房子》等等。这些文字意义上的考古，我称为那种材料意义上的考古，不是田野考古和实物考古，它实质上是两股潮流，在往我们所谓的古代深处掘井。这种古代深处的掘井，由于我们的方法不对，由于我们缺乏一种对这些问题消解和解决的能力，所以我们反而……那怕现在谈的考古，《读书》杂志上谈的考古，我认为适得其反。《读书》上所谈的考古说白了就像我们经常谈我们的四大发明一样。这些文章，都没有从方法上去进辨证。他们都是从材料上，和我们文化深度的那种积累上去进行描述。我认为现在如果要去谈考古，就应从方法论上去革命。方法论上的革命，刚才远宏说的一些东西是可以借鉴的．我觉得整个说来的话，实际上对我们历史来讲，该遗忘的没有道忘，不该遗忘的反而遗忘．那么我们现在考古出来的是不是很多东西都值得重新来再现、炫耀呢？未必。所以整个来说的话，我认为汪晖他们这个举动并不是很理性的，因为他们没有方法准备的基础，他们只有一堆材料，包括陈星灿那些考古专业的人，他们都只有一堆材料的准备，没有方法的准备，只提出了一堆文件，到时候所有考古的言论，都是言不及义的不能言说到事物的内核深处，就是所指确实不明确。那我们谈考古是为了啥子呢？是为了炫耀？是为了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还是为了其它呢？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遗忘，那么应该遗忘什么？什么是不应该遗忘的呢？比如像史书上写了很多，真正有用的有几句呢？那么其它的很多就应该遗忘的，只有几句是应该记住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打捞，文化打捞实质上也是—种考古，包括现在出现的这些考古文章。我认为现在如果再谈，应在方法沦上进行梳理。
黄峰：《读书》这个杂志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但很多人都不知为什么登这些东西。昨天老杨就跟我提起这个话题，就是说现在大陆，大家很喜欢看米兰？昆德拉，他的读者非常多，还有就是瓦茨拉夫？哈维尔，他们两个—个是小说家，—个是政客，但是两个人思想都有意思，他们有冲突，很有意义的。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米兰？昆德拉，他—直有—个中心话题就是遗忘。对于遗忘，我个人认为，是不是也让我们认识到对八十年代至今的遗忘也是一种历史性的东西？
廖亦武：从考古记忆到遗忘，说大了是个性界性的话题。宋琳，你在国外生活了好几年，今天突然光临这种场合，感到好笑吗？
宋琳：有点不习惯，甚至有点恍若隔世。国外的中国文化人，很不容易有围绕某一问题的学术讨论，就拿办《今天》来说，都是编辑，我在法国，张枣在德国，其它国家还有，我们把编辑好的稿子朝美国寄，互相很难碰头，更别说开编委会了，视野和时间都非常有限，渐渐和国内的联系就少了。投稿者也主要在海外。我想，所有在大陆创办而后移师国外的汉语杂志，都有这么个很不情愿的“异化”过程，也就是“断奶”过程。从国外看国内，看国内的文章，真有点“考古”的感觉。
廖亦武：我们看你们也一样，就象我和你，八八年在扬州见的面，今天你突然来了，同坟墓里走出来的何异？现在的《今天》同二十年前的老《今天》更不是一回事，二十年前还是种子，让人感到向土外冲的劲，随你怎么践踏，种子总归要发芽的；而现在的《今天》，文章、语言都更纯更洋更老道，不仅没根，连树干也看不到，这是—种悬浮在空中的“文学现象”，它与大陆，与我们。已没有关系。
宋琳：海外和国内，互相都有“化石”的隔膜，要互相重新认识，冲破精神的篱笆，恐怕要比田野考古花费更大的心劲。从某种程度反思，黄峰说《今天》是海外的《人民文学》也未尝不可，《今天》是有它的标准的，不管对这种标准本身有多大的质疑，但它的确代表了海外汉文学的最高水平。
廖亦武：黄峰他们这些九十年代的人已经在对我们“考古”了，我们和北岛他们又相隔十年，其中有多少被时间尘土淹没的故事。放在流逝的时间之中，北岛和李白有何区别？这两人完全可以混在一块。这两年又“发掘”出一个食指，活化石一般，住在北京某福利院里，你不能想象当你还是小孩的文革期间。就有人写那样的诗。幸好食指还在，如果再过若干年食指不在了，又得挖掘，调查许多相关的人，其工作量不亚于“田野考古”，套用其“以地下实物质疑已有文献”的模式，那关于食指的已有文献是近两年才有的，向谁质疑呢？怪他同时代的成名诗人么？但凭什么让每个人都负担这种“澄清历史”的“伯乐”义务？
宋琳：亦武你说远了，在我看来，北岛和食指都是纯粹的诗人。
冉云飞：带有很大的操作性吧？北岛现在的诗是为中国人写的吗？
宋琳：是为他个人写的，北岛不负担让人考古的义务，就象《读书》文章不能不让人议论。
冉云飞：但这几年，国内已很少有人议论北岛。亦武举例举到这儿，也就顺便问问。
黄峰：亦武给我找了件累事来做。其实中国各个阶层都非常劳累，知识分子是—种思考的劳累，劳动人民是一种身体的劳累。
