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欧洲之行,从伦敦到布鲁塞尔,所到之处,无不遭遇侵犯人权之问。连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报道了温家宝的相应答复。温家宝的战术是把题目向如何理解十三亿人口的自身发展的问题上拉扯,强调稳定。唯一无须他绞尽脑汁的地方竟是德国。施洛德总理竟免除了对来访的中国总理发出人权责问。他的策略是把有关的责问推托到五月十七日即将在北京举行的新一轮德中法治国对话那里去;并称道那样的会谈才是提出问题和说明问题适宜形式。

结果当然是诸多德国的人权组织纷纷批评施洛德,说他是把法治国对话拿来当作了人权问题的遮羞布,让北京避过所有的批评。

把人权问题提上讲坛是否必要,去年十一月在柏林举行的、关于互联网问题的德中两国“法治国讨论会”本身已经显豁无疑。释放刘荻正是该法治国对话的时期。联邦司法部长祖普丽丝Brigitte Zypries女士当时高兴地以为,如中国司法部长曹康泰应德方的请求而承诺的那样,中国将重新复查那些被逮捕的网路使用者的案例,同时让新闻监控当局封闭的搜索网站Google重新可以进入。北京也确实在几天之后将2002十一月七日拘押,一共关押了一年又二十一天的北京师大心理学女生刘荻释放了。她仅仅是在网上写过一些嘲讽文章,就被未经指控地拘留审查。日前这位二十三岁的大学生告诉在北京的德国世界报记者,释放了半年以后,她始终不明不白地仍被搁置一旁。既不知道她的学籍是否仍被承认,也不知道是否可以毕业。“在检察院的眼睛里,我仍旧是戴罪之身”。司法部门认定,她只是因为犯罪的“罪行轻微”而被释放而已。然而只要她一天没有被宣告无罪,大学就拒绝承认她的学籍。德国记者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法治”:既没有起诉,也没有判罪,关押了一年以上,迫于国际压力而释放,又没有无罪宣判。这是什么样的法治?这是人权最好时期?

德国方面还了解到,北京当局对Google浏览器只是“对外”开通而已。凡是网路监控人员不愿意让人民阅读的批评性报道决不允许被公开。中国的防火墙技术已经打造得如此炉火纯青,以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封锁某些内容,却可以让浏览器里外机体毫发无伤,畅通无阻。中国司法部长的这种承诺可以说是在玩弄德国的谈判代表。

今年五月十七日,祖普丽丝部长又率领一个由四十名法官、法学家和司法官员组成的高级代表团前往北京召开新一轮关于法治国家中紧急状态条例的“法治国”对话。这个去年就由双方协商拟定的题目在中国是非常现实的题目。今年三月,全国人大借助两项宪法条文的修改,扩展了人大常务委员会和国家主席在这方面的权力。他们两者原本只可以在灾难情况和国防情况下宣布戒严,现在则可以在更多的情况下“宣布紧急状态”。例如对于从萨斯病爆发到恐怖袭击等情况作出反应,宣布紧急状态。中国司法部长曹康泰宣布说,北京打算在它原有的一百十一项法规和法令的基础上为紧急情况订立紧急状态法。这一动议已经列入2004年的立法计划中。

德国的中国问题评论家Johnny Erling对此的批评是耐人寻味的:中国宪法对紧急状态的最新定义,允许国家未来在法律的基础上可以为防御危险而调集军事力量。这个疑难题目在1989年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日之前的半个月前夕拿到德中“法治国”对话中来讨论,完全不成问题。但是回顾历史就免不了罪责之问:中国的党政领导怎么能未经任何法律许可,竟以紧急状态为由,于1989年五月十九日宣布全市戒严;然后在六月四日的夜间调动军队进入北京,并将学生示威活动镇压下去?

《彭小明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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