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家主权，中共宪法规定“主权归民”。从本义上来讲，“主权归民”不仅是法律界定，更在于是国家与公民相依的自然属性。中国封建时代信奉“率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向来被儒家哲学美化为“天子仁君”的完美道德形象，其权力来源假托为“君权天授”。
“主权归民”的本质是：全体公民是国家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唯一享有者，政府、执政党和政党不具有主权资格。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通过全民选举，选出领导者，领导者组建政府管理国家。公民在让渡部分权力之后，依然保有知情权、言论权、参与权、监督权和选举权。政府只是主权执行人，负责执行法律、维持社会和政治自由，主权者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政府权力来自人民，在政府对人民的上述权利不能进行保护或予以破坏时，人民有权更换或废除政府。反之，即为暴力夺权，自授主权，这就是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专制独裁制度。
国家“主权归民”，是寻求血拆暴征发生的深层制度原因、及其从制度层面破解的钥匙。
“主权归民”被颠倒
人民不具有选举权和土地私产不被承认，政府将“主权归民”虚置，这是产生血拆暴征的制度原因。在中共兴起时，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动员农民参与造反；而当夺权后，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实则是政府所有），国家主权的主体被改变。农村承包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不能在市场自由交易；城市商品房只有七十年房屋建筑所有权和使用权，却无地基土地所有权，虽然在买楼时支付了土地费。
在遍布城乡野蛮血腥的征地拆迁过程中，政府原始底气在于：我们代表国家收回土地，没说要建筑。但是，建筑离开土地不就成了空中楼阁吗？事实上，中国人都住在空中楼阁里。政府之底气还在于土地可循环利用，在所谓“公共利益”名义下，每过一二十年，再来一次暴征血拆，公民再被掠夺一次。只有在关乎政府面子的国际性体育盛事和博览会时，地方政府才舍得掏钱修建城市公共设施，当然这又是一次拆迁掠夺和破坏。
其次，暴力夺权的政府不具国家主权资格。在专制国家，统治者有意模糊了国家、政府、政党与执政党边界，将党政国合为一体：在意识形态和价值选择上，政党理念成为执政党理念，进而上升为政府和国家理念；在财产上，党产即为政府财产和国家财产，本应有清晰的法律界定。
法律将暴行合法化
在有关土地权属和征地拆迁的法律中，《物权法》是第一部掠夺式劣法，它从法律上否认并取缔个人土地（住宅）所有权。其中的国家和集体都指向政府，政府取代了国家和人民，成为事实上的国家主权者，从根本上颠覆了“主权归民”的天条。
国务院年初颁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以“征收与补偿”取代城市暴力拆迁，这些似乎是行政与司法、官员与商人隔绝的制度设计，但没有其它配套的制度设计同时发挥约束效力；其次，现在血拆暴征主要发生在社会资源稀缺的农村，地方政府屡屡引发命案和群体性抗争，最为重要的是针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地拆迁法律仍属空白。
在暴力拆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行政强制、司法强制和黑社会威胁，三管齐下，已经达到程序化和精致化阶段。那些在政府、国企和事业单位工作的城市拆迁户，会被单位以停职、停发工资相威胁，司法部门违背社会正义原则下达强制迁拆文书；而在农村征地拆迁中，“灭村圈地”，已经演化到丧失人性的疯狂地步，农民耕地和私宅被圈占，然后被集中居住在高楼大厦，这些农民被迫丧失谋生资本和手段。
血拆暴征的制度原因
权力来源合法性危机，常使政府陷入悖论和紧张状态，即使在不涉政治的经济利益纠葛等社会问题发生时，当局也会出于应急反应，而上升为危及自身统治的政治事件，不惜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因此，高昂成本的暴力维稳成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终极政治方案。
在崇尚暴力的权力逻辑下，唯GDP（国内生产总值）论、唯发展论、唯城市化论，都是为一党私利或为长久统治。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他们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从来都被以集体名义遮蔽和耗散，最大的悖论就在于：人民作为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并作为全球税负最重的纳税人供养着政府，却在社会财富二次分配中，很少实质享受到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政府福利，特别是农民，人民沦为唯发展论、唯GDP论等等最大的受害者和被盘剥者。
拆迁暴力危及国家政治安全
由于权力不受制衡，面对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的被拆迁者，政府往往难以抑制使用暴力、提高效率的内在冲动。因此，个人私产保护、司法独立、公民自治、全民选举、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等制度设计才是根本。制度民主转型不仅是解决血拆暴征的出路，也是解决所有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历史留给中共和平转型的机遇已经不多了。中共党内智囊已公开撰文指出：征地拆迁暴力，已危及国家政治安全。
另外，血拆暴征遗留下最大的负面遗产是：毁城灭村，消灭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存；摧毁了人文环境的自然演进，强制打断人们与建筑、村落相依相存的生活方式；编造并掩盖民权（产）不得保障、贫困人口达数亿（联合国贫困人口标准）的虚假繁荣现实。中共暴力政权非常在意在历史的节点上留下深刻印记，其执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强制人民感恩并制造罪感的过程。
没有人性的政权
笔者家父今年八十七岁，十八岁参加八路军，中共建政后在西北军区（现兰州军区）后勤部服役，中共党龄与共和国同龄，后转业在地方政府和粮食部门工作，六十二岁离休，住在单位家属区。二○○九年家属区拆迁，父亲遭遇停水断电、法院下达强拆传票，最为邪恶的是当地老干局和政府人员轮番登门，以老干部老党员要带头配合政府拆迁相胁迫，甚至匿名电话威胁若不限期搬迁，将停发离休工资等等，却绝口不提补偿和住房安排。原本身体健康的父亲突患急病住进医院，十三天滴水未进，全靠营养液维持生命，医院数次下达病危通知，后转院才抢救过来。在寒冷季节，年迈父亲被迫拖着病体，与其他拆迁户站在推土机前阻拦施工……。父亲参与中共的暴力革命终被他所追从的政府暴力所侵害，可见这个政权是多么没有人性！
《争鸣》2011年6月号
注：原文有删改，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