李亚东：听了刚才发言，很受启发。不过我的想法稍有不同，面向过去并不必然背对现在。所以不可一概而论，有必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从原则上讲，我觉得人类的考古行为，无论是知识性考古还是由之引伸出来的文化打捞、记忆钩沉都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岁月无情，遗忘的力量确也强大。记得前不久中山舰打捞出水，船上的一些用品连专家也不能辨认，只好请当年的幸存者上船指认。才过去多少年啊！如果时间再长一些呢？史书上那些信誓旦旦的记载究竞有多少靠得住？你不能不打问号。靠不住又离不开，那就考证。落水者在茫茫海面上抓住一块朽木也不会放松，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的考古与之相类。“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为什么？抗拒虚无，确认自己。“让血脉再相连”，无非是保持意识的连续畅通。这对种族和个人同样重要。“灭人之国，莫若毁人之史”，龚自珍这话不无道理。
何况我们早已受惠于考古。我说的“我们”，指包括专家在内的每—个人。专业考古的发现往往伴随着思想的活跃、学术的繁荣，像殷墟甲骨、敦煌经卷背后一连串如雷灌耳的学界泰斗，以及陈寅恪区分“预流”与“未入流”的论断，这一点不必细说，大家容易认同。文化打捞呢？仅就这么些年而言，读书界推出了多少“化石”啊，象沈从文、陈寅恪、王洛宾、张爱玲、顾准、张中晓……等等。我们读之往往产生“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之叹。不是文化打捞，如何有“重写文学史”之类的冲动？所以说，“打捞”与“钩沉”确实积极作用于我们的今天，正象欧洲艺术家到非洲部落艺术中汲取灵感，表面上“面向过去”其实并不是。
当然，要声明，我的赞成考古，并不是想要保守“古国风范”，变相搞家家博物院、人人考古家。我说的“考古”，不是泥古，更不是复古，关键在一“考”字。考察、远视、澄清、评判，所有这些以考古者主体意识的确立为当然的前提。如若不然，—味以古为荣，唯古是从，甚至以古范今，那就失去了“考古”的真义。考古者变为古董家。借重钟馗打鬼变成打鬼一去不回，本为唤醒记忆反倒客观上助长遗忘……对于这种“异化”倾向，人们有理由警惕。
说到这里不能不指出，我们的考古行为确有让人失望的地方。无论是狭义考古，还是广义考古都是。就前者而言，存在许多不足，指导思想的陈旧和学术理路的单一，尤已成为人所共见的事实。很难找到哪些田野考古的成果没有被引向论证“中国文明文观”。延长虚幻共同体的时间长度，并抗衡形形色色的“文明西来说”。直到今天，论证“三代”的存在依旧是许多考古家最感兴趣的事情。我们早已习惯建设精神文明时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那里去寻根，现在又开始习惯把许多文化遗址定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没有什么比这些做法更能败坏人们对考古学的兴趣了！——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科学被摧毁、取缔，唯独田野考古成果在那些年间是异乎寻常的多，当时专门还办过一个“文革考古成就展”；许多刊物被停刊，记得最早恢复的刊物中，就有一个《考古》，这不是偶然；还应当指出的—个现象是，这些年来大量的文物出土，随后绝大多数东西马上被打入冷宫，堆放在暗无天日的库房里，人们说这是“出土等于重新进土”。假如是活人被打入冷宫、被封杀、被缄口，你可以说是“生不如死”，对文物是不是也该这么说？这种情况难道光由所谓“客观条件”，如展室有限等因素造成吗？未必。进展室还是进库房，也有一个选择标准的问题。进—步说，无数的古物、旧物是否具备“文物价值”，享有那一资格，也由一定的标准所决定。有意思的是，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文化打捞领域。我们见到了太多的怀旧，看到了老房子、老照片、古城墙，听到了新排的“样板戏”，目睹了《金光大道》、《艳阳天》重新出版，以及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表示“青春无梅”。与此同时，我们难过地看到，许多往事的目击者、岁月的幸存者并没有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他们中许多人“复出”后三缄其口，或许就永远沉默了。象作家路翎晚年的精神状态，人们称为“精神者战土的大悲剧”；哀莫大于心死，其实何止他一人！“活化石”出土却丧失了讲述的能力，大行其道的倒是“无悔”之类。如果说，距离产生美，那么怀旧心态作用下对于昔日的粉饰无异于歪曲历史，实际上是自我凌辱。
考古的世纪末，一半是怀旧，一半是失语。
失语状态下的新历史主义
