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之后的“六四”血腥镇压已经过去二十八年，牵头创立“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丁子霖教授已届高龄。丁子霖和蒋培坤两位教授的独子蒋捷连“六四”遇难时只有十七岁，当年与他同龄的青年学生如今大多已为人父母，子女也许正在成长为十七岁的青年。由于父母极少公开谈论“八九六四”，不少大陆年轻人认为一九八九年属于父母一辈，不再与当下的现实直接相关。这种隔膜既是中共当局长年管控公共记忆的后果，又是社会结构剧烈变动时期，经由代际交替而放大了的言论审查效应。
“八九六四”的记忆从当下向历史移转，对坚持八九精神的努力来说，是需要严肃对待的新状况。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和平环境的一时反应，并不会根本去除中华文化传统对历史叙述的内在依赖。一旦社会遭遇重大危机，残缺扭曲的历史想像很可能会膨胀起来，充塞突然出现的言说真空，增加危险的不确定性。纪念“八九六四”，因此而具有了为未来维护历史重力的意义。
“八九六四”渐入“历史”语境
中共统治下，曾带来巨大社会动荡和伤害的政治事件，能够得到纠偏和“平反冤假错案”的，仅只是偶然。实践中的通例总是在没有釐清真相、没有追究责任之前，就匆忙推给“历史”，并极力诱导公众忘却。被这样处理的政治伤害，“八九六四”并非首例。中共八十年代初即曾号召“向前看”，以此处理“文化大革命”。不过，忽略过往公共记忆的趋势正在逐渐增强，近年来已成为突出现象，这应该牵涉到更广泛的深层原因。
事实上，“历史”阐释的严肃性正在受到大规模侵蚀。近十年来，中国成为新兴超级经济体与西方金融海啸几乎同时发生，直接影响到国内学术思想界对世界的认知。简言之，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挣扎、不断革命，不再具有积累经验教训的意义；主导中国思想界一百多年的“忧患意识”不再能够支撑起各方争辩的平台。对“中国”的言说，也从过去的细说近代史转向偏好以全球宏观视野预测未来。这种情况一方面对应于人文学科地位普遍性下滑，另一方面又呼应了此前已经输入国内的各种解构启蒙叙事的西方“后学”流派。各个人文学科内部的既往传统都受到不同程度冲击。由于当局的关注，历史阐释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古为今用，史为今用，注意力高度集中到“今用”。本来已有显着进展的史料爬梳训练，也在历史阐述“今用”至上的影响下面临危机。
这样的大环境，特别是例如对刘晓波浦志强以及重提清末立宪的《零八宪章》动用多种公权力重点打击，结果，曾经格外敏感于现当代“周年纪念日”的中国文化精英和都市市民社会，面对正在不断到来的一系列一百周年纪念，却表现得越来越懒散。纷扰二十年的“新左派”和“自由派”之争，在评价五四时，罕见地分享了从不同立场出发批评指摘不以为然的态度。与百年纪念类似的还有，去年文革发动五十周年，国内严控公开纪念的活动和言论，社会反响同样是波澜不惊，冷漠置之。
受此影响，逐渐进入“历史”语境的“八九六四”，也被以各种方式视为于今“无碍”，最多不过是令人慨叹而已。在言说光谱上，官方舆论固然普遍缄口不言，但当局也放任《环球时报》年年发表以攻为守的言论诋毁当年的参与者和今日仍坚守的民主人士；知识思想界为“六四”屠城文过饰非者不在少数；马云这样全球瞩目的IT商业界精英，为商业利益而公开为“六四”镇压洗刷；坚持纪念“八九六四”的少数人，越来越被隔绝在社会大众视野之外。所有这些国内官方半官方舆论举措，多多少少都基于八九天安门之后中国经济并未崩溃、反倒迅速崛起的事实，并且基于一种共产党做得不错、当初镇压也是迫不得已的推论。这个逻辑推论影响极广，海外并未受到中共直接控制或干扰的华裔非华裔学者，有时也在自己的着述中加以阐发。甚至一些八九年之后的流亡人士，也常常疏于分辨。下面将从八九年时发生冲突的三种主要力量入手，简要分析相关论述的谬误之处。
“中国模式”不可告人独家祕诀
从当局一方来说，海外学者为中共“六四”镇压缓颊最著名的，要数哈佛教授傅高义。他的《邓小平时代》一书（英文版二○一一年、中文版二○一二──一三年出版），将八九年发生的天安门抗争和其后的“六四”镇压看作是邓小平在致力于改变中国的巨人伟业道路上，一个不幸的插曲。傅高义的态度更为清晰地表现在他频繁接受的一系列访谈中。自中文版出版直至邓小平死去二十年的今天，他面对媒体时，一贯刻意回避提及一九八九、天安门、“六四”，似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九七九年一路高歌猛进到今天，中间并没有发生过重大挫折。这种论述方式在西方很少受到质疑，主要原因还在于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常常需要简介历史背景，“改革开放三十年”或者“经济高速成长三十多年”遂成为一般读者耳熟能详的通用套话。
