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藏人扎西次仁(Tashi Tsering)的口述自传“西藏是我家”。原著是英文,英文书名是The Struggle for Modern Tibet,意思是“为现代西藏而斗争”,由美国学者梅尔文·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和威廉·司本石初(William Siebenschuh)执笔,中文译者是杨和晋博士。全书共330页,正文分十四章,还有序文、前言和后记。

算起来,这已经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第六本有关西藏的书了(其余五本是:“天葬”、“阴谋与虔诚’、”尘埃落定“、”重返西藏“,如果把”中国西部孤旅“也算上的话,占明镜出书的5%)。在国际社会,西藏问题很受重视,好莱坞也拍过不止一部关于西藏的电影,达赖喇嘛更是国际舞台上一位广受尊重并且十分活跃的人物。

扎西次仁的经历相当富有传奇性。他在一妻多夫制的家庭中生长,他的父亲和叔叔共有一个妻子,不过在当时的西藏,象这样兄弟共娶一妻的现象很普遍,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反而是后来,扎西次仁发现别族别国的人都对这种一妻多夫制表示惊讶,倒觉得奇怪了。少年时代,扎西次仁获邀选为达赖喇嘛仪仗队队员,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大概和当年的少先队员被选上给毛主席献花差不多。然而就在那时,他开始体会到传统社会的苛刻与残忍。随后,扎西次仁在和僧侣交往时,又受到某些僧侣的性骚扰,成为同性恋僧侣的猎物,不过确切地说,这还不是性骚扰,也不一定属于同性恋,因为僧侣按规定是禁止有异性恋或同性恋的,发生在扎西次仁和僧侣之间的事,不过是一种得到默许的同性之间的性活动而已。

在这本自述里,扎西次仁告诉我们,他从小就有强烈的求知欲,因而不甘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在传统西藏,等级分明,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从一出生就被严格规定的。还在少年时代,他就冒险逃离拉萨去了日喀则,后被家人找回。在五七年,他获准去印度求学,在那里认识了达赖的兄长嘉乐顿珠。在五九年西藏事件后,他在印度参与了接应流亡藏民和帮助运送达赖喇嘛的金钱的工作。达赖喇嘛给了他三个建议:“做一个好的西藏人,努力学习,把所学知识去为同胞和国家服务”;然后他远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华盛顿大学。这使他大开眼界,从此知道了在西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神权政治之外还有别样的选择。扎西次仁并没有加入流亡藏人团体,因为他感到他们生活的无奈,另外他还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有相当的向往(顺便一提,达赖本人也信服过中共,并热衷于社会主义)。于是,他谢绝了嘉乐顿珠给予他的重要职位,不顾朋友的忠告与反对,又返回了中共控制下的西藏,指望能用自己的力量促进西藏的现代化。中共把他安排在陕西咸阳民族学院,文革初期,他以红卫兵的身分还得到毛泽东的接见。然而,正象他的朋友们预先警告过的那样,扎西次仁并没有得到中共当局的真正信任,文革中还被打成间谍挨批斗被监禁。直到四人帮垮台和邓小平复出之后才获得平反。这时,他开始编撰“藏英汉词典”。九二年,扎西次仁再次去往美国,作研究访问兼商业洽谈,并再次获得达赖的接见。其后又返回大陆,着手为无学可上的乡下孩童筹集资金开办学校,至今已有五十几所。

美国华尔街日报文章指出,“西藏是我家”这本书,是“一部很吸引人的实录,不但详述了扎西次仁的人生经历,也描绘了二十世纪西藏所遭受的灾难”。

扎西次仁选择了回到西藏为藏人服务,他的事业也颇有进展,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苦恼与困惑。他反对西藏的旧制度,同时又希望能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他对达赖说,藏人要学会和汉人共同生活,但也应该对共产党的错误政策进行反抗。可是在现今条件下,他能够怎样反抗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呢?在回顾自己的经历时,回顾自己当初毅然返回西藏,热情投身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时,扎西次仁写到:“我当时是多么的天真,多么愚蠢而又乐观!然则,我想,要不是因为我的天真和愚蠢的乐观主义,我就不可能活到现在,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了。”扎西次仁终究算幸运的,因为还有许多象他一样天真而乐观的人,没能活到今天。

2000年

《胡平文库》读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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