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可以推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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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许良英文集》出版之际

今年一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许良英文集。这部文集精选出许良英先生自一九七八年以来发表的四十二篇文字,按内容分为六个方面:1、科学史探讨,2、爱因斯坦研究,3、哲学思考,4、为民主自由和人权呼喊,5、念师友,6、忆往事。全书共395页。文集取名《科学、民主、理性》,这个书名既概括了许良英先生的毕生追求,也反映出这部文集的内容和风格。

许良英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科学思想史学者,杰出的民主和人权活动家。许良英先生于一九二零年出生于浙江临海。少年时代,许良英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后来又参加了中共地下斗争,既是老革命,又是专家;然而在五七年却被打成“极右”,回农村劳动二十年,“四人帮”垮台后,许良英先生一方面继续从事专业研究,一方面为自由民主大声呼吁,在“六四”之后的高压下毫不退缩,发表文章,参与公民上书,以“五四”精神的继承者自命,成为不倦地呼吁“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坚强斗士,成为中国社会直言不讳的象征。

我第一次知道许良英的名字是在一九七七年买到有他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认识许先生本人则是在一九八二年。那时,我从北大毕业已经一年多,由于在读书期间参加过竞选活动鼓吹言论自由,当局甚感恼火,很想整治一番,却又苦于师出无名,因而只好在分配工作时给我制造麻烦。当局不敢公开宣布不给我分配工作,但又暗地里责令有关单位不得收留录用。当时在中科院科学史所的许良英先生(还有赵中立先生)得知我这个人民代表竟然没单位肯收留,立马拔刀相助,打算把我要到他们科学史所。我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史,毕业论文写的是休谟因果学说,对科学哲学略知一二,若分到科学史所也还算专业对口。许先生这次帮忙虽然没有成功,不过我却由此结识了许先生。

八七年一月我来到美国,当时国内正在开始反自由化,据说这次反自由化的起因之一是方励之、刘宾雁和许良英等三人计划发起反右运动三十周年讨论会,踩到了邓小平的痛脚。我在哈佛大学见到了许良英的儿子、正在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许成钢,谈起他的父亲,谈起许良英在自由化运动与反自由化运动中的非凡之举。许成钢说,其实,我爸爸做的事都是事前可以料到的,我爸爸的行为是可以推论的。

说得妙极了!这就是许良英之为许良英。出了一件大事,许良英会作何反应,你不知道吗?你用不着去打听,你只消推论就行了。许良英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从不躲闪,该怎么做就一定怎么做。这就叫信誉,这就叫刚直方正。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风云多变,人心莫测,多少英雄好汉,哪怕手眼通天,遇事也常常免不了要踌躇犹豫,权衡算计的。象许先生这样直来直去,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或曰可推论性,实在少见。

文如其人,读许良英先生的文章,除了文字上的简洁明快使人联想到许先生为人的质朴与方正外,还有两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虽九死其未悔”的理想主义追求,一是“觉今是而昨非”的反省精神。

如许良英自己所说,他的一生有过三次大的转折,最终回到民主与科学的立场上。早年,许良英热情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五七年被打成“极右分子”后仍然对毛泽东十分崇拜,直到八七年反自由化之前,许良英还对共产党抱一线希望。也许,在老一代知识份子中间,许良英并不算特别的先知先觉,然而,由于他的真诚,他不断地自我超越;又由于他那永不熄灭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旦从谎言中觉悟,不是堕入虚无,不是变成犬儒,而是更顽强、更清醒地抗争,从而成为老一代知识份子的代表性人物,并为那一代知识份子充满曲折艰辛的生命历程树立了一个人格典范。

2002年4月5日

《胡平文库》读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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