向荣：《读书》上那些文章我读过，不过没有全部读完。读不下去就是我心有疑惑。产生了一种思想的迷惘感。我不知道他们究竟要言说什么东西？而且确是把它置于头条的地位，我就觉得汪晖玩到了一种历史的泥坑之中，这是我个人的感觉、直觉。现在经过你们这几位的启发，我觉得实际上把它这个文化语境扩散开来的话，就是—个比较明显的文化事实。中国至九十年代转轨进入商业时代以后，等于整个中国文化界和学界，不同程度确实是沦为了一种文化失语状态。不论是作家或学者，还是我们的诗人，都是一种失语的状态。在这种失语的状态之中，按布鲁姆那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影响的焦虑”。很多人已意识到，大量的热炒热卖西方文化理论以后，涌现了一些浮躁的东西，这种浮躁的东西与中国的国情还有一定的眨离，特别是要深入一般读书人的思想和意识当中，这种纯粹西方的理论和品味是进入不了的。大家持不同程度的反感情绪。转过来从本土文化又能寻找到什么中国的文化话题呢？立足于中国本土又能与世界对抗，一代中国人，特别是年轻学者，一直在寻找这种东西：既能处于进击状态，同时好像又能抚慰中国现实。他们在寻找这样—种东西，结果在这样一种思潮或者说这种意念之中有了一个大的领向，——新的历史主义，就是不约而同地包括我们的小说家都向历史撤退，诗歌也有这种倾向。九十年代诗歌的向历史靠近，就是—种撤退。这种撤退就是刚才远宏说的那两种，—种是遗忘，一种是逃避。逃避是对现实的逃避，遗忘也是对现实的遗忘，主要是对政治和商业这两个东西的逃避和遗忘。进入商业社会以后，中国文人普遍不能适应。在这种接轨之中，文化人产生失落感是正常的。那么官方文化或主流意识文化，中国文化人从心理上和情绪上，他没法去承认它；但对西方文化，大家冷静地认识到又不能去照搬、实行拿来主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咋办？于骒传统文化对中国学人又像一块铜锈般闪着光亮；大家一下觉得在这样一块锈迹斑斑的太阳下，还能获得温暖。新的历史主义就这样抬头。我认为考古，实际上从某种文化上看，就可嵌入这种语境之中，在新历史主义中重新寻找—种历史话题。考古这种话题，它确实蕴藏着一种人文关怀，有这样一种东西，而且这种意旨是比较清晰的，我们可以揣摸它，它有所指。这个“遗忘”，我还不同意老杨说的纯粹是逃避。它这种遗忘也是为了构成，比如考古：为什么突然要钩沉古文物？那么在这种钩沉中它要唤醒—种记忆。这种遗忘，它已有—种召唤记忆的功能，如果它还有一定积极的文化意义的话．我认为考古话题有这样一个东西在。当然我认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重新寻找话语中心，确立文人立场，等于是一种文人的人间关怀和人文关怀得到表达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方式。那么这种心理，它本质上也是文化失调后的反弹表现。确实，现在中国的文人，他是面对中国的现实和世界的现实：与世界的现实和文化接轨，我们还差着很大的距离；但我们要真正进入中国的日常现实，简单地说就是这个商业社会，中国文人普遍进入不了。在进入不了又无法进入的情况之下，文人总要自我聊慰—下，就要找一些话题，知识考古就这样在—种新历史主义的撑持之下，把这个话题推出了。
李亚东：“新历史主义”的概括有意思。我想说的是，不管你赞不赞成“新历史主义”这一提法，应承认这一倾向是存在的：文化人确实在由失语而向历史撤退；
当然失语是因为“思”的无力或者退位。我想进一步说，向历史撤退并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象，它出现得更早。为说明这点，请容我举沈从文先生为例子。
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写小说的沈从文改行搞文物。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还有《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中收的几十篇论文的学术价值是用不着怀疑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其间的得失成败岂是容易偏重？！沈先生自己在公开的场合也表示，当初的选择从“适应环境”的方面看，“并不是消极的退隐”。我承认这话有道理。尤其把沈先生四十年来的勤奋不缀同许多同龄人干脆—事无成相比，不能不对沈先生产生很多敬重。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非常惋惜，为什么？以我看来，沈先生后几十年的文物研究工作换个人也可以搞出来，而他早期的小说创作却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所以不能不惋惜。
我在这里没有批评沈先生的意思。不过作为一种现象的分析。我还是不能不指出沈先生的改行起因于“思”与“信”的矛盾，用他自己当初的话说，“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就是说，由自由思考的时代变为信仰的时代，改行是沈先生不得已的选择。沈先生本人看得很清楚。写是不便同时不敢，为什么治文物就可以呢？莫非治文物就可以不“思”？问题出在这里。确实，相对而言文物考古有其准技术性，而且在那时（其实现在也是）受到某种意义上的鼓励．可见，即使不说沈先生的改行是从“思。到”信“的转变，至少是从思到不思的一种撤退，这是没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沈先生也是”新历史主义“。如果结合到沈先生搁笔的彻底，一丢就不再捡起来，结合到他文物研究文章申明显可见的那种民族自豪感、那种”对于民族，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爱“（汪曾祺语），这种印象就会更强烈。
