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水:血拆暴征是主权归党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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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主权,中共宪法规定“主权归民”。从本义上来讲,“主权归民”不仅是法律界定,更在于是国家与公民相依的自然属性。中国封建时代信奉“率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向来被儒家哲学美化为“天子仁君”的完美道德形象,其权力来源假托为“君权天授”。

“主权归民”的本质是:全体公民是国家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唯一享有者,政府、执政党和政党不具有主权资格。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通过全民选举,选出领导者,领导者组建政府管理国家。公民在让渡部分权力之后,依然保有知情权、言论权、参与权、监督权和选举权。政府只是主权执行人,负责执行法律、维持社会和政治自由,主权者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政府权力来自人民,在政府对人民的上述权利不能进行保护或予以破坏时,人民有权更换或废除政府。反之,即为暴力夺权,自授主权,这就是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专制独裁制度。

国家“主权归民”,是寻求血拆暴征发生的深层制度原因、及其从制度层面破解的钥匙。

“主权归民”被颠倒

人民不具有选举权和土地私产不被承认,政府将“主权归民”虚置,这是产生血拆暴征的制度原因。在中共兴起时,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动员农民参与造反;而当夺权后,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实则是政府所有),国家主权的主体被改变。农村承包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不能在市场自由交易;城市商品房只有七十年房屋建筑所有权和使用权,却无地基土地所有权,虽然在买楼时支付了土地费。

在遍布城乡野蛮血腥的征地拆迁过程中,政府原始底气在于:我们代表国家收回土地,没说要建筑。但是,建筑离开土地不就成了空中楼阁吗?事实上,中国人都住在空中楼阁里。政府之底气还在于土地可循环利用,在所谓“公共利益”名义下,每过一二十年,再来一次暴征血拆,公民再被掠夺一次。只有在关乎政府面子的国际性体育盛事和博览会时,地方政府才舍得掏钱修建城市公共设施,当然这又是一次拆迁掠夺和破坏。

其次,暴力夺权的政府不具国家主权资格。在专制国家,统治者有意模糊了国家、政府、政党与执政党边界,将党政国合为一体:在意识形态和价值选择上,政党理念成为执政党理念,进而上升为政府和国家理念;在财产上,党产即为政府财产和国家财产,本应有清晰的法律界定。

法律将暴行合法化

在有关土地权属和征地拆迁的法律中,《物权法》是第一部掠夺式劣法,它从法律上否认并取缔个人土地(住宅)所有权。其中的国家和集体都指向政府,政府取代了国家和人民,成为事实上的国家主权者,从根本上颠覆了“主权归民”的天条。

国务院年初颁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以“征收与补偿”取代城市暴力拆迁,这些似乎是行政与司法、官员与商人隔绝的制度设计,但没有其它配套的制度设计同时发挥约束效力;其次,现在血拆暴征主要发生在社会资源稀缺的农村,地方政府屡屡引发命案和群体性抗争,最为重要的是针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地拆迁法律仍属空白。

在暴力拆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行政强制、司法强制和黑社会威胁,三管齐下,已经达到程序化和精致化阶段。那些在政府、国企和事业单位工作的城市拆迁户,会被单位以停职、停发工资相威胁,司法部门违背社会正义原则下达强制迁拆文书;而在农村征地拆迁中,“灭村圈地”,已经演化到丧失人性的疯狂地步,农民耕地和私宅被圈占,然后被集中居住在高楼大厦,这些农民被迫丧失谋生资本和手段。

血拆暴征的制度原因

权力来源合法性危机,常使政府陷入悖论和紧张状态,即使在不涉政治的经济利益纠葛等社会问题发生时,当局也会出于应急反应,而上升为危及自身统治的政治事件,不惜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因此,高昂成本的暴力维稳成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终极政治方案。

在崇尚暴力的权力逻辑下,唯GDP(国内生产总值)论、唯发展论、唯城市化论,都是为一党私利或为长久统治。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他们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从来都被以集体名义遮蔽和耗散,最大的悖论就在于:人民作为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并作为全球税负最重的纳税人供养着政府,却在社会财富二次分配中,很少实质享受到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政府福利,特别是农民,人民沦为唯发展论、唯GDP论等等最大的受害者和被盘剥者。

拆迁暴力危及国家政治安全

由于权力不受制衡,面对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的被拆迁者,政府往往难以抑制使用暴力、提高效率的内在冲动。因此,个人私产保护、司法独立、公民自治、全民选举、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等制度设计才是根本。制度民主转型不仅是解决血拆暴征的出路,也是解决所有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历史留给中共和平转型的机遇已经不多了。中共党内智囊已公开撰文指出:征地拆迁暴力,已危及国家政治安全。

另外,血拆暴征遗留下最大的负面遗产是:毁城灭村,消灭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存;摧毁了人文环境的自然演进,强制打断人们与建筑、村落相依相存的生活方式;编造并掩盖民权(产)不得保障、贫困人口达数亿(联合国贫困人口标准)的虚假繁荣现实。中共暴力政权非常在意在历史的节点上留下深刻印记,其执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强制人民感恩并制造罪感的过程。

没有人性的政权

笔者家父今年八十七岁,十八岁参加八路军,中共建政后在西北军区(现兰州军区)后勤部服役,中共党龄与共和国同龄,后转业在地方政府和粮食部门工作,六十二岁离休,住在单位家属区。二○○九年家属区拆迁,父亲遭遇停水断电、法院下达强拆传票,最为邪恶的是当地老干局和政府人员轮番登门,以老干部老党员要带头配合政府拆迁相胁迫,甚至匿名电话威胁若不限期搬迁,将停发离休工资等等,却绝口不提补偿和住房安排。原本身体健康的父亲突患急病住进医院,十三天滴水未进,全靠营养液维持生命,医院数次下达病危通知,后转院才抢救过来。在寒冷季节,年迈父亲被迫拖着病体,与其他拆迁户站在推土机前阻拦施工……。父亲参与中共的暴力革命终被他所追从的政府暴力所侵害,可见这个政权是多么没有人性!

《争鸣》2011年6月号

注:原文有删改,标题为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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