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移民澳洲，在这之前我对语言只有“认知”，谈不上什么“”感情“。
离乡背景后我深深感觉，所谓的“乡愁”，最容易被触动的有两个地方，对我而言，一是食物、一是语言。
生活在他乡，我的脚步常不自觉地往这两种灵魂深层的惯性领域移动。
像不情愿断奶、到那儿都要紧紧抱住的teddy bear一样，到了遥远的地方就更加依赖那熟悉的气味。
在澳大利亚，对于家乡口味的眷恋情怀并不那么难以解决。然而不知从何时我对中文开始有了一种魂牵梦系的感觉，那心情很幼稚也很可笑。
移民是出于我的自由选择，因为我爱这儿的环境、气候、社会的淳朴和多种文化融合的丰富多采。
但在我被迫必须使用英语当成我主要的生活语言时，我却又在内心深处产生难以言说的抗拒。
用英语我无法得到来自灵魂深处的回音，许多细緻的感受我无法用英语表达，中文是我内心最深处的语言，属于灵魂和诗的领域；而英语，只不过是外在理性世界的语言，是一种工具。
用英语书写或说话使我能在现实生活里将自己在公众面前呈现。让我在澳洲社会成为一个容易被辨识的符号。为了沟通和行动我不得不使用英语，不得不服膺权威。我的历史被另一种语言切割，自我的存在渐渐地不复深刻完整。
“变”，可以是吸引人的一种新鲜，但太多不得不的“改变”有时却令人恐惧，那最深的恐惧来自于每天逐渐变化了的自己。漂浮、陌生，一种无法再还原的自己。
不久前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马桥辞典〉，这本书是探讨一个中国村寨的乡村俚语（很多据说是四川的土话）这样冷僻、如此遥远、陌生的体裁，刚开始吸引我读下去的原因是由我之前对韩少功这位译者所选择翻译的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以及对他译文的偏爱。带着一种奇怪的“信仰”让我不由自主地掀开扉页读下去。
作者尝试为一个村寨编辑出版一本词典。他阐述；任何特定的人生总会有特定的语言表现，说明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说话其实很难。他的结语解释了我对“语言”的诸多纠缠概念。
作者于1988年移居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他说他不会说海南话，而且觉得这种话很难学。有一天，他与朋友到菜市场买菜，见到不知名的鱼，便向当地的卖主打听。
鱼贩指着鱼说：“这是鱼”。
作者说：“我知道是鱼，请问是什么鱼？”鱼贩瞪大眼睛说，“海鱼么。”
作者笑了：“我说我知道是海鱼，请问是什、么、海、鱼？”
对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显得有些不耐烦：“大鱼么——。”
作者韩少功和朋友事后想起这一段对话，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国最大的海域，有数不尽数的渔村，历史悠久的渔业。然而后来他才知道，他们关于鱼的词彙量应该说是最大的。
真正的渔民，对几百种鱼以及鱼的每个部位以及鱼的各种状态，都有特定的语词，都有细致、准确的表达和描述，足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词典。
但这些绝大部分无法进入普通话。
即使是收集词条最多的《康熙字典》，四万多汉字也离这个海岛太遥远，于是这里大量深切而丰富的感受被排除在视野之外，排除在学士们御制的笔砚之外。
当我们同这里的人说起普通话时，当我们迫使他们使用他们不大熟悉的语言时，他们就只可能用“海鱼”或“大鱼”来含糊。
作者说他差一点嘲笑他们，差一点以为他们可怜地的语言贫乏。
然而后来他觉得自己错了。对我们来说，他们并不是我们所见到的他们，并不是我们在谈论的他们，他们嘲啾呕哑叽哩哇啦，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我们外地人无法进入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而他们接受了这种暗夜。
这使作者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多年来他一直学习普通话。他明白这是必要的。
是他被邻居、同事、售货员、警察、官员接受的必需，是他与电视、报纸沟通的必需，是他进入现代的必需。
他在菜市场买鱼的经历，只是使他突然震惊：“他”已经普通话（英语）化了。
这同时意味着，作者记忆中的故乡也普通话（英语）化了，我们的思维概念正在一天天被异生的语言滤洗——在这种滤洗之下，正在变成简单的“大鱼”和“海鱼”，简略而粗糙，正在译语的沙漠里一点点乾枯。
这并不是说故乡不可谈论。不，它还可以用普通话谈论，也可以用台湾话、越语、粤语、闽南语、藏语、维语以及各种外国语来谈论，但透过更深一层的省思，作者韩少功感慨良深地问我们：“用京胡拉出来的《命运交响曲》还是《命运交响曲》吗？
一只已经离开了土地的苹果，一只已经被蒸熟了腌制了的苹果，还算不算一只苹果？
方言当然不是唯一的语言障碍，地域性也不是语言的唯一属性。
在地域性之外，语言起码还有时代性的难度。
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使人类越来越强化了横的联系，越来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进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基本上铲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别，倒是可能扩大和加剧时代差别。在纽约、伦敦、墨尔本、雪梨、台北或上海北京，人们听莎拉。布莱曼（Sarah Brightman）或周杰伦的DVD，讨论断臂山或奥斯卡金像奖、午餐吃麦当劳，和男女朋友的第一次约会地点选在星巴克咖啡馆（starback）、晚上吃道地的家乡菜、在东京擦巴黎香水、在香港街头穿今年新流行50年代复古风时装参加PARTY，知识从某领域的电视名嘴或媒体宠儿中间颁布并流行起来，电子游戏机成了小朋友们的最佳玩伴。