为更清楚看到这一点，有必要把沈先生同另外俩个与历史学、考古学有着不解之缘的学人王国维、陈寅恪比较一下。这三个人同我们谈论的考古话题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具体说来，王国维开创的文献与文物相印证、发明的学术路线，得到陈寅恪、沈从文的自觉继承。三十年代，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直接了当地肯定“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十年后，沈从文在《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一文中坦陈，“王静安先生对于古史问题的探索，所得到的较大成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新的工作指标。证明对于古代文献历史叙述的肯定或否定，都必须把眼光放开，用文物知识和文献相印证……才会有新发现。呵见他们的学术路数、”刀法“的承继关系是非常明显的。但这只是”王派治学“的一个方面．王派治学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在文化、学术思想上对”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推崇，以及研究者与文化价值共命的文化承载情怀。陈寅恪说过，王国维之沉湖是”—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的意志“；一切都是小事，只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是大事，否则谈不到学术研究！陈先生晚年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这一点。这几年，介绍陈寅恪的著述很多，不过在大多数人心目中，陈不单单是一个考据大师、历史学家，他更是—种文化、一种精神。与王国维、陈寅恪相比。沈则这方面确实逊色一些。如果说，王、陈对时势、时尚根本就不愿适应，那么沈从文就表现出了明显的适应意向。同为”文献与文物相印证“的大师，想到王国维、陈寅恪，你会感受到一种类似”崇高“的东西，而沈先生则更多地给入以”文物专家“的印象，使人忧郁。我这不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地要求沈先生，仅仅想描述一个事实。这也不是沈从文一个人的问题。精神萎缩、思力不逮的现象带有普遍性。
考古学呼唤人文精神
冉云飞：在这里，我想表达一点浅见：如果《读书》以后再找这样一些人来谈，我希望从方法论上进行，而不是材料的堆积。材料的堆积可以用一大堆那种考古报告，比如山东银雀地区考古报告，河南安阳殷墟考古报告，秦佣考古报告，那大篇大篇的，可以说我们每个字都认得但是我们都读不懂那个报告。这样的报告，对于真正的人文考古来说，它只是—种技术化的过程。现在大工业就是一种技术化的过程。考古学为什么今天发展成物理学和化学在某种意义上的—个分支？其实这正是大工业带来的一种负面效果。所以我认为如果谈考古，显然不该是谈一个技术问题，显然也不是谈一堆材料，显然还不仅仅是对材料的证伪和证实的问题。那么怎样来谈论呢？如果要找出症结、结出硕果的话，我认为在考古那种真正的方法论上，比如三联出的那个考古的书——《神祗？坟墓？学者》，它的很多做法，还是可以为当下的中国提供借鉴。借鉴什么呢？在我认为它首先证实这是一种文化，这是埃及那个时期的文化，这是考古之第—步。那么，随后证明这个文化在那个时代和那个背景上它存在的必要性，它为什么消亡？第三点，它考证出来，我们究竟和这个文化有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对当下的世界相当下的时代，到底是—种作用或反作用，到底是—种追源索流的那种东西，还是对于我们来讲反而是一种负担？所以我觉得，对于考古的这种人文性上的看法实质上可以引入我们对考古的看法。
查常平：接着刚才的话，我想考考考古学本身，可以说是考考考古学，证证实证论。这是—个真正的研究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我的话题从几个方面展开：考古中的文化解释视野，作为汉语人文学术方法论的实证考古学，实证考古学的逻辑依据，以及实证考古学的反人文性。
