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谈文艺的“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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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三十年领导文艺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很多,很丰富,还有待好好地总结。这里我先提出这么一条经验,叫做“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原是老庄哲学的要领之一,它的意思是让人民休养生息,自耕自食,在上者不要侵犯他们,干扰他们。这种道理对不对,这里且不去管它,我这儿仅是借用这个词来谈谈有关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

文艺创作活动是高度的复杂的精神活动,是特别需要独立思考的个人劳动。改造世界观对作家来说当然是重要的,但那种采取行政手段把作者赶下乡,开学习会讨论发言,或采取批斗办法,送干校劳动之类,都不会收到什么好的效果。文艺工作者改造世界观,往往是通过自己深入群众的体验,艺术的感染,榜样的示范等途径逐步实现的,并由此获得创作的题材和灵感。中外古今都出现过文艺创作的繁荣时期,可它并不是依仗国家领导机构的苛细的干预和发号施令而形成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特别重视文艺创作的领导和爱护作者的用意都是好的。但由于有时我们不懂艺术的特点,常常违反艺术规律瞎指挥,采取领导工业生产的方法领导文艺。如“下达创作任务”,“规定题材比例”,“写中心,演中心”,还有什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等等。至于林彪、“四人帮”搞的打棍子、扣帽子,用封建法西斯野蛮手段摧残文艺工作者,那是另一种性质的情况,姑置不论。总而言之,对文艺工作干涉太多,管理太细,结果是事与愿违,文艺创作不仅繁荣不起来,百花齐放变成了百花凋零。这就叫做“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柳树有柳树的特性,就比较粗放,它不需要细心栽培,只要下有泥土,上有阳光,就很容易成活。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其实也只要给作家提供下有泥土、上有阳光就够了。党的关怀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好比是阳光,生活在群众中间,跟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好比是泥土。有些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出于好心,喜欢对作家们耳提面命,指手画脚,其思想根源还由于对作家艺术的估计错误。总认为他们会迷失方向,有意无意放肆,把文艺工作者当作幼儿园儿童和小学生那样,连过十字路口还得由阿姨领着。殊不知文艺工作者早就是在党领导下的一支拿笔的革命队伍,特别是经历了林彪、“四人帮”的黑暗岁月的严峻考验,应该信赖他们可以进行独立思考和写作。

三十年来文学艺术史实表明,建国初期,党对文艺创作采取了比较开放的政策,上级领导只是在几次文代会上总结创作的结果,指明今后的方向,表扬一批写得好的作家,并提出那些是不健康的倾向等等。周总理、陈毅同志领导文艺的方法就是我们的典范。他们普遍跟文艺工作者交朋友,谈心;即使批评文艺创作中某些不足,也是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分提建议而己。他们决不以个人好恶为取舍标准,也从来不曾一言判定作品之死活。那时候文艺界欣欣向荣,热气腾腾,精神舒畅,许多好作品(包括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出来,直至今日还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观众。

可惜,这样的时代未延续多久,就出现了十分苛细的几乎有法律效力的各种条条,起初是三条五条,后来则十条八条地颁下禁令,最后就如下雹子的倾泻下来,使作者瞠目结舌,无从下笔。这些条文有:“英雄人物不能写缺点和动摇”啦,“写爱情就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感情”啦,“写学校生活和青年运动不符合工农兵方向”啦,“英雄人物不能失败,也不能死,死了就是悲观失望”啦,“亲子之爱、儿女之情是人性论”啦,“用儿童的心理和语气写少儿读物,就是资产阶级童心论”啦,“暴露我们工作中的毛病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啦,“中间人物不能写”啦,“历史上党的错误路线碰不得,代表这个错误路线的人写不得”、“悲观、讽刺剧要不得”啦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这种情况之下,文艺工作者思想上受重重束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还能指望写出像样的作品来吗?

“四人帮”的“主题先行”、“三突出”以及他们搞的阴谋文艺等,就在上开的那些法律条文中孳生出来。这股极左思潮直至文化大革命便发展到登峰造极,真的造成了“大地真干净”的空白。

其实,陈毅同志在一九六二年的广州会议上,便提出“无为而治”的道理:“有很多事情,看来是可以无为而治的。什么事情都去领导一番,反而会领导坏了,有些不去领导,反而好一些。要懂得,领导有领导成功的,也有领导失败的。有把握领导成功的就去领导,没有把握就不去领导,就让有经验的去搞,自己坐享其成”。他多么有远见,讲得多么好呀!

这么说来,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当然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再不要那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总是以教训人的口吻训人整人的领导了。我们所望于当今的文艺领导同志者,就是把“服务站,供应站”的职责真正担当起来。并希望他们能把周总理、陈毅同志领导文艺的优良作风学到手。一时学不会,先把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尊重作者的劳动、保证“三不主义”这几条认真实行起来。这样就能大大改善领导同志与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大有利于治愈“心有余悸”病。当然,对于作品中的缺点错误,领导文艺的同志有责任提出批评,但应该是热情的善意的用朋友的方式帮助他,提高他,或者通过自由的争鸣展开讨论,而不是盛气凌人,不愿说服就去压服。要做到这一点,文艺工作的领导者首先应该懂得文艺,了解创作的甘苦,甘心当小学生。

文艺领导要不要把关?我认为,在大大放宽尺度下的把关是必要的。而把关标准其实只要规定两条: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坚持双百方针,就可以了。现在问题还在于,即使把关的条件订得很宽,而且非常简化,但仍有一些同志把四项基本原则理解为可以干涉作家创作的棍子。前一个时期文艺界这种不愉快事件时有所闻。这表明,已被批判了的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流毒很深,阴魂不散,要真正实行“三不主义”和艺术民主,还需要进行持久的艰巨的斗争。

安排作家按照他们自己的志愿和特点下到群众中去,这也是我们的文艺领导同志经常关心的问题。不过,切不可像过去那样,采取简单化的一刀切和赶鸭子方式。那样“大轰大嗡”,表面上热闹一阵,但却对繁荣创作毫无益处。

又如关于题材问题,也不必规定那一种为主,那一种为次。只要规定古代三千年、近代一百多年、现代六十年中的事情都可以写,就会给文艺工作以纵横驰骋的无限广阔的天地。这是非常英明的规定。上海的文艺领导同志提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两句话既通俗,又传神,也是同样的意思。这么一来,就能真正调动作家的积极性,使他们解放思想,无挂虑、又无恐惧地去进行自由创作。

至于创作方法,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也不必多管闲事,不妨让作者自由选择他们喜爱的运用自如的方法。过去曾经提出过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并在前面加上个“革命”字样。经过实践表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作品是照这样的方法写成的。而且,把政治概念加到文学词语上去,本身就不大科学。当然,关于这个问题还可继续进行探讨。但从“无为而治”的观点来评价,当初做出这种规定就如画蛇添足,于事无补。

综上所述,“无为而治”并没有取消党的领导,而是要扎扎实实地改变党的领导作风。领导文艺的同志从此不是轻松了,而是责任加重了。从文艺的兴衰来说,只要在上者“无为而治”,那么每个文艺工作者就能放手干出一番成绩来,这就是大有作为和无为而治的辩证法。

(一九七九年大陆《红旗》九期)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编者注:为纪念王若望先生,本站特转此文。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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