地球村的同代人吃着同样的食品，穿着同样的衣服，住着同样的房子，流行着同样的观念，甚至说着同样的语言，但到那个时候，50年代的人了解30年代的人，2020年出生的人了解2010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像现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国人要了解英国文化或澳大利亚文化一样困难。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在同一种方言内，所谓“代沟”不仅表现在音乐、文学、服装、从业、政治等等方面的观念上，也开始表现在语言上——要一个老子完全听懂儿子的词语，常常得出一把老汗，已成为我们周围常见的事实。
作者说：“三结合”、“豆豉票”、“老插”、“成分”……一批词彙迅速变成类似古语的东西，并没有沉淀于古籍，没有退出日常生活，仍然在某些特定的交际圈子里流通，就像方言在老乡圈子里流通一样。
不是地域而是时代，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正在造就出各种新的语言群落。
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往深里说。即便人们超越了地域和时代的障碍，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
有一个语言教授做过一次试验，在课堂上说出一个词，比方“革命”，让学生们说出各自听到这个词时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形象。答案竟然是多种多样的：有红旗，有领袖，有风暴，有父亲，有酒宴，有监狱，有政治课老师，有报纸，有菜市场，有手风琴……
学生们用完全不同的个人生命体验，对“革命”这个词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识诠解。当然，他们一旦进入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从权威的规范，比方服从一本大词典。
这是个人对社会的妥协，是生命感受对文化传统的妥协。但是谁能肯定，那些在妥协中悄悄遗漏了的一闪而过的形象，不会在意识的暗层里积累成可以随时爆发的语言纂改事件呢？
谁能肯定，人们在寻找和运用一种广义普通话的时候，在克服各种语言障碍以求心灵沟通的时候，新的歧音、歧形、歧义、歧规现象不正在层出不穷呢？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所谓“共同的语言”，永远是人类一个遥远的目标。
如果我们不希望交流成为一种互相抵销，互相磨灭，我们就必须对交流保持警觉和抗拒，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这正是一种良性交流的前提。
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
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
韩少功说：“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笔记本里就捕捉和囚禁了这样一些词。我反覆端详和揣度，审讯和调查，力图像一个侦探，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于是就有了这一本书。”
这当然只是韩先生个人的一部词典，对于他人来说，不具有任何规范的意义。但由于读了这本书使我反对澳大利亚近期入藉必须通过英文及接受澳大利亚的价值观这项措施有了更充份的理由。
由共同语言所建立起来社会共同价值的共识，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语言暴力。它严重地压迫社会成员保留个人“异质性”的权利。同时它也为统治者及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阶层提供了不必要的服务。
被统一起来的“价值观”事实上势将阻隔多元文化多姿多采的交流融合、也将剷平各种语言所筑构的文化相互冲撞而出创造的可能性。
我想起鲍伯。狄伦Bob Dylan有一首歌，歌中有几句话：“当我们的生命再度交错，我将在四下无人的瞬间，送你一个先知的眼神，一个英雄的手势，纪念我们谦逊的热情，我们骄傲的寂寞……。”
请听听我，一个微小的声音，一个在异国他乡逐渐苍老疲惫的声音。
尽管明天是一条遥远的路，尽管我们将累积一层又一层的风霜，尽管我们灵魂的质地将变得扭曲，我们的声音会逐渐沙哑，我们的手势会逐渐无力…我们的生命之所以交错，是寂寞使我们相濡以沫共同取暖……
生命为何落落寡欢？也许正是因为缺少一个让微弱的声音得以呐喊并且被鼓励和重视的社会。
请继续提供让独立自由的言论众声喧哗的舞台。
因为一个懂得尊重并关怀多元文化的政府我只会更“爱”它。更想成为它中间的一份子，绝不可能弃绝它更不可能往外“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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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马桥辞典作者：韩少功时报文化出版社〈台北〉
2 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1979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