一般说的考古学，乃是指实物考古学（又称田野考古学）。考古学家带着他们在实践经验中积累起来的方法在田野挖掘出实物，然后同历史学家一起（实物出土后最初多为考古学家包括文物鉴定家占有进行年代确证）依据他们接受的考古文比、类型学等研究实物的所属年代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当然，有时候一个实物的价值并不一定是考古学家自己能够认识到的。这种例外情况取决于他在先的解释视野。若—位考古学家末接受关于物种起源的进化学说，即使他在化石考古中发现了类似于人猿的中间性动物遗骨，他也不可能提出该发对于人认识自己的起源有何价值之类的问题。因此，实物考古学的工具不只是锄头，最重要的是考古学家所接受的学问、思想。这便是农民在野地作业时同样可能发现实特而被他弃之不顾的原因。因为他没有掌握考古学家的那些学问。
实物考古学家从何处获得他的思想武器呢？除了最终从历史文献外，他便没有其它办法。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文献考古学中内含的东西。
文献考古学不同于实物考古学，它所发现和依据的实物是前人或他人人文献。当然，也有文献考古学家利用实物考古学的成果来论证历史文献的对错。但其最终的目的是将文献加以无疑的年代确定然后阐发其中的文化内涵，文献考古学利用文献证实文献，但是，同一时代的两种文献为什么能够相互印证呢？如果文献考古学家不相信它们相关的话，他是不会去的匠它们的。
所以，无论文献考古学还是实物考古学，两者最终的依据是考古学家在先具有的文化解释视野。对于考古学家本人而言，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否则她们就无法宣称自己的发现富有客观性和必然性。但实质上，考古学家是利用自己的主观思想在考古。
李亚东：说得在理。田野考古学乃至实证历史学标榜它们的客观性、科学性，确实也颇能迷惑许多入。实际上我们正要追问它的所谓“客观”、“科学”性，打个引号、问号。现代科学的客观基础其实早已被粉粹，如象数学领域，自怀特海、罗素开以来人们就不再持“客观主义”立场。现代物理学持有同样的看法，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大家都知道，这—原理揭明观测者与被观测的对象其实是一回事。海森堡说，“正是理论决定着我们能观测到什么”。是啊，不引入适当的概念，如何能理解任何一种现象？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不用说人文学科、历史学科了。文德尔班、李凯尔持对价值历史学的倡导就是明远。偏偏在我们这里，客观、实证之类还很有市场，象考古学尤其看重锄头主义式的实证，误把锄头当舌头，好象出土的东西本身会说话？其实根本不可能。看看本世纪以来的考古阐释，哪—次考古事实离得了解释的框架？这框架先是有《二十四史》的框架，象古史研究中的“三代”清结；后来又有《国家、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的框架，什么东西部用它来说明，当然现在是王霸混杂，“双轨制”。当然也有创新、突破，但不是总体上的；难怪人们对考古学不满，批评它“见物不见人”。其实也不是见物不见人，问题没那么单纯。我要问是柘谁在“见”？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僵尸在见，所见自然也只能是僵尸，这无异于“僵尸考古学”。我承认这样说过于激烈，不过，它确实在穿着隐身衣窒息我们，某种陈腐的观念以不证自明的方式在场并起作用。问题的实质在这里，所以有必要揭发伪“客观”背后的某种伪价值。“超人文”背后的反人文性。
查常平：确实，可以说实证考古学的根本缺陷在于它的反入文性，而且它在逻辑上也缺乏充分的依据。而今的汉语学界，作为人文学术方法论的实证考古学的盛行，其原因在于近代以来的科学启蒙和传统国学的价值体系。近代铃学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其基本的方法论，追求经验实证与逻辑实证合一的理想。当两者发生冲突时，现代入首先选择的是经验实证原则。至于传统国学的价值体系，主要含有以经证经的原则，学问研究被看成是一种重复累进的事业，当今学者对旧学问的大致重复相一点点累进，浓传统国学确定为接纳—个新人的标准．
不过，实证主义哲学以实证为价值的方法论本身，是没有实证依据的．没有一位科学家利用经验观察的方法证明了“实证”这东西的存在．而且，近代科学中的许多原韧慨念，来自于科学家自己也未经实证的须设。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光、力之类概念的涵义。至于传统国学所相信的以经证经的原则，没有一位园学大师在文献考查和实物发掘中论证过它的合理性和内在依据。难道他人用过的方法就能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者本人的方法吗？难道文献的重复就能增加文献的说服力吗？其实，谎言说—干次还是温言，因为它不真实。
那么，怎样理解实证考古学的反人文性呢？如前所述，根源于文献考古学和实物考古学并且跃升为汉语人文学术方法论的实证考甜，其基础建立在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上。它以求实的罗列代铆d．实物及文献的价值的追问。如果按照
