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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现干扰性原因和被遗漏的重要信息
在上一章《考察证据的可信度》中，笔者介绍了如何考察党媒评论中所用证据的可信度，这些证据包括：直觉、个人或少数人的经验、他人的证词、权威的意见、个人的观察、案例、科学研究、类比、统计数据。
俗话说“功夫在诗外”，在对推理结构进行内部考察时，还涉及到外部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具有开放思维，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积累。
一、如何发现干扰性原因
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是复杂的，常常多因一果，许多深层原因往往是隐藏的。当作者在文章中提供了一个证据，说明它与结论之间的关系，即在原因与结果之间建立因果关系时，我们如果能对证据（原因）做出不同于作者的其它解释，或者发现其它原因，提供其它证据，那么，这个与作者解释不同，但能说明一个已知结果如何发生的、看似合理的解释，就称为“干扰性原因”。
当我们面对党媒评论时，如果发现一个因果说明，一定要警惕干扰性原因存在的可能性，因为作者往往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或理由。否则，就会犯因果关系过度单纯化、混淆原因与结果、疏忽共同原因等错误。人们对某一因果关系论证的确信度与干扰性原因的数量成反比关系（负相关）。
寻找干扰性原因好似当一名侦探，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当你遇到可能存在干扰性原因时，可以问自己这些问题：我能想出其它方法来解释这个证据吗？还有哪些可能原因会导致这些结果？如果我换一个角度来看，会找到什么重要的原因呢？如果现有的解释是错误的，何种解释才是正确的呢？那些对问题能提出独特见解的人，都善于发现隐藏的干扰性原因。
面对党媒评论对一件事或一系列事件的解释时，你在寻找干扰性原因时，可以这样问自己：1.是否有证据表明这种解释得到了批判性检验？2.社会力量、政治力量或心理力量会不会使假设带有某种偏向？3.还有哪些干扰性原因还没被考虑？与干扰性假设相比，作者的假设有多可靠？4.对于事件的疑点，作者的假设是否全面？5.作者的假设与所有与事件相关的那些有价值的证据的一致性程度有多高？6.“在此之后、由此引起”的推理是连结事件的主要推理吗？
例如《香港书商配合调查真是被炒作歪了》（2016年1月6日）：“李波在给其妻的亲笔信中表示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到内地’，并配合调查。现在一些人仍要细究何为‘自己的方式’，质疑还是内地警员去香港把李波‘抓回内地’，认为这属‘越境执法’，违反《基本法》。”“没有进一步的消息，看来只能等李波出来回到香港后，由他本人对香港媒体说了。”“至于让李波出现在内地‘有关部门’符合不符合《基本法》，关键看李波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内地的。如果是内地警员去香港对李波采取强制行动，把他‘五花大绑’塞进警车带过检查站，那肯定不行。然而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既达到开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线。”
对于作者以李波的亲笔信对事件作出的解释，读者需要结合其它媒体的相关报道，做出比较、判断，进行批判性检验，但是，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大陆，显然没有条件。作者对“规避法律”做法假设的肯定，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对这一事件解释的关键还有所涉及书籍的具体内容是否构成违法，作者有意回避，只是笼统地说是“政治书籍”“给内地维护秩序制造了特殊干扰，挖了内地法治的墙脚”，在中共文化专制“扫黄打非”之下，这只是一种假设，毫无事实根据。作者借此指责：“香港热衷反对派政治的人还是要搞清‘一国两制’的实质含义，不应幻想‘两制’高于‘一国’，认为在香港怎么搞危害内地和国家的行动都没事。”作者将属于出版自由的事件歪曲为“危害内地和国家”（实际上是中共），明明是大陆当局破坏《基本法》，一再干预“港人治港”，作者却将港人维护“两制”的诉求歪曲为“幻想‘两制’高于‘一国’”。如果遵守“一国两制”，即使发生了“危害内地和国家”的事件，也应该首先由香港来处理，而不是大陆如此“越境执法”。
在寻找、比较和确定各种干扰性原因时，你可以使用以下标准：1.逻辑合理性；2.与其它知识的一致性；3.是否曾经成功地解释或预测了某些事情。
二、如何发现被遗漏的重要信息
我们每天接触的媒体信息几乎都带有某种目的，党媒评论更是目的鲜明。
一般来说，人们的推理常常存在不完整，会有遗漏的信息，这是由于时空的局限性、注意范围的有限性、知识的不完整性。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出于故意欺骗，以及价值观、世界观的不同。党媒评论尤其如此。
