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法国笔会创建风波——国际笔会之源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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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PEN法国是笔会在伦敦成立后最早关注响应的国家。创会会员斯蒂芬斯·威尔是法国文学大师法朗士作品的英译者,而且旅居巴黎多年,与法国文学界颇有渊源,理所当然地立即承担起联络法国作家筹建笔会的任务。在11月举行的第三次执委会上,会长高尔斯华绥也答应写信给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普利策奖新科得主华顿女士和法兰西学院新科院士安德列·切弗里隆(André Chevrillon, 1864-1957),请他们帮助筹建。华顿很快回信,谢绝受邀为美国名誉会员,原因是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已受邀为法国名誉会员。她还表示,法国笔会的建立将会很困难,因为罗曼·罗兰和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944-1924),同属一个政党。

法朗士和罗曼·罗兰在当时被视为法国文坛并立的双峰,既然都答应成为笔会荣誉会员,那么同属一个政党,照说应该对法国笔会的建立更方便才是,怎么反而被认为更困难呢?这就要从华顿为何明言与罗曼·罗兰势不两立说起了。

Anatole France-Romain Rolland

阿纳托尔·法朗士                                                       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虽说在当时世界上已声名卓著,但是由于他作为和平主义者强烈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法国的个人声誉却极低。1914年战争开始后,他滞留于中立的瑞士,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以“和平主义者宣言”著称的《超乎混战之上》(Au-dessus de la mêlée,1914)等一系列反战论文指出:西方各民族之间没有交战的理由,因为一切战争都是反人性的血腥野蛮暴力;如果因纷争非打不可,也应当到欧洲以外的地区去打;主张个人超乎于战争、政治和党派之上,并抨击 “祖国”、 “民主”、 “宗教”、 “文明”、 “文化”等价值是资产阶级的骗人偶像。他由此遭到法、德两国舆论普遍谴责和攻击——激烈的法国同胞视他为“国民公敌”,骂他是“法奸”、“德谍”,称他 “日耳曼·罗兰”,甚至有人提出要审判并绞死他;而德国舆论称他为“最阴险的敌人”,是批着和平外衣的“沙文主义者”。在战争已遍及全欧洲的形势下,响应反战呼声者寥寥无几,连他所倾向的社会主义党派都支持“正义之战”,一些过去同气相求的朋友也因此而疏远他,使他一度极为孤立。不过,他不久就在中立的瑞士和瑞典获得了知音。提出 “反对资产阶级祖国”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列宁等俄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也正流亡瑞士,将在“十月革命”后主管俄共文化事务的卢那察尔斯基很快就成了他的新朋友,为他以后成为苏联和斯大林的忠实盟友打下了基础,从而导致更多非议。翻译《超乎混战之上》的瑞典社会主义女作家爱伦·凯(Ellen Key,1849-1926)于1915年5月写信给罗曼·罗兰,说有人建议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他,因为他是“唯一超乎混战之上的人”。当年秋天,巴黎传出有资格提名诺奖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法朗士提名罗曼·罗兰为候选人;不久又有报纸报道,瑞典学院已经决定罗兰为本年度得主,但遭到法国政府强烈反对:如果瑞典这么做,法国驻瑞典大使将拒绝出席授奖仪式。瑞典学院到1916年在公布该年度得主是瑞典作家魏尔纳·冯·海登斯塔姆(Carl Gustaf Verner von Heidenstam,1859-1940)时,才补颁1915年度得主为罗曼·罗兰。一直有传说,瑞典学院多数院士,本来并未被据称使他获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所打动,当年看中的本来是西班牙著名现实主义小说家佩雷斯·加尔多斯(Perez Galdos,1843-1920),但却为罗兰在《超乎混战之上》中所体现的和平主义精神和勇气所感动,因为那正符合诺贝尔本人的理想及其遗嘱中有关文学奖“应授予在文学上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的最优秀作品之人士”的定义,因此在授奖证书上注明:这个荣誉是给予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的。不过,这种荣誉显然令华顿女士和许多法国作家更不以为然。

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 1862-1937),比罗曼·罗兰年长四岁,原名伊迪丝·纽伯·琼斯(Edith Newbold Jones),美国著名多产作家、已出书近60部(一生作品近80部),代表作为两部长篇小说《伊坦·弗洛美》(Ethan Frome, 1912) 和《天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 1920);同时还是著名景观和室内设计师。她战前旅居法国,结识了许多作家,那位声称从不看罗曼·罗兰作品的未来(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纪德,也正是她的好友之一。她通过作为著名景观和室内设计师的商业活动,与法国政府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她也是人道主义者,但与罗兰的选择绝然不同,象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在一战中站在进行“正义之战”的法、英协约国一边。她参加了红十字会,推动和参与了各种救助难民、伤员、失业妇女和贫困艺术家的活动,并由此获得了法国政府颁授的“荣誉军团骑士勋位”。因此,她理所当然地站在鄙视罗曼·罗兰因反战而“浪得虚名”的法国舆论一边。