它的标准审查先秦诸子和西方哲人的著作，它们一并都不是学问。因为其中很少有对他人学术成果的引证而只有直接了当的个人性言说。况且，他人的文献何以能够证明我的思想呢？地上的实物如果没有研究者对起源于自然进化论的历史进化论的盲目信仰又怎么可能被纳入一定的历史序列呢？（进化论在遗传病学上已遭到致命的反击，不同种类的基因是不可能实现交配遗传的，猿的后代永远是猿而不是人。）
实证考古学在历史学界和事实历史学相回应。事实历史学相信历史事实本身即历史的价值所在。历史学家的工作，在于所谓客观地、全面地陈述过去的历史事实。理想的历史学家，是做历史事实的收藏家而不是法官．不过，在事实历，史学家那里，是他们相信哪些事实有价值才驱使他们去关注这些事实。简言之。事实历史学家的主观信仰决定着他的问题域。况且，个体生命在终极意义上的有限性，注定了事实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的片面性。即使有无数片面性的成就对于历史本身而言，在逻辑上也不可能构成全面的陈述。
不但实证考古学本身内含着有待实证的前提，而且它在汉语人文学术中的盛行在根本上是反人文性的。
人文学术差别于自然科学、因为它来源于研究者的个人追思。这种个人，不但是和他人绝对相差别的存在者。而且是和动物相差别、同一种超越于个体生命全体的存在相关联的存在者。人文学者没有对其存在根源的个人性的领纳，他就不配为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思想是由思者思出来的，而不是引用他人的文献和观察历史文物的产物。这种个人追思，要求人文学考在进入历史事实（文献或实物）之前，在先反省自己进入的基点和依据，并受到一种既同人绝对相关又和人绝对差别的力丝的牵引。个体生命的精神性和他对在上的精神之在的信仰，是他得以追思的内在依凭。一味地沉浸于文献上的窜珠和实物的引证，只会使研究者忘记自己的精神性之在。进而向他人呈现出以事实陈述为价值的知识体系，把人文学术固有的追思品质和对超越于个别事实的普遍性渴望降格为在最低层面上无个人性、在最高层面上无人类性的生存游戏。然而，一切人文学术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价值，就在于为人这个不只是肉体生存延续着的生命族类作见证。人需要思，并且只为自己的精神性之在而思，从而以此丰富人类生活的精神性。
由此，我要谈谈整个汉语人文学术界。迄今为止，汉语人文学术无论在方法上或存在样态上，都呈现出实证考古学的特点。实证考古学源于文献考古学中以文献证文献和实物考古学中以实物证实物的思维原则，由此延伸出以实证为价值准则的知识体系。在目前的汉语学界中，实证考古学作为一种方法论，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中；（1）传统国学。该领域最为集中地体现出文献考古和实物考古的思维方式及价值向度。任何—本关于传统国学的书，如果没有丰富地引用前人或他人的文献，如果缺乏对实物考古学的发现场的利用。它是不可能被认定为有学术价值的，传统国学界依此维护着一种汉语学术的传统：今人应最大限度地放弃自己的思想屈从于古人和权威。（2）西学评论。汉语学术界多数研究西学的学者，在先接受传统国学所背靠的实证考古学方法来评论西方学术。在所谓的西学泰斗面前，如果你不能引经据典（当然首先是洋文的学典）来阐明自己的—个观点，那是无学问可言的。有的学者在—本书中，除了引号和借用西方学者的术语外，属于自己的文字就不到三分之一了。正因为如此，汉语西学界还停留在对西学的评论介绍阶段，更谈不上利用自己的思想体系去贯通西学了。（3）以钱学为代表的学员中西界。该领域推崇利用东方和西方的学术文献来阐明自己所谓珍珠一般的观点。在方法和存在样态上和传统国学及西学评论两领域息息相通。
实证考古学在以上三大领域中部相信只有实证才能构成知识体系的增长动力，学术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重复劳动，或为古人辩护，或为西哲说情。研究者自己永远以小人物的姿态在场。这样是没有出路的。
廖亦武：话题进行到此，可以说已相当深入，但汪晖他们也不是没有脑子，也许是因为太有头脑，太处心积虑，反而突不了围。汪晖写扬州及他的导师们的文章，我读过，非常浓郁的怀旧情调，非常深厚的传统根基，那是—条盘根错节的万劫不毁的血缘。应该说，汪晖是很着重“师承”的，他做到了谦卑，并力图在谦卑中保护一种尊严，当他叙述那些深巷陋室。那些阅尽人世的垂垂老儒时，正包含着他自己的参悟。作为—个学者，这些都无可厚非，但汪晖在组织“考古”话题之际，应该抛开自己的身份或专业惯性，在这里“师承”和“谦卑”都帮不了忙，反而会成为一个大器的、兼收并容的、并能迅速对当代种种思潮作出判断和反应的杂志主编的障碍。
很久以前，我读过方方的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奇怪的白痴，身边的事视而不见或过目即忘，而遥远的东西反而记得清楚，因此，这白痴如果告诉你今天有人来过，那就是三年前有人来过，按照这种反向记忆的逻辑，我们都必须成为旧物后方能从时光中浮现出来。
这暗示着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秘术，让百姓记住历史而忘记现在，种种矛盾和痛苦就自然消失，因为死人不会说话，更不会站起来反驳活人“古为今用”的解释，在维护传统、尊师重道的口号下，再残暴、再灭绝人性的统治都有了根基，有了永远存在下去的理由，慈禧太后加给企图变法图强的光绪皇帝的头等罪名就是“数典忘宗”。
