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三十年领导文艺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很多，很丰富，还有待好好地总结。这里我先提出这么一条经验，叫做“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原是老庄哲学的要领之一，它的意思是让人民休养生息，自耕自食，在上者不要侵犯他们，干扰他们。这种道理对不对，这里且不去管它，我这儿仅是借用这个词来谈谈有关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
文艺创作活动是高度的复杂的精神活动，是特别需要独立思考的个人劳动。改造世界观对作家来说当然是重要的，但那种采取行政手段把作者赶下乡，开学习会讨论发言，或采取批斗办法，送干校劳动之类，都不会收到什么好的效果。文艺工作者改造世界观，往往是通过自己深入群众的体验，艺术的感染，榜样的示范等途径逐步实现的，并由此获得创作的题材和灵感。中外古今都出现过文艺创作的繁荣时期，可它并不是依仗国家领导机构的苛细的干预和发号施令而形成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特别重视文艺创作的领导和爱护作者的用意都是好的。但由于有时我们不懂艺术的特点，常常违反艺术规律瞎指挥，采取领导工业生产的方法领导文艺。如“下达创作任务”，“规定题材比例”，“写中心，演中心”，还有什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等等。至于林彪、“四人帮”搞的打棍子、扣帽子，用封建法西斯野蛮手段摧残文艺工作者，那是另一种性质的情况，姑置不论。总而言之，对文艺工作干涉太多，管理太细，结果是事与愿违，文艺创作不仅繁荣不起来，百花齐放变成了百花凋零。这就叫做“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柳树有柳树的特性，就比较粗放，它不需要细心栽培，只要下有泥土，上有阳光，就很容易成活。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其实也只要给作家提供下有泥土、上有阳光就够了。党的关怀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好比是阳光，生活在群众中间，跟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好比是泥土。有些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出于好心，喜欢对作家们耳提面命，指手画脚，其思想根源还由于对作家艺术的估计错误。总认为他们会迷失方向，有意无意放肆，把文艺工作者当作幼儿园儿童和小学生那样，连过十字路口还得由阿姨领着。殊不知文艺工作者早就是在党领导下的一支拿笔的革命队伍，特别是经历了林彪、“四人帮”的黑暗岁月的严峻考验，应该信赖他们可以进行独立思考和写作。
三十年来文学艺术史实表明，建国初期，党对文艺创作采取了比较开放的政策，上级领导只是在几次文代会上总结创作的结果，指明今后的方向，表扬一批写得好的作家，并提出那些是不健康的倾向等等。周总理、陈毅同志领导文艺的方法就是我们的典范。他们普遍跟文艺工作者交朋友，谈心；即使批评文艺创作中某些不足，也是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分提建议而己。他们决不以个人好恶为取舍标准，也从来不曾一言判定作品之死活。那时候文艺界欣欣向荣，热气腾腾，精神舒畅，许多好作品（包括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出来，直至今日还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观众。
可惜，这样的时代未延续多久，就出现了十分苛细的几乎有法律效力的各种条条，起初是三条五条，后来则十条八条地颁下禁令，最后就如下雹子的倾泻下来，使作者瞠目结舌，无从下笔。这些条文有：“英雄人物不能写缺点和动摇”啦，“写爱情就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感情”啦，“写学校生活和青年运动不符合工农兵方向”啦，“英雄人物不能失败，也不能死，死了就是悲观失望”啦，“亲子之爱、儿女之情是人性论”啦，“用儿童的心理和语气写少儿读物，就是资产阶级童心论”啦，“暴露我们工作中的毛病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啦，“中间人物不能写”啦，“历史上党的错误路线碰不得，代表这个错误路线的人写不得”、“悲观、讽刺剧要不得”啦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这种情况之下，文艺工作者思想上受重重束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还能指望写出像样的作品来吗？
“四人帮”的“主题先行”、“三突出”以及他们搞的阴谋文艺等，就在上开的那些法律条文中孳生出来。这股极左思潮直至文化大革命便发展到登峰造极，真的造成了“大地真干净”的空白。
其实，陈毅同志在一九六二年的广州会议上，便提出“无为而治”的道理：“有很多事情，看来是可以无为而治的。什么事情都去领导一番，反而会领导坏了，有些不去领导，反而好一些。要懂得，领导有领导成功的，也有领导失败的。有把握领导成功的就去领导，没有把握就不去领导，就让有经验的去搞，自己坐享其成”。他多么有远见，讲得多么好呀！
这么说来，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当然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再不要那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总是以教训人的口吻训人整人的领导了。我们所望于当今的文艺领导同志者，就是把“服务站，供应站”的职责真正担当起来。并希望他们能把周总理、陈毅同志领导文艺的优良作风学到手。一时学不会，先把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尊重作者的劳动、保证“三不主义”这几条认真实行起来。这样就能大大改善领导同志与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大有利于治愈“心有余悸”病。当然，对于作品中的缺点错误，领导文艺的同志有责任提出批评，但应该是热情的善意的用朋友的方式帮助他，提高他，或者通过自由的争鸣展开讨论，而不是盛气凌人，不愿说服就去压服。要做到这一点，文艺工作的领导者首先应该懂得文艺，了解创作的甘苦，甘心当小学生。
文艺领导要不要把关？我认为，在大大放宽尺度下的把关是必要的。而把关标准其实只要规定两条：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坚持双百方针，就可以了。现在问题还在于，即使把关的条件订得很宽，而且非常简化，但仍有一些同志把四项基本原则理解为可以干涉作家创作的棍子。前一个时期文艺界这种不愉快事件时有所闻。这表明，已被批判了的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流毒很深，阴魂不散，要真正实行“三不主义”和艺术民主，还需要进行持久的艰巨的斗争。
安排作家按照他们自己的志愿和特点下到群众中去，这也是我们的文艺领导同志经常关心的问题。不过，切不可像过去那样，采取简单化的一刀切和赶鸭子方式。那样“大轰大嗡”，表面上热闹一阵，但却对繁荣创作毫无益处。
又如关于题材问题，也不必规定那一种为主，那一种为次。只要规定古代三千年、近代一百多年、现代六十年中的事情都可以写，就会给文艺工作以纵横驰骋的无限广阔的天地。这是非常英明的规定。上海的文艺领导同志提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两句话既通俗，又传神，也是同样的意思。这么一来，就能真正调动作家的积极性，使他们解放思想，无挂虑、又无恐惧地去进行自由创作。
至于创作方法，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也不必多管闲事，不妨让作者自由选择他们喜爱的运用自如的方法。过去曾经提出过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并在前面加上个“革命”字样。经过实践表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作品是照这样的方法写成的。而且，把政治概念加到文学词语上去，本身就不大科学。当然，关于这个问题还可继续进行探讨。但从“无为而治”的观点来评价，当初做出这种规定就如画蛇添足，于事无补。
综上所述，“无为而治”并没有取消党的领导，而是要扎扎实实地改变党的领导作风。领导文艺的同志从此不是轻松了，而是责任加重了。从文艺的兴衰来说，只要在上者“无为而治”，那么每个文艺工作者就能放手干出一番成绩来，这就是大有作为和无为而治的辩证法。
（一九七九年大陆《红旗》九期）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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