即使法国作为战胜国已过数年,公众对罗曼·罗兰战时的“反爱国主义” 仍难以释怀,绝大多数作家仍对其侧目,哪怕是一些与他属于同一文学流派甚至同一政治倾向者,也羞于或怯于与之为伍,尤其是他又自相矛盾地支持依赖暴力革命、国内战争和残酷镇压掌权的苏俄新政权。华顿回信明确表示与他势不两立,切弗里隆随后回信也提出了这一现实问题,因此可说代表了法国笔会绝大多数未来会员反对罗兰加入笔会的意见。

华顿对法国笔会建立困难的担心本也不无道理。法朗士由于与罗兰同属法国社会党左派,而且都有亲苏俄倾向,曾长期相互支持。虽然法朗士在一战中没有响应罗曼·罗兰的反战呼声,但据说他曾表示自己年龄太老,不免害怕与举国舆论为敌。他毕竟参加过普法战争,了解法国人民因战败所受的屈辱,以及对德国的民族仇恨——一战爆发前,呼吁制止战争的社会主义党国会议员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1914),就在巴黎街头的咖啡店中被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枪杀(审判拖到战后,嫌犯被判无罪释放)。不过,有传说法朗士暗中支持罗兰,尤其是提名他为诺奖候选人。法朗士继他在六年后获奖,成为法国在世诺奖得主第二人,其仇敌宣称此奖发得不地道,因为法兰西学院没有一个院士提过他的名,而外国人提名未免令人怀疑其对法国文学了解的权威性;结果证实是罗曼·罗兰以前诺奖得主的资格提名,其权威性无可置疑。以如此腥腥相惜的渊源,法朗士作为公认的法国笔会会长不二人选,若要比他年轻22岁的罗兰参与建会,实在是太顺理成章了,何况两人本是英国发起笔会首邀的荣誉会员。但是,由此而来的结果也不难设想,绝大多数潜在会员难免将持华顿同样立场,形成公开势不两立的局面——要么是法朗士和罗兰同进,使新建笔会面临会员奇缺的难题;要么是两位大师同退,使新建笔会面临缺乏权威代表性的难题。如此两难,似乎无解——是为“罗曼·罗兰难题”。

“罗曼·罗兰难题”其实是笔会发展史上一系列类似难题的开端,也正是“笔会之母”萨福太太老友韩特女士当初质疑实现笔会理想的可行性问题之一。将成为国际总部的英国笔会执委,试解此题的办法是:决定也邀请皮埃尔·洛蒂为荣誉会员;明确说明罗曼·罗兰只是英国笔会荣誉会员,不必是法国笔会会员。

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本名路易·马里·于连·维欧(Louis Marie Julien Viaud),法国最著名的海洋文学作家,任法兰西学院院士已达30年,比年长6岁的法朗士还资深5年;作为海军军官从事海上职业达42年之久,随着法国的世界扩张走遍各大洋沿岸地区,包括参加法清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从1879年发表首部小说,几乎一年一本,出书近40部,名作有小说《冰岛渔夫》(Pêcheur d’Islande,1886)、《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1887)和纪实随笔《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1902)等,文学上属于写实主义印象派,思想上为传统文化保守派,生活上厌恶现代物质文明。

1921年12月6日,高尔斯华绥在给萨福太太的信中提到,从切弗里隆信中可以看出,“我们选择罗兰仍然是一个障碍。我建议写信给切弗里隆,试着让他理解,我们的选择与法国笔会无关。”他在信中还说:“我已经确信,英国笔会必须只以榜样来领导,而不能独断什么是其他笔会在会籍事务上的程序。如果我们试图独断,我们就将碰到很多挫折,而且我们也将违背友谊的自由精神,而这正是我们理念的基础。让我们不要强加于人,由此就可以成功。我们要树立榜样的是:1)我们在英国最钦佩的作家作为我们笔会的荣誉会员;2)将每个其他笔会的会员作为我们的会员。不过,我认为必须到此止步。应该向每一个正在成立的笔会说明,如果改变多重会籍的规则看来绝对必要,谨慎程度由每个笔会自己掌握……每个笔会邀请自己的荣誉会员。”

这也就是说,为了解决“罗曼·罗兰难题”,理想只好向现实妥协——首先要放弃萨福太太有关笔会会员制的基本原则:“一个笔会的会员,也是所有笔会的会员。”其正面意义则在于:再美好的理想也不能强加于人,只能以榜样示人。

不过,正如华顿最早点明的,“罗曼·罗兰难题”之关键,还在法朗士和罗兰是一边的。她没有料到的是,法朗士不但同意出任会长,而且也认同了几乎一致的要求,拒绝罗兰成为法国笔会会员。这主要是法朗士作品的英译者斯蒂芬斯·威尔努力的结果,使理想主义者法朗士为了笔会的大局而向现实妥协。

