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小时候不曾过过生日，所以终生不谈生日。不料去年一批年轻朋友好意为我找补这人生一乐，遂发生警察严令“不准”的小热闹。记得双方拉锯的最后一役，年轻人在茶会规模上让步，当局放行的条件变成“须有一名官员到场——她那么些当官的老熟人，来一个就行。”
此指令传到我这儿——是啊，老同学、小玩伴。不过呢……我把他们一个个想了一遍之后告诉年轻人：“现职而与我仍有来往的，眼下只有两位：原住海淀时候看（平声）我的警察小马；搬到顺义之后看我的警察小刘。”
从入小学开始“社会交往”，65年下来，真可铺就一张群星闪烁联络图：政界、财界、文化界……但什么都挡不住“戴晴”二字，自坦克开上长安街之后，已成“妨官瘟”：只要有个一官半职，或者与来自官方的好处沾点边，对该瘟一概避之唯恐不及。
除了“北京市民”这一身份，戴晴在自己祖国已经什么都不是。记得一次申请办证须填“身份”。如实填上“无业”，被警察掷回：“多难听呀。那么多项，随便选个别的。”
别的？记者是做不成了。而出书——本人安身立命之业——22年来，只剩空嗟叹。不为写不出，只为在中国，正式出版物（即可以在书店出售的书）要有正式书号。无奈而今这劳什子只攥在吃官家饭的出版人手里：人家什么都不干，大把换银子滚滚来。没人愿冒出版署名戴晴的书而丢此肥差之险。
冒险？多大的险？什么人不受《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的保护？
数年前，我翻译的《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Ian Buruma: The Wages of Guilt）经中间人操作，为社科文献出版社接受。如何署名？我坚持译者的权利。中间人说“出版社非常为难”。我请他们出示“戴晴”二字不可出现在书里的依据：出版法？刑法？规定？电话通知？……如果都没有，我只能将其看作是编辑本人的主张。如果这样，我的律师会去看他。
话传过去。开印。新书寄到。封面、书脊、扉页……小六号的“戴晴”二字终于在内三页找到。数天后，接到《南方周末》书评版编辑来的一本，说“这本书不错，戴老师能否写个书评”。哈哈！我请中间人转达对出版人的问候，并提请他注意：此二字上了书，洪水地震都没有发生。他本人也没染上时疫。
2010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在香港出版。湖南的一个非常成功的经纪人很出大陆版。他知道此前我曾以妈妈革命前的名字“克柔”编辑过传主张东荪的《学术思想随笔》，或许这回再把她老人家请出来？我说“好”。他进而要把书中“关键敏的感字和段落换掉”，也咬牙答应了。几个月过去，几年过去……此书的复印本已经散遍校园，哪怕离休老干部署名，也没人肯出。
好嗅觉呀。依据是什么？
幸而大陆正践行“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无需书号与官员审阅，只要出钱就能见书的“委托印刷文责自负”出版业拔地而起。办不成生日会的年轻人到处筹钱，“文责自负”地印了一本《戴晴文选》当做生日礼物，遭某乡“通缉”的头号“汉奸”的茅于轼题写书名。
警察必防必控的是上街、上访，写字儿、印书看情况。《戴晴文选》上千册，哗哗哗送到读者（包括警察）手中。年轻人还特别印了一个小书签，上有高擎“1989平暴纪念”的汉代说书俑（此哥们儿与敬爱的小平同志逼肖）。下边是戴晴的一幅自嘲联——年届70，本应安享夫子“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不料晚生2500年，“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氛围，在潜规则之下，体现在她身上，变为：尚有顽心时时所，无处不矩日日逾。横批：七十难过。
这就是今日中国的自由言论空间。比起镇反（1952）、反右（1957）、文革（1966）时代，已经好得太多——作者有饭吃、有房住、有车坐，小文写就鼠标一点，就通过网络送到天琪手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