那么，寻找遗漏的重要信息有哪些常见的线索？
1.常见的反对意见
反对者会提出什么样的理由？是否有证据与作者提供的证据相矛盾？是否有支持相反观点的事例、证明或类似的推导被遗漏？
例如《朝鲜人权决议，中国投反对票合理》（2015年12月19日）：“中国投反对票不能简单视为我们在为朝鲜的人权状况背书。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反对外部力量以强制方式对主权国家发号施令，中国投票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中国一以贯之的这个态度是国际社会的一面旗帜，北京无疑是不干涉内政原则最强有力的主张者。”虽然缩小了反对者的范围，但作者也不得不承认：“当然，国内部分网民和知识分子对中国投反对票有些意见，希望中国加入批评朝鲜人权的阵营，这也是正常的。”但不敢提具体的反对意见是什么。作者借题发挥说：“中国坚持了自己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体系，没有按照西方的要求对社会最核心的政治原则进行重构，从而保持了中国大的稳定，它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大兴改革而未自乱阵脚的基础。”作者难以否定的无数事实证明，中共维护的是专制统治的稳定，是以包括侵犯人权等为巨大代价的。
2.缺失定义
假如采用不同的方式定义关键词，得出的观点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呢？
例如《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决不能对立》（2015年4月22日），这里的“言论自由”和“国家安全”是关键词。如果按照党媒的定义，“言论自由”肯定不能包括反对中共专制的表达权利，“国家安全”首先是中共专制的安全。这两个关键词如果按照宪政制度定义，“言论自由”肯定包括反对任何政治专制的表达权利，“国家安全”不包括一党专制统治的安全。
3.缺失价值取向或价值观
还有什么其它价值观也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如果用不同的价值观来解释这个问题，会产生什么观点呢？
例如《幸亏中国当年勒裤带造出两弹一星》（2015年1月10日）：“中国能在国际社会中第五个成为有核国家，是非常让人庆幸的事。如果没有那些英明决策和于敏那代人的伟大付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有可能改写，中国的战略自信绝不会有今天的质量。”作者对这一历史的解释是建立在“国家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如果从人权至上的普世价值出发，肯定人权是主权的目的与合法性基础，那么，在中共大跃进失败后制造两弹一星，当时的形势根本不是勒紧裤带，而是几千万人死于大饥荒，加上十年文革动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完全是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如果没有毛独裁灾难和中共专制的贻误，中国的进步会远远超过今天，与全体国人的福祉相比，两弹一星的作用根本算不上什么。
4.论证里间接提到的“事实”的根源
这些“事实”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些“事实”是否来自有效的研究或可靠的信息来源？
例如《污蔑解放军的港中大学生会好不自重》（2015年5月8日）：“少数香港学生对给八九政治风波搞‘平反’十分热衷，有机会就彰显一下这种姿态。这帮小青年很多在那个年代还没生出来，他们对那个事件的了解完全是通过西方和极端者的描述得来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当年参加广场活动的内地青年学生早已成长起来，汇入到后来中国高速发展的滚滚洪流中。后者绝大多数都是今天的坚定爱国者，阅历丰富，思想健全，他们已对当年的事情形成了集体性反思，完全用不着香港一些二十啷当岁的小青年为他们那代人经历的事情搞所谓‘平反’。”无论作者如何贬低香港青年对八九民运和六四大屠杀的了解，相信在信息环境相对自由开放的香港，香港青年远比大陆青年更了解历史真相。另外，作者对当年那场运动绝大多数参与者现状的“概括”，完全是想当然，毫无根据。
5.缺失或不完整的数字、图表、表格或数据
如果加入来自早期研究或后续研究的证据，数字是否会有所变化？
作者有没有为了扩大差异而故意“扩展”数字。例如《从全球视角客观看中国生态得失》（2015年3月5日）：“其实中国最可比的国家是印度。中国以目前的污染代价大体完成了工业化，印度的污染水平和中国差不多，有些方面比中国还严重，但印度的发电总量只是中国的1/5，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中国20年，百姓生活中的现代化元素都远远低于中国。”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作者并没有分析两国环境污染根源的制度性区别并提供相关数字作比较。