2001年12月,法国笔会在巴黎正式成立,除法朗士外,创会会员还有纪德、瓦莱里、于勒·罗曼、加因、克雷缪、阿弗林等当时和未来的名家,克雷缪被选为秘书。

安德列·保尔·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1869-1951),时年52岁,20世纪上半叶法国大文豪之一,争取同性恋权利的先驱。自1891年发表第一部小说,1908年参与创办《新法国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至此已出书30多部(一生60多部),包括小说、游记、剧本、评论等,至今的代表作有三部曲《背德者》(L’Immoraliste,1902)、《窄门》(La Porte Étroite,1909)、《田园交响曲》(La Symphonie Pastorale,1919)和同性恋对话录《柯希唐医生》(Corydon,1921);在法朗士去世后成为日渐左倾的法国文坛最有影响的人物,启迪了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和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等后代风流;1936年发表的纪实《从苏联访问归来》(Retour de L’U.R.S.S.)是体现其精神的代表作;1947年以78岁高龄获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对其文学成就迟到的承认。

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1871-1945),全名昂布鲁瓦兹-保尔-图桑特-于勒·瓦雷里(Ambroise-Paul-Toussaint-Jules Valéry),时年50岁,后期象征主义诗人、散文家兼评论家。1920年以前当了20年私人秘书,业余创作主要是诗歌,代表作有长诗《年轻的命运女神》(La Jeune Parque,1917)、诗集《旧诗稿》(Album des vers anciens,1920)和《幻美集》(Charmes,1922)——包括传世名诗《海滨墓园》(Le Cimetière marin);此后,其写作重点转入散文和评论,1924年法朗士去世后接任法国笔会会长,次年入选法兰西学院,接坐法朗士空出的院士第38席。

于勒·罗曼(Jules Romains,1885-1972),本名路易-亨利-让·法里古勒(Louis-Henri-Jean Farigoule),时年36岁,小说家、诗人兼剧作家,“一体主义”诗歌的倡导者。笔会成立前主要作品为诗歌,代表作为诗集《一体的生活》(La Vie unanime,1908),此后转向戏剧和小说,名作有三幕喜剧《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Jules Romains, Knock ou le triomphe de la médecine,1923)和27卷本长篇小说《善意的人们》(Les Hommes de bonne volonté,1932-1946);1934-1939年为法国笔会第三任会长,1936-1941年为国际笔会第三任会长,1946年入选法兰西学院。

于连·莫里斯·加因(Julien Maurice Cain, 1887-1974),时年34岁,荣誉军人、公务员兼艺术史研究者。一战前为艺术史研究生,战争爆发后入伍,1916年受重伤致残,并获得法国最高荣誉的“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后被委派到国防部和外交部共管的外国信息处,到笔会成立时已任处长两年多;数年后出任国会众议院议长办公室主任,1930年被任免为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除了二战时被德军占领的1940-1945年被撤职驱逐外,任职共近30年直到1964年,并获“国家功勋大十字勋章”等各种表彰;作品待查。

本雅明·克雷缪(Benjamin Crémieux,1888-1944),时年33岁,犹太裔作家小说家兼文评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作品的最早研究者。1921年出版自传体小说《全班第一》(Le Premier de la Classe)获布鲁门萨尔奖(Blumenthal Prize),担任法国笔会首任秘书到1939年,代表作有《现代意大利文学概貌》(Panorama de la littérature italienne contemporaine,1928),二战中加入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43年被逮捕,次年在集中营被处死。

克洛德·阿维林(Claude Aveline,1901-1992),本名尤金·阿弗辛(Eugène Avtsine),时年20岁,俄裔作家、编辑兼出版人。18岁时开始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同年在饶勒斯枪杀案审判时认识了75岁的法朗士,结下了忘年之交,在法朗士去世后收集其政治和社会评论文章,加按语编辑出版为四卷本《社会生活三十年》(Trente ans de vie sociale,1949-1973),并担任法朗士学会主席;1920年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编辑”,此后用8年时间编出一套珍藏版名著书库——十卷本《哲理集》 ,共选收了世界十大名家的50部作品;代表作有三部曲《菲利普·丹尼士的一生》(La Vie de Philippe Denis,1930-1952)、五卷本《警察系列》(Suite policière)中的《弗雷德里克·伯洛的双重死亡》(La Double mort de Fréderic Belot,1932)和《七号车厢十五包厢》(Voiture 7 place 15, 1937)。

没有罗曼·罗兰反而人才济济的法国笔会,很快就发展成为英国创始笔会以外最有影响力的笔会。道森-斯科特夫人、高尔斯华绥、法朗士等理想主义的笔会创建者,为了笔会发展大局而向现实妥协,笔会初创时的第一个大难题——“罗曼·罗兰难题”由此化解。

主要参考文献:
1,Marjorie Watts, P.E.N. The Early Years 1921-1929, Aechive Press, London, 1971
2,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 PEN)及其相关分会网页。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
3,维基百科(Wikipedia)相关网页,http://en.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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