不过，这种连续性思路也在不少曾追随赵紫阳的八十年代精英当中蔓延，其中很有一些后来流亡海外、终其一生都无法回国的重要人士。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最近减缓之前在全球曾一枝独放，其所依赖的主要经济政策都是沿袭赵紫阳及其智库在八十年代的开创性思路。真正的成就应当归功于赵紫阳，而不是并未介入具体经济决策的邓小平。后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赵紫阳都曾考虑到，而后来的掌权者却不肯采纳他的意见。可以想见，在他们心目中，八九年的抗争和“六四”镇压确实是不幸的转折，并因党内斗争导致了赵紫阳（及其追随者）不幸的个人命运；但从经济起飞的角度看，八九前后的延续性以及赵紫阳在其中的关键贡献才是最重要的。转折固然不幸，但其意义只是在赵紫阳的道义立场，转折本身的历史内涵，并不在他们关切范围内。
这些观点忽略了“六四”镇压对中共而言的历史重要性。邓小平的两大口号，“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是硬道理”，都是在“六四”之后才提出，也是那之后三届中共领导人都恪守不变的基本立场。首先，这样赤裸裸实用主义的口号，很难在八十年代语境下公开提倡，在中共党内必然会遭遇各种不同阻力（所以才会在“六四”后同时强调党内“不争论”），也不可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所以八九民运才会有那么广泛的社会支持）。其次，这两个“六四”之后的关键口号，保证了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二○○一年年底），中国经济以低工资、低人权、高比例出口为标志的方式，实现国际贸易基础上的国家资本积累大规模增长；同时又推行经济增长率GDP硬指标治国，强行关停并转“改制”国营和集体企业，医疗、教育、住房纷纷“产业化”，将经济转型的成本负担全部转嫁给劳工阶级和社会大众。国家资本积累，负担转嫁社会，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不可告人的独家祕诀。其成功，端赖于邓小平那两句箴言的加持。再次，加入世贸后的新世纪里，中国的国际贸易份额成倍攀升，国家通过大型国有龙头企业掌控资本，与境外投资者合作，借助于将社会主要人口转化为“房奴”等强制消费手段，实现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化，再次在强化党国统治权力的同时，将转型成本转嫁给全社会，最终形成社会收入两极固化，令中国经济基尼指数长期滞留在最危险区间。最后，在所有这二十多年的实践中，正是邓小平那两句箴言，保证了环境破坏的不可逆转。
这些发展方式，在八十年代已经开始遭到各种方式的社会质疑，也是八九民运爆发的重要原因。没有“六四”镇压，中共不可能以这样的实际方式管控社会和经济，以国家名义为自己的一党专政攫取巨大资源，将发展成本丢弃给社会下层和后代。
现代政治参与的道义正当性
官方之外，评论者、学者、亲历者谈论得最多的是走在一九八九年抗议风潮最前列的北京高等院校大学生。各种观点中，最有代表性也是最有影响的，包括制作纪录片《天安门》的卡玛（韩丁）和写作获奖专著《天安门的力量：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二者都和上面谈到的侧重后续经济发展实效的视角不同。卡玛影片认定“八九六四”造成中国历史发展本可避免的断裂，而且造成断裂的责任者就是主导抗争的学生群体。影片解读中国现代史的一条主线，是如林毓生等海外前辈学者早已提出，从五四到文化大革命一以贯之的一种“打倒一切、彻底解决”的文化态度（对此，国内学者朱学勤曾在八九后明确批评，认为史上并不存在从五四到一九四九乃至以后的直通车）；在此之上，影片挖掘出同样一以贯之的青年学生自视为民族进步先锋及大众对其盲目崇拜的状况。到了八九年，两个一以贯之纠合在一起，就成了学生完全听不进理性意见，不知退让妥协，只知道一味冲锋刺激政府，最终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导致坦克机枪清场。对此类立场，笔者二十年前即曾质疑，这部电影作为历史讲述者，隐然将出动军队镇压的责任归罪到受害者一方，显示出道义观念混乱以及历史实用主义倾向。
赵鼎新虽然在副标题里突出国家社会关系的概念，而且他本人也持续关注国家统治正当性议题并且近年有相关专著问世，但这本讨论天安门的著作首先得到认可却是在美国社会学领域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分支，而不是得益于他对国家立基条件等方面的洞见。作为比较年轻的分支，相较于对社会群体现象（crowds）的探讨，欧美社会学界关于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collective action and social movement）的研究，传统上更倾向于事先假定其中现代政治参与的道义正当性。像赵鼎新这本书这样搁置政治参与正当性前提、分析社会运动由于内在缺陷和不足而导致惨酷失败的进路，不说绝无仅有，至少非常罕见。其获奖与受到重视，很难说与此无关，但是问题也正出现在这里。赵着的主要分析思路，系将中共当局设定为相对稳定的既有体系，遵循其既定内在逻辑运转，有预期可能；而学生方面则缺乏组织，缺乏意识形态基础，易受情绪波动影响，而情绪波动幅度又格外显着，同时学生本身和支持学生的市民群众都受到经济利益左右，因而整体上相对于政府而言极为不确定，行为找不到支撑点时就大量诉诸传统意识，决策时极易走极端。结果，冲突双方思维和行为上的不对称，最终导致惨烈冲突难以避免。