6.被遗漏的信息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既有短期效应也有长期效应，既包括人们提倡的观点，也有人们反对的内容
凡事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所以对于一个问题消极面的逆向思维，可使我们获得新的发现。为此，我们面对党媒评论需要提出以下问题：
社会的哪些方面不能从作者所提议的行为中获利？受损失的是哪些人？这些人对该行为有什么看法？该行为是否强化专制？某种特殊行为如何影响我们的世界观？即如何影响我们思考的内容、方式以及我们已经了解的事物和将来能了解的事物？该行为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该行为是否有一个缓慢的、积累的作用？
例如《防火墙带给中国互联网哪些影响》（2015年1月28）：“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没有受到防火墙的什么影响。中国内外的信息交流总体畅通，人员的网上正常接触和沟通也无实质障碍。物流所需的网络帮助更不是问题。一些特殊需求因为防火墙会遇到些麻烦，但很容易找到替代办法。”“总结起来就是：防火墙有效阻止了境外被屏蔽点对中国网民的‘大众传播’，那些一定要访问它们的人，都能找到实现目的的具体办法。防火墙塑造了大多数中国人在信息方面更依赖本国网站的习惯，那些必须或热衷于访问被屏蔽点的人在逆着管理坚持他们的习惯。实情就是这样。”
应用上述的方法，我们就不难辨别：防火墙的设立者中共是防火墙的唯一获益者，受损失的不仅是那些关心社会时事的人，而且包括魏则西这样的求医者，因为谷歌、脸谱、推特等并不是如作者所说仅仅“是美国的主流网站”，而是国际主流网站。防火墙是新闻自由的敌人，中国大陆民众不仅在国内无法享有新闻自由的权利，而且因防火墙也无法了解境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难以通过外媒表达心声。因此，防火墙强化了专制。长期被虚假信息包围，无法了解社会真实情况，缺乏对比和鉴别，必然影响对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判断，即被扭曲世界观，进而影响思维和行为。防火墙造成人们的信息不对称，扩大了彼此的思想冲突，扭曲了人们对社会的真实感受，加剧了各群体的撕裂。防火墙的负面作用也是长期的、缓慢的、积累的。
7.文章中的引证及证明
作者是否除去了上下文中的引证或证明？例如《全面二孩必带动中国社会“配套”嬗变》（2015年10月31日）：“美国养第一个孩子的钱是100%，养两个孩子的总费用是160%，养三个孩子的总费用是187%，而非300%。中国社会也一定会朝多养一个孩子费用递减的方向变化。”作者简单地拿美国养孩子的费用作例子，用来证明中国养孩子费用也会递减，由于缺乏相关的多方面比较和论证（例如中美经济结构、福利制度等因素差异很大），所以缺乏说服力。
8.作者通过使他人相信自己的观点而获得的好处
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中国读者再笨也明白，党媒评论作者宣传自己的观点绝不是为了咱老百姓，相信者无疑是自作多情，这一点毋庸多言。
结 语
本文以党媒评论为例，阐述了如何区分不同的论题和论证，寻找关键词语并分析有无歧义，寻找作者价值观的说明性前提和世界观的描述性前提，寻找常见的推理谬误，考察证据的可信度，发现干扰性原因和被遗漏的重要信息。
那么什么是可能合理的结论呢？你可以通过给定的理由，寻找尽可能多的结论，从中选择与理由一致性最高的。在寻找最合理结论过程中，为了避免简单的二元思维，请使用何时、何地、为什么等，为论点提供其它的上下文线索。还可以用“如果……”句来限定可能性的结论。
应当承认，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思维永不出错，但是，故意欺骗则不可原谅。此文旨在提供参考，推荐锻炼批判性思维的方法。提高思维水平和防骗能力，尤其对长期被专制文化浸淫的人们是十分必要的，这需要长期的努力。在锻炼批判性思维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提高自我批判能力，保持对自己思想的反省，让自己的思考和表达更严谨周密。
（为了方便学习批判性思考，笔者根据以上有关内容制作了一张表，附在文后，供分析一篇文章时参考使用，使文章的分析更条理化。）
主要参考书：
《批判的思考》（如何批判思考、正确推理和合理论证），[美]布鲁克•摩尔等，东方出版社，2007年11月
《学会提问——批判性思维指南》（第七版），M.Neil Browne等，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年3月
《可笑的思维谬误：批判性思考和查错神经》，冀剑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2016年5月16日文革五十周年于石家庄望云楼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1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