无论“地下实物”如何质疑“已有文献”，都只能助长这个民族的传统自大症。城头山的发现把华夏文明由五千年延长到八千年，这个包袱是多么沉重。这个由累累白骨嵌成的黑洞何时才能到头？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我们怎样选择？《读书》通过考古话语，使我们感到历史的辉煌、错位和扑溯迷离，在一个个诱人的千古之谜吞噬下，现实渺小、黯淡、微不足道，历史学者们的形象因此高大起来。
本世纪还有多少“古”需要“考”阿，象汪晖的“怀旧”文章里追忆的导师们，难道不是作为那个时代的“现实记忆”或精神见证而活过吗？革命导师列宁曾说：“忘掉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么是否可以说：“忘掉现实就意味着投降。”
从某种程度讲，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是作为所处环境的活化石而存在的。他们是专治种族习惯性记忆流产的医生，但他们随时有可能作为不正当性生活的可耻人证被恼羞成怒的集体毁掉。
李亚东：确实，有句话“曾经沧海难为水”，你如果老以“贵族的后裔。自居，岂非辉煌属别人，没落留自己？什么是”龙的传人“？该怎么”回味“？我们何时才能从四大发明七大奇迹之类的雾瘴中有效突围？”……由亦武的批评汪晖“谦卑”，我想到，现在知识分子中“做学问”的人还是比较多，在这些人中同时堪为“思想家”的却屈指可数，普遍情况是学有余而思不足。我并不反对学术化，事实上从“学富五车”的角度衡量，现在能过关的人道不是很多。孔于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理解他说的不只是一个方法论问题。现在确实有“罔”的情况，许多人感到苦恼，你归结为“影响的焦虑”也罢，归结为其他原因也罢，总之出现程度不同的“失语”。现在确实有两种倾向同时作用于我们：一种是汉、清儒的“寻章雕句”之学，为古书做注、校点，整理、编辑，一种是热炒热卖各种舶来的东西。无论是贩卖古人，还是贩卖洋人，总之是当贩子，囤积居奇，自己顾不上消化，最后出现虚胖和厌食。再说一温，我不反对“做学问”，不反对做基础性工作，象“出土报告”那种技术化、基础性的工作是应该做的，但是不能止于这一步啊！万丈高楼从地起，但地基本身不能有意义。乾嘉学派我很敬佩，他们“实事求是”的作风确实有理，给后人的启发是澄清事实，“道”在其中矣。由此也就表明，乾嘉学派的功绩确实不只在基础性工作，尤其对戴震那样的大学者兼思想家来说更是如此。汉学、宋学在骨子里其那么冰炭不容吗？！我们总把它们切割开来并欢立起来，这是表皮的认识。王元化先生主张“学的思”与“思的学”密不可分，我以为极正确。现在的情况确实是“学问压倒思想”，人们感到思力疲惫，就像沈从文后期。常平提到“钱学”，现在许多人极为推祟，我则有所保留，钱钟书先生确有与沈从文先生类似的情况，当然他的视野更广阔，是“中西合璧”。把钱钟书、沈从文与陈寅恪、王元化对比，区别确实是较明显的，我赞同后者，赞成兼治学与价值承载于一身，进一步说是在精神独立、自由意志的基础上统一学术与道义于一身。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有必要专门谈谈“贩卖西学”的问题，我不反对须卖，正相反，正是译介使我们打开了眼界，才具有准现代的某些意识与观念。“拿来主义”施惠于我们民族不少，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份。成问题的在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消化滞后”和不良学人的投机作风，赶潮追浪走马灯，造成了百余年来的学风不正。一战后某些轻佻姚学子鼓吹“自由主义过时沦”。世纪末某些人炒卖“后现代主义”，都是根底不深，唯“新”是从，等而下者，吃牛肉就变成牛，介绍“后现代”就一跃而为“后主”，其实也不是读“后现代主义”，无非是中国虚无主义痞子在自我确认。这样的解读真让人无话可说。
对《读书》定位的质疑
李亚东：我们可以归纳—下对于《读书》及其考古学讨论的印象，那就是，在学术运行与人文思考之间存在一堵墙。不用说大众，就连许多“圈外”学者都深感专业考古与自己隔膜得很，人们有理由表示丧气和不满。有意思的是，《读书》组织的两次考古专题讨论，那些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专家们的讨论使我们获得同样的感受。《读书》作为“沟通的桥梁”，并没有实现预定的目的。专家们自己也承认。《读书》第12期陈星灿一文在最后更是直接了当地要求人们对考古不要抱太多指望．