正如余杰评论此书时所说，这个思路无法说明为什么八九年的冲突最终会造成中共高层领导的内部分裂。问题根源之一在于赵鼎新使用资讯时的选择性。赵着使用田野调查结果来证明中共统治正当性在八九年时已经从意识形态主导转向依赖于经济效益，但田野调查同时显示的社会对道义和道德标准混乱的焦虑，在他的研究中却只用于解释社会在抗争过程中对国家的“不理性”要求，没有同样用来解读“国家”行为对其依赖的一面。以韦伯提出的传统、理性、强势人格等（现代政治）正当性分类来看，八十年代后期，中共即陷入这三方面都遭遇危机的状况──改革开放否定了既有“传统”，清洗胡耀邦否定了理性，强势人格也已经多方表态要严防重现。这些正是八九民运短时间内就兴起蔓延成全国性动荡的重要原因。至于说赵鼎新试图建立的绩效正当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模式，且不说理论上是否成立，在历史实践的当时将其说成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主导因素，至少也是言过其实，用来敷衍北京学生的情况或属差强人意，一旦扩展到全国范围，立刻显示出立论薄弱。
八九抗争是“民主运动”
卡玛影片和赵鼎新专著在另外两点上值得注意。第一点，两人立场观点或有不同，但他们提出的解说阐释，从来没有和那些用续后经济发展贬低“八九六四”重要性的观点发生过直接对立或冲突。相反，二者都成为国内在一定范围可以被官方容忍的表述（试比较遭学生举报、遭外来人员到校园围堵抗议，并遭校方因课堂言论处置的大学教员）。第二点则牵涉到八九民运中第三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即，非学生民众。笔者相信，在试图解读八九民运和六四屠城的时候，任何将注意力侷限（这里的定语是“侷限”）在学生所犯错误乃至“罪恶”行径的立场观点，无论主观意愿如何，都在客观上带来消减当时社会动荡程度的结果，而且使得千百万曾参与运动但长期陷入沉默的非学生人士被进一步消音。
大规模民众参与的政治抗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经济问题使然，始终是各方争论的焦点之一。以中共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经济决定论可以回答一切宏观社会问题。这是邓小平一贯提倡“白猫黑猫”理论、在“六四”后又明确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根本原因。从他提出后一口号的动机来看，这似乎可以理解为“经济问题解决之前，谈别的都没有用”（这种理解显然与毛泽东领导农民革命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都存在尖锐冲突）。从另一个角度，经济决定论又常常用来取消或否定社会事件的政治内涵，将其中的政治表达归罪于“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人”煽动，并达到使用政权暴力来分化孤立惩戒管控的目的。赵鼎新试图论证的统治绩效正当性，用经济改革遭遇挫折解释民众参与天安门抗争的动因，与中共官方言说策略不期而遇，也许并非纯属偶然。比较韦伯建构的正当性分类可以看出，所谓绩效正当性，只能适用于既有秩序下的延续状态，难以论证绩效具备独立且唯一的正当性价值。而韦伯提出的三类正当性，都有可能在挑战既有秩序中发挥作用，足以形成新的政治权威，有取代既有秩序而建立新统治的潜力（例如：伊朗革命借助传统，中共革命借助毛泽东个人魅力，台湾民主化借助理性）。
八九年民众站出来声援支持学生的规模之大，仅用一九八八年经济改革的挫折作为背景解释，远远不够。笔者也是最近才意识到这种解释的缺陷，而且是受到赵鼎新讨论政治正当性的启发。前面提到，八九年时，中共当局在韦伯分类的三种正当性方面都遭遇危机，假如民众不满确实表达在“绩效”上，这个表达也应该和他们对政府的道德要求合并观察。这是因为，绩效和道德说教是当时中共当局维护统治的一体两面，而当时那种陈旧的道德说教已经无力为民众在商业经济改革压力下秩序分崩离析的时刻提供有效的参照。要说明这种状况，比起我们当事人未必可靠的回忆，当时的文艺作品是更为有力的证据。例如，作家莫言一九八八年根据真实事件写作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相声演员姜昆一九八九年年初春节晚会上讽刺无规则的商品经济泛滥，到了把天安门广场改造成一个巨大的农贸市场的程度；作家王朔一九八九年春开始在杂志连载的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分别生动揭示出问题不在是否要市场或者是否要商品经济。真正的问题在于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们放弃维持社会公义的责任。这是天安门抗议者不断向当局施加道义压力的深层原因，而且与中共统治正当性面临整体危机直接相关。