“沟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思想的不在场。说实在的，—般人还是有“考古”兴趣的，是板着面孔的“考古学”吓走了他们。同时望而却步的，还有各路“专家”。——既然思想缺位，没有共同的“道”，那自然是“专业不同，不相与谋”，剩下的只是森严壁垒和专业矜持。这很自然。依我说，要想成功地拆墙，光有专业眼光是远远不够的（这里的“专业眼光。不只指考古专业的眼光，也包括文化史家、思想史家、科技史家、艺术史家的”专业视野“），需要的是普遍性思考，包括专家对”圈子“本身的反思、审视。这正是”思想史家“不同于”思想家“的地方：前者是所谓”学问“，后者是”思想“。不能超越，那就只能划地为牢，”自其异者言之“了。我们对于《读书》的不满就在这里。
不仅如此，我们由《读书》“考古”话题的失败，不能不产生一种疑惑：《读书》的立足点是否正在不引人注意地发生某种位移呢，——在思与学之间，由前者向后者转移？《读书》究竟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还是如同《学人》那样成为学术圈内“圈与圈”之间对话的一个场所？《读书》是否老了？……
黄峰：对，给人这个印象，是它划地为牢的结果。《读书》，顾名思义，它是为中国各阶级知识分子办的东西，它既不叫《读书研究》，也不叫《学者》或《考古》。因此，它应该是人文味挺浓的知识分子刊物而不是工具性的学者刊物。
杨远宏：这次《读书》给读者端上的是—道什么样的“菜”？如果“《读书》杂志不是专门的学术刊物”，而硬要刊发专门的考古学论著，显然是越俎代疱而费力不讨好；如果“愿意做一座沟通的桥梁，把考古学界的思考传达给读者”，那也要看是什么样的“思考”？如果在《读书》上考古，考来考去不过是对已被多次证伪或证实的历史文本的再次证伪或证实，或者成为考古学方法论，对于想从《读书》上获得新锐、广阔人文思路的读者而言，后者纯届多余多事，而前者则既不新鲜，也显得思路、意义太狭窄。
即使出于学科性知识学考虑，象《读书》这样的人文思想杂志，也只宜作该学科宏观的思想/精神背景、意向性言说和建议，而微观的专业／技术性规程和运作，就应当留给专门的学术报刊去发言。
《读书》作为国内受尊敬、有影响的人文思想杂志，历来有前卫新锐的思想锋芒和正义、良知与民主、自由的鲜明倾向。现应对众多世纪末问题作睿智、领潮性发言，然而却偏偏要花那么多篇幅煞有介事去学科化地谈什么考古，这到底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别有深意呢？还是《读书》读来读去读成了古董，而且还要把我们大家都读成秦砖汉瓦呢？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近来的《读书》更是日益走向民国、明清、中古、古玩和遗老遗少了。照此下去，《读书》恐怕就要办成部落和裸猿卷宗了．
向荣：我要抒发对《读书》的一种批评。《读书》确实是我们大陆读书人心头的一块绿洲，但是，我不晓得大家发现这个问题没有，这个杂志在进入了九十年代以后，它的每一期，如果你同八十年代比较，就会发现，八十年代它的文章的现实性、尖锐性和犀利性，可以说是锋芒毕露；但九十年代以后《读书》更多的是一种怀旧的情绪。我分析了一下，历史学方面的文章至少占了《读书》杂志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而过去，集中发的是关于经济方面的文章。从某种意义来说，经济成中心了，文化表达的空间还是有，但是《读书》为什么要回避，这也是一种它的选择问题。过去比如说它对文学和经济特别感兴趣，朱伟开专栏嘛，朱伟的文章相当好嘛，然后是经济学方面。那时的《读书》，现实关怀、人间关怀和人文关怀相当浓，而且它们的针对性确实很强，但是现在你确实很难看到这类针对性，更多的就是一种怀旧情绪，历史主义，包括这个考古。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实话《读书》这个杂志的人文关怀不是日益浓厚，相反，它已经淡薄了，可以说它已朝知识化和专业化方面发展或滑落，这是我对近年《读书》不太满意的地方。比如像廖亦武你那一类东西，就是还有些尖锐东西，已很难看到。前几年往往有一些精彩的文章，这种文章它的所指是很清楚的，分析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同时它又关注中国的前卫艺术，当然包括文艺和诗歌在内。比如说现在你就看不到诗歌这个东西。关于诗歌，大概是在91年或者是92年看到一篇写顾城的，那是一篇议论性的文章，此外再没有关于诗歌方面的东西了。所以说，我对汪晖他们把《读书》办成这样有一种遗憾和不满，这种新历史主义从文化概念上看？它是一种保守主义，它不是直接进入现实，直接进入我们中国的现状，而是迂回地进入另一个空间，从另夕卜种空间折射出一种光，让大家去猜、去悟，这样十分困难。
所以，这样的搞法，再过几年我都没兴趣再读了，可惜心中那片绿洲。现在我经常读《东方》。那片绿洲大量谈历史，而且还太专业化。你说把历史学的文章写成一种人文文章，那还可以，我们寻找一种人文意识和人文的思想，而这样的基本很谈，却有一种朝向专业化和知识化的趋势。中国目前最缺的是什么？是思想。如果《读书》再不能集中地表达学人的思想，特别是我们的思想界思考的比较成熟的东西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指望。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