笔者曾撰文为“八九民运”之称辩护，这里不再详述。简单说来，卡玛和赵鼎新引进比较视野的时候，基本是就中国现代史纵向比较，从五四到一二九到文革，等等；但只要将视野放大到世界范围，就可以发现，比起八九年天安门抗争来，组织更薄弱、立场更庞杂的突发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比比皆是。重要的并不是说，抗争运动是否像当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前那样有组织有纲领，也不是说假如抗争“胜利”，抗争者掌权是否真的会比共产党更好（这是完全虚假且不能成立的比较）。关键在于，政治性群体抗争是现代社会里，公民政治参与的正当方式。其表现形式很可能因时因地因国家民族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其实质是相同的。不管存在多少经济利益决定的个人动机，这种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在国家社会关系上，表达的是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强烈意愿。在这个意义上，八九年春夏之交，中国境内数百大小城市里千百万人曾经参与长达一个月以上的和平抗争，完全无愧于“民主运动”的称号。
纪念“八九六四”今天尤为重要
事实是，自从军队暴力入场，像八九年那样表达政治参与意愿的全国性民众大规模示威就没有再发生过。小规模的仍然持续了很长时间，迫使中共当局一次再次重启暴力手段，向世人证明其维护政治独裁的决心。网络时代得以迅速传播信息以来，广东的汕尾、太石村、乌坎等地先后发生的抗议，都是明证。在社会因经济发展而发生急速结构性变动时，民众出于保护经济利益的动机而要求有效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正是“民主”的本义。而中共当局则在二十多年时间里，特别是习近平执政以来，越来越明白无误地表现出，在政治领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独霸所有政治资源，为此不惜使用公权力，打击一切公民社会藉以活动的空间和坚持正当公民权利的活动人士。时至今日，政治意义上能够容纳不同声音的公共空间已经极度萎缩。这是为什么坚持纪念“八九六四”在今天尤为重要。
此外，之前已经提到，中国现代史上一直有尊崇“忧患意识”的传统，但在中国崛起为世界强权之一的大形势下，这种意识正在失去作为各种立场共享思考平台的功能。特别是在青年世代当中，像《义勇军进行曲》那样疾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已经失去其紧迫感，不再触动人心。尽管中国仍然问题多多，当代年轻人也不再亢奋地写作诸如“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痛心疾首的大文章。目标高远的年轻人放眼世界时，不是想像如何改造中国社会或是如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而是如何能够令中国有力地与美国抗衡。那些仍怀有善良意愿，寄望于从底层做起改变社会的青年，常常遭遇到未曾预料的困境：只要心目中抱持了“改变社会”几个字，你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公敌”。从环境保护到提升女权的各种社会议题，都受到国家暴力机器的打压和国家舆论工具的贬损嘲弄或攻击诋毁；而为了促进消费刺激下的经济成长，市场诱惑却得到大张旗鼓的鼓励。这样的环境使得乌托邦想像和理想主义精神从青年聚集的社会生活中迅速流失。
在“救中国”不再是主旋律的时代，中国人是否仍需要想像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并为之奋斗，是中国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不少自诩“左派”的知识份子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不断谈论的话题。但是，在中共当局独裁统治的历史条件下，视而不见青年理想主义面临的险恶处境，侈谈中国革命传统作为当下另类想像的资源，甚至臆想“一带一路”提供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想像的新可能，实际上都是在帮助统治者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粉饰现实。其实，随着中国政府自己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国际强权行径，这类粉饰本身业已发生变调，越来越向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倾斜。
时间距离将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抗争推向“历史”，也为我们拉开距离清醒认识“八九六四”的历史意义提供了机会。那是一次中国民众渴望并强烈要求政治参与权利的示威；是从社会进步的想像出发，追求民族“救亡”的呐喊；也是一次理想主义的极致爆发。纪念“八九六四”，实践的是护卫民族精神，护卫社会愿景的公共理念，并在这种实践中彰显历史的重力──无论中国境内能否公开纪念“六四”，这个重力始终伴随着沉默者也牵制着掌权者，沉淀在民族集体记忆深处，而不会被人为抹煞。
动向2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